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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把党建设好则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带领全党坚持从严治党，励精图治，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
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战略思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结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拥有5亿人口、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是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局部执政。当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路，即农村武装割据道路。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开展武装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便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毛泽东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执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他强调指出：“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体现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要义。
随着局部执政范围逐步扩大，执政实践也进一步深入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对党的执政经验、规律进行探索，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后来新中国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把搞好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的主要任务；在政权建设上，在抗战时期实施 “三三制”原则，强调共产党员同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要真诚合作；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各根据地普遍制定了带有 “宪法”性质的法律法规，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坚强堡垒和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在上述执政思想指导下，局部执政实践获得较大成功，并成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之所在，也为党以后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丰富经验。
然而，在一个全新的政权即将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即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全面领导国家政权的执政党；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已刻不容缓；党的中心任务即将由革命转向建设，和平建设将成为历史主题；中国革命性质即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社会性质也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作为大战略家，毛泽东早已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作出一系列决定中国之前途和命运战略决策的同时，对共产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的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的探索与思考。
早在党的七大结束不久，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黄炎培就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没能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执政考验的问题。他多次告诫全党要吸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更迭的教训，特意将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大顺军起义失败300年而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充分估计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新形势，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深刻地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里，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或街道的名字；禁止把中国党的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据阎长林回忆：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夕和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曾多次对周恩来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其目的就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严守党的纪律。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局部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艰辛探索，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独具特色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党在全面执政过程中自觉担当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责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全面执政进程中的探索和思考
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的探索和思考，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予以决定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毛泽东从1950年5月起，就领导全党开展了全面执政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工作能力和水平不能适应执政的需要，思想上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贪图享受等问题。因此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毛泽东又领导开展了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运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取决于能否遏制住各种腐化行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少数共产党员经不起“糖弹”袭击，堕落成人民的罪人。1951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决定在整党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1951年9月至12月底，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下达和批转了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报告共40余件，正确指导了这场重大的反腐败斗争。对于“三反”中揭露出来的人和事，党和毛泽东绝不姑息迁就，一律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指出这件事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对刘青山、张子善果断地处决，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所具有的高度警觉和巨大决心，对于贪污蜕化变质分子的严惩，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到1954年春，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取得显著成效，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素质，纯洁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7年历史。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充分总结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同时，初步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主要经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章总纲特别强调：“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不久，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
八大前后，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了要善于学习、创新理论的任务。在即将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他号召全党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向全党提出要善于学习的问题，号召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久，他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尽管整风运动后来经历了严重失误，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希望通过整风造成良好政治局面的愿望，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从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着手进行探索和思考。他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
当时，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极大破坏的严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出“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主观主义作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创造了条件。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集中阐述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特别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如果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这是毛泽东在经历挫折之后的深刻反思，加深了对发扬党内民主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还提出全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求全党同志“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去认识其中固有的规律”。这里，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次向全党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这时，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新战略，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以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探索，在实践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其完整的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作一粗略概括：
第一，要把执政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执政兴国的坚强领导核心。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使全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完成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在党的八大前后，他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反对官僚主义，是党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20世纪60年代战胜3年经济困难的进程中，他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豪迈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始终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执政兴国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执政党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其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武装全党。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离开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就要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毛泽东多次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同时，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号召全党学习唯物辩证法，要“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他再三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三，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在我国，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主张：要让群众讲话，虚心接受批评，要勇于作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监督；要有民主作风，反对个人独断专行。他认为，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一句话，就没有集中统一的党，革命和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以后，毛泽东又指出：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将是一句空话。
第四，执政党要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建国初期的执政经验表明，在胜利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大大增加，其恶性发展将会导致亡党、亡国；同时，官僚主义的滋长，将严重脱离群众。面对严峻形势，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同腐败特权现象作斗争，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各大区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改进领导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谦虚谨慎，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以实际行动推进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那些被“糖弹”击中的贪污蜕化变质分子，坚决采取严惩不贷的方针，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在这场反腐败大斗争中，党中央果断地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五，执政党必须维护和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对全体党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党性教育。1953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事件，即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文件。该《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即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时，郑重地加上了“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的，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通过对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其探索艰辛而辉煌，贡献巨大而珍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加强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编 兴柱）
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战略思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结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拥有5亿人口、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是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局部执政。当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路，即农村武装割据道路。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开展武装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便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毛泽东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执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他强调指出：“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体现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要义。
随着局部执政范围逐步扩大，执政实践也进一步深入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对党的执政经验、规律进行探索，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后来新中国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把搞好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的主要任务；在政权建设上，在抗战时期实施 “三三制”原则，强调共产党员同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要真诚合作；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各根据地普遍制定了带有 “宪法”性质的法律法规，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坚强堡垒和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在上述执政思想指导下，局部执政实践获得较大成功，并成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之所在，也为党以后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丰富经验。
然而，在一个全新的政权即将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即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全面领导国家政权的执政党；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已刻不容缓；党的中心任务即将由革命转向建设，和平建设将成为历史主题；中国革命性质即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社会性质也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作为大战略家，毛泽东早已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作出一系列决定中国之前途和命运战略决策的同时，对共产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的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的探索与思考。
早在党的七大结束不久，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黄炎培就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没能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执政考验的问题。他多次告诫全党要吸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更迭的教训，特意将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大顺军起义失败300年而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充分估计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新形势，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深刻地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里，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或街道的名字；禁止把中国党的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据阎长林回忆：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夕和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曾多次对周恩来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其目的就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严守党的纪律。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局部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艰辛探索，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独具特色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党在全面执政过程中自觉担当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责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全面执政进程中的探索和思考
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的探索和思考，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予以决定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毛泽东从1950年5月起，就领导全党开展了全面执政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工作能力和水平不能适应执政的需要，思想上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贪图享受等问题。因此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党和毛泽东又领导开展了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运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取决于能否遏制住各种腐化行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少数共产党员经不起“糖弹”袭击，堕落成人民的罪人。1951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决定在整党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1951年9月至12月底，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下达和批转了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报告共40余件，正确指导了这场重大的反腐败斗争。对于“三反”中揭露出来的人和事，党和毛泽东绝不姑息迁就，一律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指出这件事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对刘青山、张子善果断地处决，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所具有的高度警觉和巨大决心，对于贪污蜕化变质分子的严惩，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到1954年春，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取得显著成效，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素质，纯洁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7年历史。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充分总结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同时，初步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主要经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章总纲特别强调：“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不久，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
八大前后，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了要善于学习、创新理论的任务。在即将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他号召全党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向全党提出要善于学习的问题，号召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久，他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尽管整风运动后来经历了严重失误，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希望通过整风造成良好政治局面的愿望，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从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着手进行探索和思考。他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
当时，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极大破坏的严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出“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主观主义作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创造了条件。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集中阐述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特别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如果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这是毛泽东在经历挫折之后的深刻反思，加深了对发扬党内民主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还提出全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求全党同志“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去认识其中固有的规律”。这里，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次向全党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这时，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新战略，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以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探索，在实践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其完整的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作一粗略概括：
第一，要把执政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执政兴国的坚强领导核心。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使全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完成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在党的八大前后，他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反对官僚主义，是党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20世纪60年代战胜3年经济困难的进程中，他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豪迈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始终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执政兴国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执政党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其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武装全党。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离开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就要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毛泽东多次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同时，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号召全党学习唯物辩证法，要“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他再三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三，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在我国，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主张：要让群众讲话，虚心接受批评，要勇于作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监督；要有民主作风，反对个人独断专行。他认为，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一句话，就没有集中统一的党，革命和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以后，毛泽东又指出：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将是一句空话。
第四，执政党要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建国初期的执政经验表明，在胜利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大大增加，其恶性发展将会导致亡党、亡国；同时，官僚主义的滋长，将严重脱离群众。面对严峻形势，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同腐败特权现象作斗争，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各大区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改进领导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谦虚谨慎，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以实际行动推进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那些被“糖弹”击中的贪污蜕化变质分子，坚决采取严惩不贷的方针，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在这场反腐败大斗争中，党中央果断地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五，执政党必须维护和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对全体党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党性教育。1953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执政后的第一次严重事件，即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文件。该《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即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时，郑重地加上了“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的，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通过对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其探索艰辛而辉煌，贡献巨大而珍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加强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