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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1924-1990），一位旗帜鲜明的意大利作曲家，一位值得尊重的20世纪先锋派音乐的战士，一生创作大量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包括歌剧、管弦乐、室内乐及多种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他所处的时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促使他思考问题并形成了成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诺诺于1952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75年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这样的政治信仰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直接深入到音乐作品之中。他提倡并实践音乐创作为政治信仰服务，反对恐怖政治、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纳粹、反对核武器，他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工人罢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他有意识地在音乐创作中运用与这些内容相关的题材，并将现代作曲技术与之融合，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1956年完成的为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合唱队和乐队而作的《中断的歌》（llcanto sospeso）可以说是众多此类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一部，不论是政治性、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一、政治性
西方艺术音乐脱胎于教堂，其形式从声乐发端，起初其目的是为宗教服务。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步，出现为政治服务的音乐，乃是情理之中。在西方，音乐具有政治性并非社会主流思想、并非官方主导思想，因此，冠以“政治性”的音乐作品，似乎有遭受排斥和贬义之嫌。而从我们的角度，音乐具有政治性，和时代紧密相连，反映现实社会，承认音乐的功能性，则属理所当然。
西方政治性音乐，第一部大型作品是汉斯·艾斯勒（Harms Eisler）的清唱剧《措施》（Die Massnahme），1930年12月首演于柏林。自此，政治性音乐层出不穷，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保罗·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清唱剧《不停顿》（Das Unaufhorliche，1931）；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合唱《英雄歌谣》（Ballad of Heros，1939）；迈克尔·蒂皮特（Hiechael Tippett）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1939-1941）：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的合唱与乐队作品《囚徒之歌》（Canti d1 prigionia，1938-1941）；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的管弦乐《1941年组曲》（Suite 1941，1941）；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为朗诵、男声合唱与乐队而作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A Survivor from Warsaw，1947）等。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为表达明确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感，政治性音乐的表现形式大多为声乐，体裁多为清唱剧、合唱等，题材和政治内容相关，或直接来源于历史事件。
诺诺《中断的歌》体裁为清唱剧，题材与战争相关，反纳粹、反法西斯并警示世人，其歌词来源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被捕的抵抗战士在临刑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整理出版的书信集《欧洲抵抗战士的遗言》，涉及11位战士的书信，内容感人至深，立意深远。作品不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遵循了固有的理念和做法，延续了传统，其政治性音乐的特质显而易见。
《中断的歌》由9个乐章组成，构思缜密。第一、第四乐章为乐队演奏，序奏性质，音响压抑、空旷、苍白，令人不安，奠定了音乐的基调，第八乐章为管乐队演奏，表现了法西斯的丑恶。余下的6个乐章有3个乐章的声乐部分为合唱，第二乐章为无伴奏圣咏式合唱，歌词来自于保加利亚一位26岁的教师与记者，表达了对胜利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和为正义而献身的义无反顾；第六乐章为合唱与乐队，歌词来自于波兰的一位抵抗战士，表达了内心的恐惧和对美好生活的留恋：第九乐章为合唱与定音鼓，歌词来自于苏联、意大利和德国3个不同国家的抵抗战士，反映了他们不畏死亡、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第五、第七乐章结合书信的作者和歌词的内容采用了不同的演唱形式的结合，第三乐章为女高音、女低音和男高音独唱与乐队，歌词来自于希腊的两位学生和一位理发师，是3位青少年大义凛然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第五乐章为男高音独唱与乐队，是波兰一位14岁农夫儿子受尽折磨的哭诉；第七乐章为女高音独唱、女声合唱与乐队，是苏联的一位女性向母亲所作的诀别，充满了悲凉。歌词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抵抗战士的信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语句共同阐释了他们的信念、斗志与希望，歌词与音乐完美结合，情感和政治内涵得到提升。
诺诺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员，为表达其政治信仰而写作，为捍卫政治信仰而战，因此《中断的歌》可以认为是他践行自己政治信仰最突出的例证。诺诺的态度是鲜明的，情感是真实的，在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充分反映了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敢于当担、敢于作为的气魄。作品鲜明的政治性，源于他的内心，源于他的政治信仰，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二、思想性
诺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就积极参加反纳粹活动，参与意大利抵抗组织（Italian Resistance）的活动。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积极进步的思想，反对一切罪恶的行径。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后来的政治信仰，正是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使他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才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积极进步的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引领着他努力前行，创作符合自己思想要求、和时代脉搏相吻合的音乐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有目共睹的物质上的摧毁、惨绝人寰的杀戮，同时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因此，战后促使全社会开始思考战争的非理性，思考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作曲家们也不例外，思考、创作，不断循环，寻找着各自创作的方向。有的人往纯音乐的方向发展，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创作；有的人将音乐和历史事件、现实生活及自身的感悟思索相结合，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创作。诺诺属于后者，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选择适当的题材表达自己的思想，彰显音乐的魅力、功能及作用。《中断的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其创作主张的突出体现，其思想性清晰可见。 诺诺自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其政治信仰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创作思想，折射出了他的创作轨迹。如《加西亚·洛尔卡墓志铭》（Epitaffio per Garcia Lorca，1953）、《格尔尼卡的胜利》（La victoire deGuernica，1954）、《中断的歌》（1956）、《狄多娜的合唱》（Corod1 Didone，1958）。歌剧《偏狭》（Intollerenza）创作于1960-1961年，在威尼斯和科隆上演时给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诺诺将其献给勋伯格，希望用此作品来证明政治性音乐只能由最高级的艺术形式来完成。此后的作品包括《生命与爱之歌——在广岛的桥头上》（Canti di vita e d’amoreSul ponte d1 Hiroshima，1962）、《致基奥马尔的歌》（Canciones a Guiomar，1962-1963）、加入了电子声响努力提高作品艺术性的政治性舞台作品《调查》（Music for Die Ermittlung，1965）、根据《共产党宣言》为女高音、合唱和乐队所创作的《一个幽灵在世界游荡》（Ein Gespenst gest urn in der Welt，1971）、《力量和光明的象征》（Como una ola de Fuerzay Luz，1972）、歌剧《在爱情的炽烈阳光下》（A1 gran sole carico d’amore，1974-1975）等。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创作具有偶然性，那么同一类型众多作品的出现，且贯穿始终就是一种必然，是内心情感及思想的使然。诺诺政治性音乐作品的量及时间跨度证明了其作品的思想性。
诺诺不仅是一位有政治信仰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心怀人道主义理想的作曲家；他所反对的不仅是和他持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所反对的，也是全人类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所反对的；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是政治信仰的反映，也是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反映。因此，《中断的歌》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思想性，特别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承认其思想性更是理所应当。《中断的歌》的歌词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能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同时深入内心引领行为；不仅是对逝去的亡灵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心灵的抚慰；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警示。反对法西斯暴行，表达的不仅是作曲家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也不仅是一个党派的所思所想，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站在这个角度，作品的思想性跃然纸上。
诺诺作为一位先锋派作曲家，他努力将音乐内容和严谨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努力不仅使作品符合自己的思想，同时符合审美标准。然而，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品的内容不被西方世界认可，其形式不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认同，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倡导的革命信念和音乐现代主义的混合体，现在看来，是可以给予肯定的。其原因一个是有像《中断的歌》这样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另外，时过境迁，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发展，西方世界在反思，作品内容、形式被认同。至此，承认诺诺作品的思想性是自然的了。
三、艺术性
“音乐只能进一步强调词所声明的内容，任何政治性音乐只要变换一下歌词就能为另一方所接受。当然，音乐家本身也可能为政治服务，但他们作品的价值必须按审美标准、而不是按政治标准来评判”。不管诺诺对这样的观点赞成与否他都无法回避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诺诺采取积极的态度以行动来证明一切，用音乐作品阐释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立场。因此，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作曲技术的应用，特别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而不是固执地偏向一方。在他的作品中，将政治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既符合自身的政治信仰要求，同时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中断的歌》即是这样的作品。
诺诺虽然被奉为先锋派作曲家，但他珍视传统，传承作曲技术，很好地处理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技术的运用精益求精，努力追求作品的艺术性。《中断的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观念的指引下完成的，采用的无调性的音乐风格。从勋伯格1923年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的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Op.25）算起在当时就已有33年的历史，整体序列技术的运用诺诺也并不是第一人，但对于音乐创作而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诺诺根据题材采用适当的技术艺术化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中断的歌》其艺术性突出地表现在运用理性的控制反对纳粹的非理性，从形式上同样表达作品强烈的思想意图，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乃至于完美的统一。在理性控制上，遵循西方艺术音乐最根本的原则“秩序性”，凝练精致，至善至美，并将其发挥至极致，不仅在音高上运用序列技术，而且在节奏上同样秩序化。整体序列技术的运用，作品的艺术性得到充分的彰显。音高序列原形如下：
音高序列特征鲜明，逻辑性强，内涵丰富，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从外部形态看，以A为中心音，构成扇形序列：第二，从音符的进行方向上看，以La为轴心音，构成倒影序列：第三，序列开始的两个音为A和bB，然后以这两个音为开始音分别向下、向上构成纯四度的半音音阶，构成双重半音阶序列；第四，从音高关系上看，序列相邻音之间形成了各种音程，构成全音程序列：第五，序列以6个音为一组，每组相邻音之间构成的音程是另一组逆行相对应位置音程的转位，构成对称性质的序列：第六，将序列的第7、9、11音移高八度，后半部分是前半部分移高三全音的逆行进行，构成对称序列。魔幻般的音高序列设计，其艺术性可见一斑。
在节奏序列方面，巧妙的设计与缜密的安排已成为了经典之一，运用数理逻辑、排列组合等对节奏序列进行组织，运用节奏序列的各乐章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凸显其复杂的理性思维。
第二乐章，节奏序列由1、2、3、5、8、13组成斐波那契数列，从第3数开始，每一个数是前两个数的和，实际应用中，将6个数有序组合，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如第一句就将斐波那契数列进行了先升序再降序的排列；第五乐章，节奏序列由7、2、1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3个数组成，如第一句即为先降序再升序并结合每数重复排列构成的节奏序列；第六乐章A段和B段的节奏序列均由2、3、5、8、12、17组成，第1数为2，第2数是第1数加1，第3数是第2数加2，以此类推直至加到5为止，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6个数有序组成，如B段第一句，节奏序列为这6个数先降序再升序的结合：第八乐章，节奏序列由从1开始升序排列的12个数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都由这12个数组成，但组织方式不同，如第九句，12个数奇数按降序、偶数按升序排列即为节奏序列：第九乐章，节奏序列由1、3、5、7、11、13组成，均为奇数，但缺少9，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6个数有序组成，如第三句，节奏序列为每数出现两次并结合升序、降序、排列组合等构成节奏序列。
诺诺《中断的歌》将音乐创作的秩序性发挥到了极致，这种预设结构、精心的布局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将理性与感性、艺术创造与政治信仰有机融合，深入到自己的血液之中，进发了内心的热情，铸就了经典之作，作品的艺术性通过节奏序列，通过节奏序列的秩序性表现出来，并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结语
诺诺《中断的歌》无论是政治性、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三者的高度的契合。诺诺似乎在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评论界如何认为，一部音乐作品是能够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紧密结合的，并且他践行了自己的观点，写出了让西方评论界为之震惊的作品。他否定了艺术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不能融合、非此即彼的观点，同时他也证明了“音乐只能进一步强调词所声明的内容，任何政治性音乐只要变换一下歌词就能为另一方所接受”这句话的不确切性。因为在《中断的歌》中声乐部分采用了“文本分裂”的技术，每个音和词的每个音节或字母都是一一对应的，具有唯一性。另外，《中断的歌》中有3段纯器乐的音乐，通过合理的技法的运用同样表达了作品的内容，不带词的纯器乐音乐同样可以表达思想情感。
诺诺在他所处的西方世界，在他所处的国度，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非主流，更不是官方主张的意识形态。因此他更需要有坚强的信念与决心，从自身而言他需要失去的更多，同时也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他冲破重重阻碍，做到了按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来行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坚定性，他用他不朽的作品表达了思想，践行了他的艺术观点、审美原则。诺诺不仅是20世纪先锋派音乐的战士，更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中断的歌》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协调与统一引人思考，值得研究、学习与借鉴。
一、政治性
西方艺术音乐脱胎于教堂，其形式从声乐发端，起初其目的是为宗教服务。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步，出现为政治服务的音乐，乃是情理之中。在西方，音乐具有政治性并非社会主流思想、并非官方主导思想，因此，冠以“政治性”的音乐作品，似乎有遭受排斥和贬义之嫌。而从我们的角度，音乐具有政治性，和时代紧密相连，反映现实社会，承认音乐的功能性，则属理所当然。
西方政治性音乐，第一部大型作品是汉斯·艾斯勒（Harms Eisler）的清唱剧《措施》（Die Massnahme），1930年12月首演于柏林。自此，政治性音乐层出不穷，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保罗·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清唱剧《不停顿》（Das Unaufhorliche，1931）；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合唱《英雄歌谣》（Ballad of Heros，1939）；迈克尔·蒂皮特（Hiechael Tippett）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1939-1941）：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的合唱与乐队作品《囚徒之歌》（Canti d1 prigionia，1938-1941）；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的管弦乐《1941年组曲》（Suite 1941，1941）；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为朗诵、男声合唱与乐队而作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A Survivor from Warsaw，1947）等。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为表达明确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感，政治性音乐的表现形式大多为声乐，体裁多为清唱剧、合唱等，题材和政治内容相关，或直接来源于历史事件。
诺诺《中断的歌》体裁为清唱剧，题材与战争相关，反纳粹、反法西斯并警示世人，其歌词来源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被捕的抵抗战士在临刑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整理出版的书信集《欧洲抵抗战士的遗言》，涉及11位战士的书信，内容感人至深，立意深远。作品不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遵循了固有的理念和做法，延续了传统，其政治性音乐的特质显而易见。
《中断的歌》由9个乐章组成，构思缜密。第一、第四乐章为乐队演奏，序奏性质，音响压抑、空旷、苍白，令人不安，奠定了音乐的基调，第八乐章为管乐队演奏，表现了法西斯的丑恶。余下的6个乐章有3个乐章的声乐部分为合唱，第二乐章为无伴奏圣咏式合唱，歌词来自于保加利亚一位26岁的教师与记者，表达了对胜利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和为正义而献身的义无反顾；第六乐章为合唱与乐队，歌词来自于波兰的一位抵抗战士，表达了内心的恐惧和对美好生活的留恋：第九乐章为合唱与定音鼓，歌词来自于苏联、意大利和德国3个不同国家的抵抗战士，反映了他们不畏死亡、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第五、第七乐章结合书信的作者和歌词的内容采用了不同的演唱形式的结合，第三乐章为女高音、女低音和男高音独唱与乐队，歌词来自于希腊的两位学生和一位理发师，是3位青少年大义凛然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第五乐章为男高音独唱与乐队，是波兰一位14岁农夫儿子受尽折磨的哭诉；第七乐章为女高音独唱、女声合唱与乐队，是苏联的一位女性向母亲所作的诀别，充满了悲凉。歌词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抵抗战士的信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语句共同阐释了他们的信念、斗志与希望，歌词与音乐完美结合，情感和政治内涵得到提升。
诺诺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员，为表达其政治信仰而写作，为捍卫政治信仰而战，因此《中断的歌》可以认为是他践行自己政治信仰最突出的例证。诺诺的态度是鲜明的，情感是真实的，在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充分反映了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敢于当担、敢于作为的气魄。作品鲜明的政治性，源于他的内心，源于他的政治信仰，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二、思想性
诺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就积极参加反纳粹活动，参与意大利抵抗组织（Italian Resistance）的活动。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积极进步的思想，反对一切罪恶的行径。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后来的政治信仰，正是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使他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才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积极进步的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引领着他努力前行，创作符合自己思想要求、和时代脉搏相吻合的音乐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有目共睹的物质上的摧毁、惨绝人寰的杀戮，同时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因此，战后促使全社会开始思考战争的非理性，思考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作曲家们也不例外，思考、创作，不断循环，寻找着各自创作的方向。有的人往纯音乐的方向发展，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创作；有的人将音乐和历史事件、现实生活及自身的感悟思索相结合，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创作。诺诺属于后者，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选择适当的题材表达自己的思想，彰显音乐的魅力、功能及作用。《中断的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其创作主张的突出体现，其思想性清晰可见。 诺诺自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其政治信仰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创作思想，折射出了他的创作轨迹。如《加西亚·洛尔卡墓志铭》（Epitaffio per Garcia Lorca，1953）、《格尔尼卡的胜利》（La victoire deGuernica，1954）、《中断的歌》（1956）、《狄多娜的合唱》（Corod1 Didone，1958）。歌剧《偏狭》（Intollerenza）创作于1960-1961年，在威尼斯和科隆上演时给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诺诺将其献给勋伯格，希望用此作品来证明政治性音乐只能由最高级的艺术形式来完成。此后的作品包括《生命与爱之歌——在广岛的桥头上》（Canti di vita e d’amoreSul ponte d1 Hiroshima，1962）、《致基奥马尔的歌》（Canciones a Guiomar，1962-1963）、加入了电子声响努力提高作品艺术性的政治性舞台作品《调查》（Music for Die Ermittlung，1965）、根据《共产党宣言》为女高音、合唱和乐队所创作的《一个幽灵在世界游荡》（Ein Gespenst gest urn in der Welt，1971）、《力量和光明的象征》（Como una ola de Fuerzay Luz，1972）、歌剧《在爱情的炽烈阳光下》（A1 gran sole carico d’amore，1974-1975）等。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创作具有偶然性，那么同一类型众多作品的出现，且贯穿始终就是一种必然，是内心情感及思想的使然。诺诺政治性音乐作品的量及时间跨度证明了其作品的思想性。
诺诺不仅是一位有政治信仰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心怀人道主义理想的作曲家；他所反对的不仅是和他持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所反对的，也是全人类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所反对的；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是政治信仰的反映，也是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反映。因此，《中断的歌》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思想性，特别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承认其思想性更是理所应当。《中断的歌》的歌词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能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同时深入内心引领行为；不仅是对逝去的亡灵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心灵的抚慰；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警示。反对法西斯暴行，表达的不仅是作曲家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也不仅是一个党派的所思所想，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站在这个角度，作品的思想性跃然纸上。
诺诺作为一位先锋派作曲家，他努力将音乐内容和严谨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努力不仅使作品符合自己的思想，同时符合审美标准。然而，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品的内容不被西方世界认可，其形式不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认同，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倡导的革命信念和音乐现代主义的混合体，现在看来，是可以给予肯定的。其原因一个是有像《中断的歌》这样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另外，时过境迁，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发展，西方世界在反思，作品内容、形式被认同。至此，承认诺诺作品的思想性是自然的了。
三、艺术性
“音乐只能进一步强调词所声明的内容，任何政治性音乐只要变换一下歌词就能为另一方所接受。当然，音乐家本身也可能为政治服务，但他们作品的价值必须按审美标准、而不是按政治标准来评判”。不管诺诺对这样的观点赞成与否他都无法回避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诺诺采取积极的态度以行动来证明一切，用音乐作品阐释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立场。因此，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作曲技术的应用，特别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而不是固执地偏向一方。在他的作品中，将政治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既符合自身的政治信仰要求，同时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中断的歌》即是这样的作品。
诺诺虽然被奉为先锋派作曲家，但他珍视传统，传承作曲技术，很好地处理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技术的运用精益求精，努力追求作品的艺术性。《中断的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观念的指引下完成的，采用的无调性的音乐风格。从勋伯格1923年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的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Op.25）算起在当时就已有33年的历史，整体序列技术的运用诺诺也并不是第一人，但对于音乐创作而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诺诺根据题材采用适当的技术艺术化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中断的歌》其艺术性突出地表现在运用理性的控制反对纳粹的非理性，从形式上同样表达作品强烈的思想意图，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乃至于完美的统一。在理性控制上，遵循西方艺术音乐最根本的原则“秩序性”，凝练精致，至善至美，并将其发挥至极致，不仅在音高上运用序列技术，而且在节奏上同样秩序化。整体序列技术的运用，作品的艺术性得到充分的彰显。音高序列原形如下：
音高序列特征鲜明，逻辑性强，内涵丰富，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从外部形态看，以A为中心音，构成扇形序列：第二，从音符的进行方向上看，以La为轴心音，构成倒影序列：第三，序列开始的两个音为A和bB，然后以这两个音为开始音分别向下、向上构成纯四度的半音音阶，构成双重半音阶序列；第四，从音高关系上看，序列相邻音之间形成了各种音程，构成全音程序列：第五，序列以6个音为一组，每组相邻音之间构成的音程是另一组逆行相对应位置音程的转位，构成对称性质的序列：第六，将序列的第7、9、11音移高八度，后半部分是前半部分移高三全音的逆行进行，构成对称序列。魔幻般的音高序列设计，其艺术性可见一斑。
在节奏序列方面，巧妙的设计与缜密的安排已成为了经典之一，运用数理逻辑、排列组合等对节奏序列进行组织，运用节奏序列的各乐章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凸显其复杂的理性思维。
第二乐章，节奏序列由1、2、3、5、8、13组成斐波那契数列，从第3数开始，每一个数是前两个数的和，实际应用中，将6个数有序组合，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如第一句就将斐波那契数列进行了先升序再降序的排列；第五乐章，节奏序列由7、2、1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3个数组成，如第一句即为先降序再升序并结合每数重复排列构成的节奏序列；第六乐章A段和B段的节奏序列均由2、3、5、8、12、17组成，第1数为2，第2数是第1数加1，第3数是第2数加2，以此类推直至加到5为止，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6个数有序组成，如B段第一句，节奏序列为这6个数先降序再升序的结合：第八乐章，节奏序列由从1开始升序排列的12个数组成，每句的节奏序列都由这12个数组成，但组织方式不同，如第九句，12个数奇数按降序、偶数按升序排列即为节奏序列：第九乐章，节奏序列由1、3、5、7、11、13组成，均为奇数，但缺少9，每句的节奏序列由这6个数有序组成，如第三句，节奏序列为每数出现两次并结合升序、降序、排列组合等构成节奏序列。
诺诺《中断的歌》将音乐创作的秩序性发挥到了极致，这种预设结构、精心的布局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将理性与感性、艺术创造与政治信仰有机融合，深入到自己的血液之中，进发了内心的热情，铸就了经典之作，作品的艺术性通过节奏序列，通过节奏序列的秩序性表现出来，并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结语
诺诺《中断的歌》无论是政治性、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三者的高度的契合。诺诺似乎在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评论界如何认为，一部音乐作品是能够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紧密结合的，并且他践行了自己的观点，写出了让西方评论界为之震惊的作品。他否定了艺术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不能融合、非此即彼的观点，同时他也证明了“音乐只能进一步强调词所声明的内容，任何政治性音乐只要变换一下歌词就能为另一方所接受”这句话的不确切性。因为在《中断的歌》中声乐部分采用了“文本分裂”的技术，每个音和词的每个音节或字母都是一一对应的，具有唯一性。另外，《中断的歌》中有3段纯器乐的音乐，通过合理的技法的运用同样表达了作品的内容，不带词的纯器乐音乐同样可以表达思想情感。
诺诺在他所处的西方世界，在他所处的国度，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非主流，更不是官方主张的意识形态。因此他更需要有坚强的信念与决心，从自身而言他需要失去的更多，同时也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他冲破重重阻碍，做到了按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来行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坚定性，他用他不朽的作品表达了思想，践行了他的艺术观点、审美原则。诺诺不仅是20世纪先锋派音乐的战士，更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中断的歌》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协调与统一引人思考，值得研究、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