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播
【作者单位】程万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
【中图分类号】G239.29;K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1.006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既缺少理论基础，也缺乏骨干人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根据现有的资料，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最早传到中国的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李提摩太，但他并不是单独为了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899年2月至5月，李提摩太在其主持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他和蔡尔康合作节译的《大同学》（即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的前四章）。在为该书所作的译序中，李提摩太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李提摩太在序言中介绍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 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1]这段文字既介绍了《社会进化》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几个主要观点：资本向全世界扩展，突破了国家的范围;资本的扩展造成了财富的集中;资本集中导致了无产者的所有权，拯救无产者以安民救世。这里，他实际上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在该文中李提摩太还提到了恩格斯，他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这篇文章以及他们翻译的《大同学》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引入中国。
随后不久，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在1902年9月第18号《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在该文中他借助颉德（即本杰明·基德）的话对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3]这里，梁启超说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尼志埃”今译为尼采。梁启超可以说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中国人。
继梁启超文章发表之后，1903年，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分上下两卷公开出版。这本书被称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3]。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星的，与其他西方学术思潮或流派一起介绍，而这部著作是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它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以及巴黎公社的斗争。该书对马克思做出很高的评价，称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偉人”，称颂《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该书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这是继李提摩太之后对《共产党宣言》较早的一段中译文。该书出版后多次重印，对于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因为《近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诸实践，但是，这些著作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忱，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新空气。”[4]
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五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目录，这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1906年初，朱执信（署名势伸）在《民报》第2期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措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撰写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作品，也是第一次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的部分内容。创刊于1907年6月的《天义报》（在日本创刊）在1908年春连续刊发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开创了若干“第一次”：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登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这是第一次用中文译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也是第一次全文翻译恩格斯的完整文章。1908 年3月，《天义》报第 16至19 卷合刊（春季增刊）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引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这也是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引言和第一章全文。刘师培在为译文所作的《序》中，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1912年5至7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连续刊登了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翻译刊载恩格斯的著作。 二、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育了思想土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随后更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旧的封建道德、思想、文化宣战，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作为一场空前而深刻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有力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传播的闸门，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接受进步思想破除了障碍，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作品已经有一定的翻译和传播，但总的来说一是比较零散，二是总体规模很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翻译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爆发不久，上海《国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称赞苏俄：“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李大钊在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3号上刊登了《新纪元》一文，认为十月革命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5]。从此开始，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
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是先驱者和擎旗人;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为代表，是这个队伍的主体部分;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以董必武等人为代表[7]。在他们的引领和主导下，马列著作进入有组织有意识的自觉出版传播阶段。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文。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了“舍”（即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摘译了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最后部分。
从1919年5月起到11月止，《晨报》利用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的机会，与《新青年》联合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辑，连续六个月陆续发表《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等中译本或文章。其中，《劳动与资本》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资本论》的通俗性著作。
1919年5月，《晨报》还发表了渊泉（陈溥贤）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介绍《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文章，这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系统全面介绍的文章。文章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犹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1919年8月，留学美国的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革命措施。1919年11月初，《国民》第2卷第1号，发表了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昂格斯即恩格斯），该文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内容。1919年12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5号刊发了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摘译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八段语录。
1920年4月26日，《时事新报》在第一版刊登共学社出版马克思研究丛书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广告谈道：
马克思的学说。在近代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他发展的时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应该研究的。但是此项材料。我国尚少输入。本社为此。特地撰译各种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译成丛书。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附记书名如左。
随后，该广告列出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文化史上底马克思》、郭泰的《唯物史观的解说》等9种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时，该广告又在“共学社丛书”广告中，推荐介绍了《社会主义之意义》《马克斯派社会主义》等8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俄国革命的图书。
1920年6月，《国民》第2卷第2、3号，发表W. Paschal Larkin著、常乃惪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其中部分翻译介绍了《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内容，以及《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有关内容。1920年6月6日，上海亚东图书馆在《申报》刊登“社会经济丛书”广告，其中包括考茨基著、戴季陶译的《资本论解说（附注）》，附录一马克斯（思）传（戴季陶译），附录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附录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陈望道译）。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有很多故事。虽然之前对《共产党宣言》有过很多介绍，也零星地有些翻译，但始终没有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五四时期，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有意在该刊上全文连载《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全文，邵力子得知此消息后向戴季陶推荐了理论和语言功底俱佳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陈望道。陈望道在接到邵力子的约稿后，便回到家乡义乌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并参照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专心致志地翻译该书。在陈望道经过百余天“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全文译出带到上海准备出版之时，却出现了意外，《星期评论》面临停刊，无法继续连载，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出版计划也遇到了困难。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在得知《共产党宣言》已经译成中文却遇到出版困难时，决定资助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书稿经过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于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中文版问世，该译本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起点”[8]。该书第一版无中文序言，封面上部分是书名，下部分占封面3/4是马克思56岁时的半身像。由于出版仓促，《共产党宣言》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由于初印只有1000册，很快赠售一空，于是9月就出版了第二版并将第一版的书名错误修正过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问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很多革命者就是通过阅讀《共产党宣言》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国内学者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留学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国外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如后来李维汉曾回忆的：“约在（1920 年）八月和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即蔡和森——引者注）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9]
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同时，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伊文恩图书公司发行恩格斯著、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书中附有《恩格斯传》。该社为该书所做的广告中说道：“我们谈社会主义，不是就要说起马克思吗？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读马克思的书，还该读恩格斯的书”[4]。同月，《建设》杂志第2卷刊发了徐苏中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其中摘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的部分段落。1920年10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3号，发表马克思著、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920年10月，《东方杂志》第17卷19号刊发了恽代英摘译的《英哲尔士论国家的起源》（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写了“译者志”，首次向国内介绍这部名著。1920年12月，《建设》第3卷第1号，发表阴格尔（恩格斯）著、徐苏中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其中摘译了《反杜林论》第3篇第2章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论部分。1921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翻译的是日本河上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摘译。1921年3月，该杂志又发表了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其中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代表性著作的语录。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代表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一些著作或者全文翻译或者摘要翻译，在知识界、思想界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介绍和理解，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学界最为流行的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中国进行翻译和介绍的同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注重引介列宁的著作。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列宁的《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今译《俄国的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我国第一篇列宁著作译文。同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周刊第16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李宁（即列宁）的谈话》。1919年12月，郑振铎在《新中国》月刊上翻译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20年7月，《少年世界》发表了叔愚翻译的《李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1920年11至12月，《曙光》《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先后翻译了列宁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原译为《旧治更新》）、《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原译为《民族自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原译为《俄罗斯的新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原译为《过渡时代的经济》）、《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译为《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等文章或文献。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中共早期组织刊物《共产党》创刊，由李达主编。本期刊发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第一次在中国集中介绍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19种列宁著作目录，这是最早向中国读者集中介绍列宁的著作。1921年4至6月，《共产党》《新青年》翻译了由沈雁冰、成舍我、李达等翻译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国家与革命》《路易·勃朗主义》《伟大的创举》等列宁著作。
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原文的翻译出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情况撰写了大量介绍、阐释和研究性的文章，李大钊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早在1918年，他就在《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成为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人。1919年9月，李大钊担任《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轮值主编，将当期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发表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成为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陈独秀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先后创办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共产党》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0]。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1919年创办的《湘江评论》，5期中一人撰文40篇，《民众的大联合》最为著名，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宣传工作负责人，建立了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从1919至1920年，他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意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传播主体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身份较为复杂，既有李提摩太这样的传教士，也有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还有后来成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如朱执信、马君武、赵必振等，以及信奉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等。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则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他们后来积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力量，也有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推动共产党建立后转向投靠国民党并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如戴季陶等。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成分极为复杂。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绝大部分是留日学者，在日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回国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上述人员除李提摩太外，其他人无一例外都有过在日本留学或者流亡的经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陈启修、陈溥贤（陈博生）、郑次川、徐苏中等也都曾留学日本。十月革命后，张闻天、蔡和森、周恩来等留学美、法的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義理论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传播目的看，早期的传播者有的并没有刻意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它与其他思潮一并进行介绍，但客观上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或者论断。有的则是自觉地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拯救中国民族命运、让广大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必由之路。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十月革命后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学说。正如林伯渠后来回忆中所说的：“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11]对于近代先进中国人寻找真理的艰难过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精彩的总结，他说：“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6]
从传播内容看，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介绍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上不够系统，往往从翻译或介绍者感兴趣或为其所用的角度进行片段式介绍;二是大多数不够准确，很多译者断章取义为我所需，比如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大量删节改写，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阐发;三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介绍也经历了从英美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到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再到苏联列宁著作的翻译介绍的变化过程;四是以《共產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经典作品获得了广泛传播和介绍，其他诸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部分内容也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重视和传播，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比如李大钊等）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准确的介绍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力图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从传播载体看，期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报纸、图书出版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万国公报》《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新世纪》《国民》《东方》《建设》《新中国》等杂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篇幅的介绍，后来《青年杂志》（《新青年》）《曙光》《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共产党》等更是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重要内容。可以说，期刊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主角，而像《晨报》《国民日报》等报纸，广智书局、共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单位则扮演了配角，它们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从传播效果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黑暗中找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培育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很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力量和领导者，这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基本力量。此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问题，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提出，要结合民族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播下了萌芽的种子。因此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也就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提摩太译，蔡尔康纂述. 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J]. 万国公报，1899（121）：27-28.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3] 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N]. 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
[4]姜义华. 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N]. 文汇报，1982-07-26.
[5]吕延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上卷）[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18;368.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1093.
[7]中共中央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3-24.
[8]王东，陈有进，贾向云.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33.
[9]李维汉新民学会与蔡和森同志. 回忆蔡和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24.
[10]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40.
[11] 林伯渠. 林伯渠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96.
【作者单位】程万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
【中图分类号】G239.29;K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1.006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既缺少理论基础，也缺乏骨干人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根据现有的资料，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最早传到中国的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李提摩太，但他并不是单独为了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899年2月至5月，李提摩太在其主持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他和蔡尔康合作节译的《大同学》（即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的前四章）。在为该书所作的译序中，李提摩太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李提摩太在序言中介绍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 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1]这段文字既介绍了《社会进化》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几个主要观点：资本向全世界扩展，突破了国家的范围;资本的扩展造成了财富的集中;资本集中导致了无产者的所有权，拯救无产者以安民救世。这里，他实际上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在该文中李提摩太还提到了恩格斯，他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这篇文章以及他们翻译的《大同学》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引入中国。
随后不久，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在1902年9月第18号《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在该文中他借助颉德（即本杰明·基德）的话对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3]这里，梁启超说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尼志埃”今译为尼采。梁启超可以说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中国人。
继梁启超文章发表之后，1903年，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分上下两卷公开出版。这本书被称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3]。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星的，与其他西方学术思潮或流派一起介绍，而这部著作是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它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以及巴黎公社的斗争。该书对马克思做出很高的评价，称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偉人”，称颂《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该书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这是继李提摩太之后对《共产党宣言》较早的一段中译文。该书出版后多次重印，对于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因为《近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诸实践，但是，这些著作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忱，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新空气。”[4]
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五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目录，这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1906年初，朱执信（署名势伸）在《民报》第2期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措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撰写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作品，也是第一次直接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的部分内容。创刊于1907年6月的《天义报》（在日本创刊）在1908年春连续刊发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开创了若干“第一次”：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登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这是第一次用中文译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也是第一次全文翻译恩格斯的完整文章。1908 年3月，《天义》报第 16至19 卷合刊（春季增刊）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引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这也是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引言和第一章全文。刘师培在为译文所作的《序》中，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1912年5至7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连续刊登了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翻译刊载恩格斯的著作。 二、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育了思想土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随后更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旧的封建道德、思想、文化宣战，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作为一场空前而深刻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有力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传播的闸门，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接受进步思想破除了障碍，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作品已经有一定的翻译和传播，但总的来说一是比较零散，二是总体规模很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翻译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爆发不久，上海《国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称赞苏俄：“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李大钊在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3号上刊登了《新纪元》一文，认为十月革命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5]。从此开始，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
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是先驱者和擎旗人;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为代表，是这个队伍的主体部分;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以董必武等人为代表[7]。在他们的引领和主导下，马列著作进入有组织有意识的自觉出版传播阶段。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文。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了“舍”（即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摘译了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最后部分。
从1919年5月起到11月止，《晨报》利用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的机会，与《新青年》联合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辑，连续六个月陆续发表《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等中译本或文章。其中，《劳动与资本》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资本论》的通俗性著作。
1919年5月，《晨报》还发表了渊泉（陈溥贤）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介绍《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文章，这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系统全面介绍的文章。文章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犹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1919年8月，留学美国的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革命措施。1919年11月初，《国民》第2卷第1号，发表了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昂格斯即恩格斯），该文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内容。1919年12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5号刊发了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摘译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八段语录。
1920年4月26日，《时事新报》在第一版刊登共学社出版马克思研究丛书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广告谈道：
马克思的学说。在近代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他发展的时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应该研究的。但是此项材料。我国尚少输入。本社为此。特地撰译各种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译成丛书。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附记书名如左。
随后，该广告列出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文化史上底马克思》、郭泰的《唯物史观的解说》等9种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时，该广告又在“共学社丛书”广告中，推荐介绍了《社会主义之意义》《马克斯派社会主义》等8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俄国革命的图书。
1920年6月，《国民》第2卷第2、3号，发表W. Paschal Larkin著、常乃惪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其中部分翻译介绍了《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内容，以及《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有关内容。1920年6月6日，上海亚东图书馆在《申报》刊登“社会经济丛书”广告，其中包括考茨基著、戴季陶译的《资本论解说（附注）》，附录一马克斯（思）传（戴季陶译），附录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附录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陈望道译）。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有很多故事。虽然之前对《共产党宣言》有过很多介绍，也零星地有些翻译，但始终没有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五四时期，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有意在该刊上全文连载《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全文，邵力子得知此消息后向戴季陶推荐了理论和语言功底俱佳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陈望道。陈望道在接到邵力子的约稿后，便回到家乡义乌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并参照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专心致志地翻译该书。在陈望道经过百余天“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全文译出带到上海准备出版之时，却出现了意外，《星期评论》面临停刊，无法继续连载，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出版计划也遇到了困难。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在得知《共产党宣言》已经译成中文却遇到出版困难时，决定资助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书稿经过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于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中文版问世，该译本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起点”[8]。该书第一版无中文序言，封面上部分是书名，下部分占封面3/4是马克思56岁时的半身像。由于出版仓促，《共产党宣言》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由于初印只有1000册，很快赠售一空，于是9月就出版了第二版并将第一版的书名错误修正过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问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很多革命者就是通过阅讀《共产党宣言》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国内学者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留学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国外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如后来李维汉曾回忆的：“约在（1920 年）八月和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即蔡和森——引者注）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9]
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同时，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伊文恩图书公司发行恩格斯著、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书中附有《恩格斯传》。该社为该书所做的广告中说道：“我们谈社会主义，不是就要说起马克思吗？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读马克思的书，还该读恩格斯的书”[4]。同月，《建设》杂志第2卷刊发了徐苏中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其中摘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的部分段落。1920年10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3号，发表马克思著、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920年10月，《东方杂志》第17卷19号刊发了恽代英摘译的《英哲尔士论国家的起源》（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写了“译者志”，首次向国内介绍这部名著。1920年12月，《建设》第3卷第1号，发表阴格尔（恩格斯）著、徐苏中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其中摘译了《反杜林论》第3篇第2章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论部分。1921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翻译的是日本河上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摘译。1921年3月，该杂志又发表了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其中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代表性著作的语录。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代表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一些著作或者全文翻译或者摘要翻译，在知识界、思想界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介绍和理解，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学界最为流行的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中国进行翻译和介绍的同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注重引介列宁的著作。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列宁的《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今译《俄国的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我国第一篇列宁著作译文。同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周刊第16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李宁（即列宁）的谈话》。1919年12月，郑振铎在《新中国》月刊上翻译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20年7月，《少年世界》发表了叔愚翻译的《李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1920年11至12月，《曙光》《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先后翻译了列宁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原译为《旧治更新》）、《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原译为《民族自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原译为《俄罗斯的新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原译为《过渡时代的经济》）、《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译为《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等文章或文献。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中共早期组织刊物《共产党》创刊，由李达主编。本期刊发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第一次在中国集中介绍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19种列宁著作目录，这是最早向中国读者集中介绍列宁的著作。1921年4至6月，《共产党》《新青年》翻译了由沈雁冰、成舍我、李达等翻译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国家与革命》《路易·勃朗主义》《伟大的创举》等列宁著作。
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原文的翻译出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情况撰写了大量介绍、阐释和研究性的文章，李大钊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早在1918年，他就在《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成为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人。1919年9月，李大钊担任《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轮值主编，将当期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发表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成为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史上的经典之作。陈独秀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先后创办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共产党》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0]。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成员，1919年创办的《湘江评论》，5期中一人撰文40篇，《民众的大联合》最为著名，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宣传工作负责人，建立了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从1919至1920年，他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意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传播主体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身份较为复杂，既有李提摩太这样的传教士，也有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还有后来成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如朱执信、马君武、赵必振等，以及信奉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等。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则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他们后来积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力量，也有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推动共产党建立后转向投靠国民党并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如戴季陶等。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成分极为复杂。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绝大部分是留日学者，在日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回国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上述人员除李提摩太外，其他人无一例外都有过在日本留学或者流亡的经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陈启修、陈溥贤（陈博生）、郑次川、徐苏中等也都曾留学日本。十月革命后，张闻天、蔡和森、周恩来等留学美、法的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義理论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传播目的看，早期的传播者有的并没有刻意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它与其他思潮一并进行介绍，但客观上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或者论断。有的则是自觉地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拯救中国民族命运、让广大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必由之路。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十月革命后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学说。正如林伯渠后来回忆中所说的：“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11]对于近代先进中国人寻找真理的艰难过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精彩的总结，他说：“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6]
从传播内容看，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介绍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上不够系统，往往从翻译或介绍者感兴趣或为其所用的角度进行片段式介绍;二是大多数不够准确，很多译者断章取义为我所需，比如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大量删节改写，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原文进行阐发;三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介绍也经历了从英美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到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再到苏联列宁著作的翻译介绍的变化过程;四是以《共產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经典作品获得了广泛传播和介绍，其他诸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部分内容也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重视和传播，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比如李大钊等）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准确的介绍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力图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从传播载体看，期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报纸、图书出版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万国公报》《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新世纪》《国民》《东方》《建设》《新中国》等杂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篇幅的介绍，后来《青年杂志》（《新青年》）《曙光》《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共产党》等更是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重要内容。可以说，期刊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主角，而像《晨报》《国民日报》等报纸，广智书局、共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单位则扮演了配角，它们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从传播效果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黑暗中找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培育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很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力量和领导者，这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基本力量。此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问题，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提出，要结合民族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播下了萌芽的种子。因此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也就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提摩太译，蔡尔康纂述. 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J]. 万国公报，1899（121）：27-28.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3] 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N]. 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
[4]姜义华. 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N]. 文汇报，1982-07-26.
[5]吕延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上卷）[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18;368.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1093.
[7]中共中央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3-24.
[8]王东，陈有进，贾向云. 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33.
[9]李维汉新民学会与蔡和森同志. 回忆蔡和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24.
[10]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40.
[11] 林伯渠. 林伯渠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