经过对中国历史多年的思索，我终于认识到，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认识中国社会的贫富，无论站在哪一边，恐怕都是不正确的，并理解到传统政治观念中合理的一面。
　　
　　一个时期以来，“和谐社会”已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和谐社会”是与“阶级斗争论”相悖的，但后者却没有那么容易退出舞台。同时存在的还有若干论点，如“法律至上论”“制度万能论”等等，它们都奠立在—个“争”字之上，其实都是西方舶来品，能否导致“和谐社会”，就大可怀疑。
　　如何导向“和谐社会”?历史上如果有这样一种社会，它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一个历史学者，只能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了。
　　最近几年，有学者认为我写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也有学者以为，这是“为地主正了名”；还有人说：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历史都被歪曲了。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在18世纪，租佃关系曾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被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以前，政府多不干涉租佃关系一类问题，直到雍正五年，政府“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始谓：“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自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
　　也就是说，今后凡遇到田主欺负佃户这类问题，官府就要出面受理。不过，仅有这一条法律规定，好像就是站在了佃户一边。在这样的场合，是更多地眷顾佃户，还是偏向业主一边?从传统政治的观点来看，官府无论站在哪一边，可以说都是不合政体的。所以定律时又加上了一段文字：“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至于法律为什么不能只讲一边的话，那就需要我们深思了。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五年六月，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如被灾五分，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乾隆开始是批：“著照所请行。”但在御史陈其提出反对意见后，皇帝收回了成命。
　　为什么对收租成数，法律不做硬性的具体规定?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进一步观察清代法律(如雍正五年条例)，在处理租欠问题上，什么叫“完”，什么叫“欠”，交多少才算完，是不是非得交够十成，少交几成算不算完租?……对这些问题，法律本身并没有回答。事实上在民事纠纷中，相关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参考之一，甚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使在存在相关条文的场合，也没有必要受法律文言的细枝末节所束缚，而更多的是根据情理，而不是依严格的条文规定来办事的。如果规定许多详尽具体的条条框框，那在清人看来，恐怕就是孟子所说的“罔民”，设圈套让人钻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政府角色”的问题。在18世纪，中国已面对一些现代问题(或人口大量持续地增加)，和开始了一些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它管的事比以前要多得多了，这反而需要考虑：什么事应该归政府来管?什么事不归它管?管，又管到何等地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
　　18世纪，中国政府挺身而出干预租佃关系问题，可谓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同时，又考虑保持政府应有的适当角色，也可谓带有一定的现代精神。
　　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存在政府的一定干预；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社会则更多地依赖了自身的智慧，即主佃之间的各种罕为人知的“猫腻把戏”和私下行为，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其中若干情节，亦应细细体会。
　　当然也有读者批评此项研究是有“立场问题”，其中当存在不少误解。其实此书的立意，是站在农民立场，并受当代农民“反行为”研究的启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也曾集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即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在某一案例竟让了一百多石，其他让几十石地租的更是常见)，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的作用?或竟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
　　经过多年的思索，笔者终于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也认识到无论贫富，站在哪一边恐怕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从政府及其立法角度来看)，并理解到传统政治观念中合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