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继续教育作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能力不断提升的有力保障，必须始终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其中。笔者通过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规定》中的文本语义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探究与新发展理念偕行共振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实现路径，以期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民营书业从业人员
2020年9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规定》施行，施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彰显着与时偕行、终身学习的深邃意蕴，是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的强大引擎。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是主动回应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代使命的题中之义，更是积极助益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新航标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然而，原有的发展理念相对无法充分满足现实发展需要，致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难以长效规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新发展理念是寄寓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提纲挈领，塑造着出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进路，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势必要更加注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拔高跃迁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应时调适。因此，我们应立足新发展理念，研析《规定》的明确性信息，探究《规定》与新发展理念同频共振理路，助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激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一）创新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施展继续教育治理能效
《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权利保障和义务监督形成了较为专业化的分工契约，但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风险[2]，造成实际执行效果不够理想[3]。鉴于此，《规定》加快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架构思路，构筑起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次级的垂直化、纵深化空间治理体系，突显以权责更加清晰、运行更加顺畅、活力更加丰沛的管理体制，切实推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落地生根。
（二）创新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关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需求
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发展高效化的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有利于助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高质量嬗变。之前，继续教育普遍缺乏科学合理的内容与形式[4]，不利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继续教育。一方面，《暂行规定》提出继续教育教材建设和教材体系要主动调适与不同层次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不相适应的部分，但实际培训中“不加区分、一统到底”的内容实则违背了继续教育因材施教的初衷。另一方面，《暂行规定》虽扩充了多种继续教育形式，但其主要的培训方式难以科学评估效用[4]。所以《规定》格外注重改革创新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的生动诠释，首次义界公需科目与专业科目，提出依照岗位、类别和层次等背景来指导继续教育内容建设;充分扩充继续教育形式，指明要参鉴出版工作表征综合运用新方法、积极探索新方式、统筹推进新模式。《规定》对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举措，将有效减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的工学矛盾等突出问题，使其可采用更加多元的形式汲取更高价值的内容，促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三）创新继续教育财政支撑，保障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权益
继续教育培训费用较高是长期影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贯彻落实的价格障碍，部分出版单位重点审查培训费用而非培训质量[5]，导致继续教育的质量密度持续缩减，限制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虽然《暂行规定》要求各出版单位需依据相关规定，从职工工资总额中足额提取一定工资作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保障经费，但是伴随继续教育培训标价的持续高涨，加之差旅费、住宿费等其他支出，已远超《暂行规定》的赓助标准，致使有能力支持全员参与继续教育的出版单位屈指可数[6]。因此，《规定》重申出版单位肩负支持与保障本单位全员继续教育权益的责任担当，强调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制提取使用职工教育经费，同时做好职工工资、福利等后续保障工作。
（四）创新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激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活力
《规定》高度重视激励机制赋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素質提升的叙事逻辑，要求出版单位构建起将继续教育与考核评价、岗位评价、使用及晋升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并将继续教育的参加情况由以往的“依据之一”上升为“重要依据”。此前《暂行规定》虽引入了激励机制，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致使部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对待继续教育的态度不够端正[7]，导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能力愈发难以满足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可见，组织和个人虽然表面上努力维持和服从制度安排，但实践活动可能与制度压力脱耦脱节[8]。当然，这并不意味激励机制已陷入存废之争，60.91%的高校青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建立完备的激励机制能够最行之有效地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扎根编辑职业[9]。这从侧面印证了健全激励机制能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长期扎根出版场域，不断丰富和涵养其素质能力，积极调动其参与继续教育的在场示能。因此，《规定》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在激励评议的地位与权重，将有效阻遏继续教育存在的短期行为色彩和功利性[10]，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将职业发展规划和继续教育有机联结，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
二、形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协调发展新效率
（一）协调继续教育职责，发挥主管部门协同作战性
跨部门协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策略[11]，《规定》同样建立了跨越部门间隔的部际协同治理新模式。但是，“部门主义”的政策思维和资源配置思维仍然可能对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形成较大阻碍[11]，各部门的决策协调长久以来是一项攻坚课题。相较于《暂行规定》明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由原新闻出版总署及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作为负责主体，《规定》构建的出版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协调分工机制不仅有利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度嵌入，更有利于统理出版要素与人力资源的全面融合。《规定》为严防因权力横向分散而产生管理主体趋向风险规避的“制度迷思”现象，通过法律规制对出版行业不同主管部门的权责进行了科学划分，将有效减少因潜在的多元主体价值竞争和利益博弈所造成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效率降低的情况。 （二）协调继续教育学时，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性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出版专业知识，更需要对实际工作岗位具有较深的了解。因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学时分配应当将注意力着重投射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升华。然而，《暂行规定》规定的72小时年度累计学时并没有突显专业科目的必修性，这极易造成继续教育不侧重专业内容的学时分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12]。因此，出版单位提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触摸价值高地的能力，关键是保证其专业才干不延宕于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强力保障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的培训学时不被挪作他用。为此，《规定》提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专业科目学时不得少于年度累计学时的三分之二的一般性原则，这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学时保障。《规定》拓展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的必要学时将助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素质培育，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建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绿色发展新生态
（一）重视绿色生产，探求信息化教育教学方式
《规定》主要围绕提高继续教育生产的可复用性，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生产方式绿色化展开研讨。伴随信息化逐步渗透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探析网络技术赋能继续教育成为时代趋势。《规定》接续支持网络远程继续教育的发展建设，同时鼓励出版单位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的网络培训的有效方式，并提出对“学习强国”平台优质资源的充分运用，这高度体现了对“绿色出版”理念的实际践行。然而，相关调研发现，网上音视频继续教育形式受学员认可度最低，讲授式、研讨式、现场交流式继续教育最受学员欢迎[13]。诚然，网络继续教育具有成本低廉、集约环保、灵活便捷等优点，但虚拟单向的知识输出使其缺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向往的交互性精神网络社区。同时，网络继续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培训效果难以监督，很容易产生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不听课也能拿学分的情况[14]，甚至出现继续教育机构为增加培训报名人数而组织人员帮助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网上答题获取学时的不良之风[5]。因此，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如何保障网络继续教育真切发挥高质量实效，防止网络资源的浪费，应成为未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深化绿色生产方式的归宿点。
（二）着力绿色生活，推行网络化学时登记管理
《规定》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生活方式绿色化重点聚焦无纸化、数字化的环境友好型办公模式。书面打印、材料提交、签字盖章、经费报销等继续教育事务性的简单机械工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投入和实践产出，更增加了对制作工艺要求较高的办公用纸的使用。办公无纸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出版单位绿色出版的目标。因而《规定》要求部分继续教育形式的学时登记应当登录有关网站提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的证明材料，同时删除《暂行规定》对继续教育机构提交书面备案材料的表述。当然，办公无纸化推广中也偶有波澜，譬如电子发票的开具环节“无纸化”与报账环节“有纸化”的矛盾冲突曾令人质疑其是否沦为形式主义。因此，《规定》协调全流程“无纸化”尚需检视各出版单位是否具有高质量的绿色办公模式，可鼓励出版单位尝试电子签名、电子公章等技术或ERP、CRM等系统，规避与“绿色出版”要求相违背的行径发生。
（三）培育绿色市场，整治商业化继续教育形式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费用较为高昂的部分原因在于继续教育地点的商业化，导致培训产生从“继续教育为首”向“旅游为主，教育为辅”转移的质变偏差[15]。《暂行规定》曾要求继续教育机构不得以继续教育为由，策划境内外公费旅游或其他消费活动，但继续教育仍然出现了异质化的喧嚣。譬如，部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机构特意将培训场所置于行程较远的风景名胜区而使得培训费用虚高[7]。继续教育费用持续增长，使得出版单位愈发难以支持全员参与继續教育，致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享有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规定》重申继续教育机构不得以继续教育名义组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旅游或者与继续教育无关的高消费活动。当然，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未来仍应制定培育绿色消费市场的物质性政策，防范各继续教育机构巧立名目而导致《规定》沦为符号性政策。例如，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将绿色消费纳入继续教育职业道德课程之中，引导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理解、拥护和践行绿色化继续教育消费，倒逼继续教育机构向绿色集约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塑造健康可持续的继续教育绿色消费市场。
四、擘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开放发展新空间
（一）开放继续教育办学，突出公益性办学导向
优化继续教育开放办学环境其实早显端倪，《暂行规定》就曾提出应鼓励引导达到办学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然而，此举虽然从政策层面开放继续教育办学，但在实际运行中，多数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只有参加主管部门教育培训中心或下属机构举办的继续教育才能获得继续教育学时[16]，而这些继续教育机构在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收取过高费用难免有垄断之嫌[17]，这也间接约束了出版单位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的财政支持。与之相较，《规定》高度强调主管部门办学公益性、免费化，破除了原来继续教育被主管部门及其附属继续教育机构过度把控而形成的收费机制不通透等弊端，同时提出建立“开放有序”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并确立各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培训活动应该突显公益免费性质，鼓励支持更多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性继续教育活动[18]，进一步拓展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当然，未来相关主管部门也可试行购买资质达标的社会组织的继续教育公益性服务，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开放发展。 （二）开放继续教育评估，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
引入第三方评估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向度和利益分化格局下保证社会公平的逻辑要求[19]，也是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评估走向开放化的必然途径。《暂行规定》虽然提出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定期对继续教育机构的培训情况展开评估检视，却强调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及其直属继续教育机构的办学主体定位，实际上造成了政策制定机构同样也是培训机构和评估机构，形成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的矛盾局面[10]，难以科学监督和评估继续教育机构的培训质量。对此，有学者提出应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继续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议[10]，但完全由第三方机构行使评估权也可能因市场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造成继续教育市场间歇性的失调、无序。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推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开放有序”，不仅要以开放理念驱动继续教育的高歌猛进，更要以有序手段起到“压舱石”的稳定功用，保证继续教育有序、规范、健康、稳健运行。因此，《规定》鼓励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对继续教育机构教学质量开展评估与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继续教育机构教学质量有机结合，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质量审视更加开放有序，进而推动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的高质量发展。
五、巩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共享发展新成果
（一）锚定全民共享，助益继续教育覆盖全员化
“全民共享”主要解决的是扩大发展成果覆盖受众的广度[20]。当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正步入改革创新深水区，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通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全员化共享，夯实助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层，更好地普惠继续教育发展成果。民营书业企业为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强化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21]，为民营书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优质人力资源。早在2003年，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就曾指出应加强民营书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以加快其发展[22]。然而，广大民營文化公司的书业从业人员至今仍普遍存在从业身份不被认同，以至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参与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等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23]。同时，部分民营书业企业存在的浮躁化内容生产方式亦需要加以健康引导[24-25]。《规定》牢固树立全民共享意识，首次提出加强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政策指导，希望从培训机制健全完善、学时登记探索推进、责任主体压实深化等方面做好继续教育工作，让民营书业从业人员更加便捷地参与继续教育。《规定》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覆盖面的积极扩充，将补足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薄弱环节，促进民营书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倡导共建共享，助力继续教育资源优质化
“共建共享”主要面向共享的实现路径展开，要发挥汇众力聚众智的乘数效应，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20]。《规定》提出统筹协调优质继续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意图以此加强对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指导。一项针对全国各类出版机构编辑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培训现状调研数据显示：70.82%的编辑参加过编辑加工实务课程，参加过选题策划、营销理论与实务等课程的编辑不到30%[26]。由此可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多为编辑加工实务、出版理论与政策法规等共性技能与知识，缺少选题策划、营销理论与实务、版权运营与管理等市场营运类课程。这可能较难满足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需求。同时，在绝大多数出版单位进行市场化改制后，民营书业企业强大的策划能力日益获得出版单位青睐[27]。因此，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发挥民营书业企业在打造优质继续教育课程中的作用，通过民营书业企业共建继续教育课程，将典型民营书业企业的成功市场化经验坐标有效提炼、展示、共享，最终以共建共享隽永阐释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0-10-29）[2021-06-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2]田春霞.基于需求导向的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问题与对策[J].出版科学，2019（04）：48-52.
[3]刘锋.编辑继续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出版科学，2015（03）：42-43.
[4]翟宇.从续展登记注册看编辑继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出版，2013（05）：64-65.
[5]曹明倩.编辑继续教育的改革创新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9（02）：101-104.
[6]接雅俐，唐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规定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3（12）：91-94.
[7]张雪梅.出版职业资格续展中的继续教育问题研究—以学术期刊编辑为例[J].出版广角，2014（18）：82-84.
[8]Tim Hallett. The Myth Incarnate： Recoupling Processes， Turmoil， and Inhabited Institutions in a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J]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01）：52-74.
[9]刘晓涵，张铁明.高校科技期刊青年编辑职业发展状况问卷调查与分析[J].编辑学报，2016（03）：295-298.
[10]席逢遥.对完善编辑出版人员继续教育的探讨[J].中国编辑，2014（03）：86-87.
[11]骈茂林.教育改革中的跨部门协调：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06）：137-148. [12]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杨璐，彭建，侍茹，等.上海市科技期刊编辑继续教育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12）：1181-1185.
[14]王明华.责任编辑注册制度下出版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需求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3（11）：114-116.
[15]曹明倩.对编辑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的反思[J].科技与出版，2016（12）：105-108.
[16]唐秋姗，陈俊国，罗萍.科技期刊英文编辑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12）：1539-1542.
[17]董拯民.勿让编辑继续教育课程成“鸡肋”[J].现代出版，2012（01）：70-71.
[18]汪全莉.我国学术出版的困境与突围思考[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26-128.
[19]肖国芳，杨银付.管办评分离背景下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及突破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0（05）：49-57.
[20]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EB/OL].（2019-05-16）[2021-06-2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16/c_1124491225.htm.
[21]汪全莉.出版企业“心本管理”模式构建[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3（11）：11-12.
[2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民营书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J].出版发行研究，2003（11）：5-21.
[23]李文娟.完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建议[J].科技与出版，2015（05）：116-119.
[24]汪全莉，陈瑞祥，韩育恒，等.智慧出版：内涵阐释、生成背景及应用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0（12）：81-84，109.
[25]陈瑞祥，汪全莉.我国移动游戏盈利模式浅析[J].传播与版权，2021（03）：57-59，66.
[26]姚贵平.编辑职业培训的现状调研与对策建议[J].中国编辑，2019（11）：39-43.
[27]新华网.民营图书迎来最好时代[EB/OL].（2018-02-24）[2021-06-20].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8-02/24/c_129815278.htm.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民营书业从业人员
2020年9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规定》施行，施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彰显着与时偕行、终身学习的深邃意蕴，是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的强大引擎。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是主动回应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代使命的题中之义，更是积极助益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新航标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然而，原有的发展理念相对无法充分满足现实发展需要，致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难以长效规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新发展理念是寄寓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提纲挈领，塑造着出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进路，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势必要更加注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拔高跃迁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应时调适。因此，我们应立足新发展理念，研析《规定》的明确性信息，探究《规定》与新发展理念同频共振理路，助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激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一）创新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施展继续教育治理能效
《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权利保障和义务监督形成了较为专业化的分工契约，但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风险[2]，造成实际执行效果不够理想[3]。鉴于此，《规定》加快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架构思路，构筑起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次级的垂直化、纵深化空间治理体系，突显以权责更加清晰、运行更加顺畅、活力更加丰沛的管理体制，切实推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落地生根。
（二）创新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关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需求
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发展高效化的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有利于助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高质量嬗变。之前，继续教育普遍缺乏科学合理的内容与形式[4]，不利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继续教育。一方面，《暂行规定》提出继续教育教材建设和教材体系要主动调适与不同层次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不相适应的部分，但实际培训中“不加区分、一统到底”的内容实则违背了继续教育因材施教的初衷。另一方面，《暂行规定》虽扩充了多种继续教育形式，但其主要的培训方式难以科学评估效用[4]。所以《规定》格外注重改革创新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的生动诠释，首次义界公需科目与专业科目，提出依照岗位、类别和层次等背景来指导继续教育内容建设;充分扩充继续教育形式，指明要参鉴出版工作表征综合运用新方法、积极探索新方式、统筹推进新模式。《规定》对继续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举措，将有效减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的工学矛盾等突出问题，使其可采用更加多元的形式汲取更高价值的内容，促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三）创新继续教育财政支撑，保障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权益
继续教育培训费用较高是长期影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贯彻落实的价格障碍，部分出版单位重点审查培训费用而非培训质量[5]，导致继续教育的质量密度持续缩减，限制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虽然《暂行规定》要求各出版单位需依据相关规定，从职工工资总额中足额提取一定工资作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保障经费，但是伴随继续教育培训标价的持续高涨，加之差旅费、住宿费等其他支出，已远超《暂行规定》的赓助标准，致使有能力支持全员参与继续教育的出版单位屈指可数[6]。因此，《规定》重申出版单位肩负支持与保障本单位全员继续教育权益的责任担当，强调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制提取使用职工教育经费，同时做好职工工资、福利等后续保障工作。
（四）创新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激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活力
《规定》高度重视激励机制赋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素質提升的叙事逻辑，要求出版单位构建起将继续教育与考核评价、岗位评价、使用及晋升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并将继续教育的参加情况由以往的“依据之一”上升为“重要依据”。此前《暂行规定》虽引入了激励机制，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致使部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对待继续教育的态度不够端正[7]，导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能力愈发难以满足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可见，组织和个人虽然表面上努力维持和服从制度安排，但实践活动可能与制度压力脱耦脱节[8]。当然，这并不意味激励机制已陷入存废之争，60.91%的高校青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建立完备的激励机制能够最行之有效地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扎根编辑职业[9]。这从侧面印证了健全激励机制能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长期扎根出版场域，不断丰富和涵养其素质能力，积极调动其参与继续教育的在场示能。因此，《规定》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在激励评议的地位与权重，将有效阻遏继续教育存在的短期行为色彩和功利性[10]，驱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将职业发展规划和继续教育有机联结，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
二、形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协调发展新效率
（一）协调继续教育职责，发挥主管部门协同作战性
跨部门协调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策略[11]，《规定》同样建立了跨越部门间隔的部际协同治理新模式。但是，“部门主义”的政策思维和资源配置思维仍然可能对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形成较大阻碍[11]，各部门的决策协调长久以来是一项攻坚课题。相较于《暂行规定》明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由原新闻出版总署及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作为负责主体，《规定》构建的出版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协调分工机制不仅有利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度嵌入，更有利于统理出版要素与人力资源的全面融合。《规定》为严防因权力横向分散而产生管理主体趋向风险规避的“制度迷思”现象，通过法律规制对出版行业不同主管部门的权责进行了科学划分，将有效减少因潜在的多元主体价值竞争和利益博弈所造成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效率降低的情况。 （二）协调继续教育学时，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性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出版专业知识，更需要对实际工作岗位具有较深的了解。因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学时分配应当将注意力着重投射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升华。然而，《暂行规定》规定的72小时年度累计学时并没有突显专业科目的必修性，这极易造成继续教育不侧重专业内容的学时分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12]。因此，出版单位提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触摸价值高地的能力，关键是保证其专业才干不延宕于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强力保障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的培训学时不被挪作他用。为此，《规定》提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专业科目学时不得少于年度累计学时的三分之二的一般性原则，这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学时保障。《规定》拓展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的必要学时将助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素质培育，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建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绿色发展新生态
（一）重视绿色生产，探求信息化教育教学方式
《规定》主要围绕提高继续教育生产的可复用性，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生产方式绿色化展开研讨。伴随信息化逐步渗透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探析网络技术赋能继续教育成为时代趋势。《规定》接续支持网络远程继续教育的发展建设，同时鼓励出版单位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的网络培训的有效方式，并提出对“学习强国”平台优质资源的充分运用，这高度体现了对“绿色出版”理念的实际践行。然而，相关调研发现，网上音视频继续教育形式受学员认可度最低，讲授式、研讨式、现场交流式继续教育最受学员欢迎[13]。诚然，网络继续教育具有成本低廉、集约环保、灵活便捷等优点，但虚拟单向的知识输出使其缺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向往的交互性精神网络社区。同时，网络继续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培训效果难以监督，很容易产生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不听课也能拿学分的情况[14]，甚至出现继续教育机构为增加培训报名人数而组织人员帮助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网上答题获取学时的不良之风[5]。因此，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如何保障网络继续教育真切发挥高质量实效，防止网络资源的浪费，应成为未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深化绿色生产方式的归宿点。
（二）着力绿色生活，推行网络化学时登记管理
《规定》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生活方式绿色化重点聚焦无纸化、数字化的环境友好型办公模式。书面打印、材料提交、签字盖章、经费报销等继续教育事务性的简单机械工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投入和实践产出，更增加了对制作工艺要求较高的办公用纸的使用。办公无纸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出版单位绿色出版的目标。因而《规定》要求部分继续教育形式的学时登记应当登录有关网站提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情况的证明材料，同时删除《暂行规定》对继续教育机构提交书面备案材料的表述。当然，办公无纸化推广中也偶有波澜，譬如电子发票的开具环节“无纸化”与报账环节“有纸化”的矛盾冲突曾令人质疑其是否沦为形式主义。因此，《规定》协调全流程“无纸化”尚需检视各出版单位是否具有高质量的绿色办公模式，可鼓励出版单位尝试电子签名、电子公章等技术或ERP、CRM等系统，规避与“绿色出版”要求相违背的行径发生。
（三）培育绿色市场，整治商业化继续教育形式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费用较为高昂的部分原因在于继续教育地点的商业化，导致培训产生从“继续教育为首”向“旅游为主，教育为辅”转移的质变偏差[15]。《暂行规定》曾要求继续教育机构不得以继续教育为由，策划境内外公费旅游或其他消费活动，但继续教育仍然出现了异质化的喧嚣。譬如，部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机构特意将培训场所置于行程较远的风景名胜区而使得培训费用虚高[7]。继续教育费用持续增长，使得出版单位愈发难以支持全员参与继續教育，致使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享有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规定》重申继续教育机构不得以继续教育名义组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旅游或者与继续教育无关的高消费活动。当然，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未来仍应制定培育绿色消费市场的物质性政策，防范各继续教育机构巧立名目而导致《规定》沦为符号性政策。例如，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将绿色消费纳入继续教育职业道德课程之中，引导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理解、拥护和践行绿色化继续教育消费，倒逼继续教育机构向绿色集约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塑造健康可持续的继续教育绿色消费市场。
四、擘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开放发展新空间
（一）开放继续教育办学，突出公益性办学导向
优化继续教育开放办学环境其实早显端倪，《暂行规定》就曾提出应鼓励引导达到办学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然而，此举虽然从政策层面开放继续教育办学，但在实际运行中，多数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只有参加主管部门教育培训中心或下属机构举办的继续教育才能获得继续教育学时[16]，而这些继续教育机构在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收取过高费用难免有垄断之嫌[17]，这也间接约束了出版单位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继续教育的财政支持。与之相较，《规定》高度强调主管部门办学公益性、免费化，破除了原来继续教育被主管部门及其附属继续教育机构过度把控而形成的收费机制不通透等弊端，同时提出建立“开放有序”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并确立各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培训活动应该突显公益免费性质，鼓励支持更多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性继续教育活动[18]，进一步拓展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当然，未来相关主管部门也可试行购买资质达标的社会组织的继续教育公益性服务，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开放发展。 （二）开放继续教育评估，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
引入第三方评估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向度和利益分化格局下保证社会公平的逻辑要求[19]，也是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评估走向开放化的必然途径。《暂行规定》虽然提出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定期对继续教育机构的培训情况展开评估检视，却强调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及其直属继续教育机构的办学主体定位，实际上造成了政策制定机构同样也是培训机构和评估机构，形成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的矛盾局面[10]，难以科学监督和评估继续教育机构的培训质量。对此，有学者提出应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继续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议[10]，但完全由第三方机构行使评估权也可能因市场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造成继续教育市场间歇性的失调、无序。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推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开放有序”，不仅要以开放理念驱动继续教育的高歌猛进，更要以有序手段起到“压舱石”的稳定功用，保证继续教育有序、规范、健康、稳健运行。因此，《规定》鼓励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对继续教育机构教学质量开展评估与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继续教育机构教学质量有机结合，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质量审视更加开放有序，进而推动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的高质量发展。
五、巩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共享发展新成果
（一）锚定全民共享，助益继续教育覆盖全员化
“全民共享”主要解决的是扩大发展成果覆盖受众的广度[20]。当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正步入改革创新深水区，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通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全员化共享，夯实助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层，更好地普惠继续教育发展成果。民营书业企业为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强化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21]，为民营书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优质人力资源。早在2003年，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就曾指出应加强民营书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以加快其发展[22]。然而，广大民營文化公司的书业从业人员至今仍普遍存在从业身份不被认同，以至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参与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等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23]。同时，部分民营书业企业存在的浮躁化内容生产方式亦需要加以健康引导[24-25]。《规定》牢固树立全民共享意识，首次提出加强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政策指导，希望从培训机制健全完善、学时登记探索推进、责任主体压实深化等方面做好继续教育工作，让民营书业从业人员更加便捷地参与继续教育。《规定》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覆盖面的积极扩充，将补足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薄弱环节，促进民营书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倡导共建共享，助力继续教育资源优质化
“共建共享”主要面向共享的实现路径展开，要发挥汇众力聚众智的乘数效应，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20]。《规定》提出统筹协调优质继续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意图以此加强对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指导。一项针对全国各类出版机构编辑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培训现状调研数据显示：70.82%的编辑参加过编辑加工实务课程，参加过选题策划、营销理论与实务等课程的编辑不到30%[26]。由此可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多为编辑加工实务、出版理论与政策法规等共性技能与知识，缺少选题策划、营销理论与实务、版权运营与管理等市场营运类课程。这可能较难满足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需求。同时，在绝大多数出版单位进行市场化改制后，民营书业企业强大的策划能力日益获得出版单位青睐[27]。因此，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发挥民营书业企业在打造优质继续教育课程中的作用，通过民营书业企业共建继续教育课程，将典型民营书业企业的成功市场化经验坐标有效提炼、展示、共享，最终以共建共享隽永阐释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0-10-29）[2021-06-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2]田春霞.基于需求导向的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的问题与对策[J].出版科学，2019（04）：48-52.
[3]刘锋.编辑继续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出版科学，2015（03）：42-43.
[4]翟宇.从续展登记注册看编辑继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出版，2013（05）：64-65.
[5]曹明倩.编辑继续教育的改革创新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9（02）：101-104.
[6]接雅俐，唐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规定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3（12）：91-94.
[7]张雪梅.出版职业资格续展中的继续教育问题研究—以学术期刊编辑为例[J].出版广角，2014（18）：82-84.
[8]Tim Hallett. The Myth Incarnate： Recoupling Processes， Turmoil， and Inhabited Institutions in a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J]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01）：52-74.
[9]刘晓涵，张铁明.高校科技期刊青年编辑职业发展状况问卷调查与分析[J].编辑学报，2016（03）：295-298.
[10]席逢遥.对完善编辑出版人员继续教育的探讨[J].中国编辑，2014（03）：86-87.
[11]骈茂林.教育改革中的跨部门协调：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06）：137-148. [12]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杨璐，彭建，侍茹，等.上海市科技期刊编辑继续教育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12）：1181-1185.
[14]王明华.责任编辑注册制度下出版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需求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3（11）：114-116.
[15]曹明倩.对编辑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的反思[J].科技与出版，2016（12）：105-108.
[16]唐秋姗，陈俊国，罗萍.科技期刊英文编辑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12）：1539-1542.
[17]董拯民.勿让编辑继续教育课程成“鸡肋”[J].现代出版，2012（01）：70-71.
[18]汪全莉.我国学术出版的困境与突围思考[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26-128.
[19]肖国芳，杨银付.管办评分离背景下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及突破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0（05）：49-57.
[20]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EB/OL].（2019-05-16）[2021-06-2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16/c_1124491225.htm.
[21]汪全莉.出版企业“心本管理”模式构建[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3（11）：11-12.
[2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民营书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J].出版发行研究，2003（11）：5-21.
[23]李文娟.完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建议[J].科技与出版，2015（05）：116-119.
[24]汪全莉，陈瑞祥，韩育恒，等.智慧出版：内涵阐释、生成背景及应用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0（12）：81-84，109.
[25]陈瑞祥，汪全莉.我国移动游戏盈利模式浅析[J].传播与版权，2021（03）：57-59，66.
[26]姚贵平.编辑职业培训的现状调研与对策建议[J].中国编辑，2019（11）：39-43.
[27]新华网.民营图书迎来最好时代[EB/OL].（2018-02-24）[2021-06-20].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8-02/24/c_1298152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