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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是唐代南诏国的发祥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至今还保留着大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远古的美丽传说，到惊为天人的华美服饰，从口口相传的踏歌，到传统古老的舞蹈，夜幕下、篝火边，彝族打歌常常通宵达旦。狂欢的人群，矫健的步伐姿态，游龙般舞动的大刀是生活与劳作在歌舞中的升华。时至今日，每逢年节庙会、婚丧嫁娶、竖柱上梁等重要时刻，巍山的彝族村寨，震天动地的彝族打歌都会应时而起，一舞传千年。
笛子一响脚板就痒
巍山9月的清晨，坝子间的村舍、寨子星罗棋布，错落中井然有序，坝子东边的山尖后面，朝阳露出害羞的脸盘，柔和的晨光散落在青瓦白墙上，与那朦朦胧胧的雾气，恰似水墨画，意境悠远而耐人寻味。
我吃过早餐，驱车朝着坝子东边山里的三家村进发。
进入庙街镇古城村委会三家村这个古老的彝族村寨，随处可见穿着鲜艳的彝族服饰的妇女早早地劳作归来。寻着竹笛声传来的方向，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巍山打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字汝民。
见到字汝民的时候，他正在村里的小广场上带着几个徒弟在为县里面的表演进行着轻松有序的排练。
说明来意，字汝民和徒弟们交代了几句，我们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他的一个徒弟拎来一壶开水，字老师帮我把茶水加好，然后把自己的茶杯加上，我们便开始攀谈起来。
字老师看着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长着浓浓的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总是闪着和蔼的目光。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打歌表演的原因，眼角上那深深的微微上翘的皱纹和他时常堆着笑的脸颊十分相配。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穿一件羊皮褂。
1965年9月，字汝民出生于三家村一个彝族人家，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就对音乐颇有天赋。当地彝族群众历来都喜欢在特殊的日子围着篝火打歌狂欢，平时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还喜欢用树叶吹奏山歌小调，作为除困解乏或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彝族打歌那悠扬的乐谱、矫健的舞步、丰富的表情、经典的调子加上永不疲倦的热情，让人沉醉。字汝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小时候只要知道哪里有打歌，只要晓得寨子里哪家请来了外寨子的歌手，字汝民总是会想方设法走近他们，软磨硬泡地请教，实在不行就偷着学。在字汝民看来，彝族打歌和彝族人的生活保持一致：随意轻松，欢快的旋律，豪迈的表达——他为之着迷。
学打歌要口传心授，最好的东西是自己的东西 。字汝民自小就喜欢跟随大人到村里的空地上打歌，有时候还偷偷跑到到其他彝族村寨里学习打歌，村里人都说他学打歌跟着了魔似的。孩童时期，他就学会了打歌的基本舞步、节奏，还学会了用树叶吹奏简单的山歌小调和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
17岁那年，字汝民还在上初中，有一天他在村里用树叶吹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被一个军官看到了，军官对他说：“小伙子你会吹这个东西，你想不想当兵？”
字汝民不假思索地说：“想！”
那军官被字汝民的爽朗和真诚所打动，真的帮助字汝民办理了相关手续。1982年，字汝民顺利入伍当了一名文艺兵。到了军营以后，字汝民积极努力，加强军事訓练的同时，也不忘学习知识文化，同时还努力学习小提琴、萨克斯、二胡等西洋乐器。
在云南省边防文工团期间，字汝民还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队，字汝民觉得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乐器，就买了一把16元钱的小提琴，晚上去昆明龙翔街花鸟市场参加夜校培训，学乐理，学小提琴。
学了一年多后，有一天，有位老师把字汝民叫到宿舍告诉他：“你是少数民族，还不如学点民族乐器。”
字汝民有点懵，抓了抓头问老师：“那，我学什么好呢？”
老师和蔼地说：“你在老家，会什么乐器？”
字汝民觉得不好意思地说：“平时经常参加打歌，吹吹笛子、芦笙，还会吹树叶！”
老师随即找来了笛子，让字汝民吹一吹。
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字汝民吹了一曲平时在山寨里吹的打歌曲。那位老师听后直夸好。
于是，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之下，字汝民改学了笛子。
1986年字汝民退伍回到巍山县文工队工作，着手对传统民族民间乐器的学习研究，同时继续苦练笛子和树叶的吹奏技法。
巍山彝族打歌这个人神共娱的盛大舞蹈背后，怀揣着对自然的何等敬畏，隐藏着怎样严格的传承规矩？
字汝民说：“‘笛子一响，脚板就痒’是我们巍山彝族流行的土话。从先民游牧到山区聚居，历经千年，家中院落的一团篝火是每个彝族人最温暖的记忆。每逢喜庆或者值得纪念的日子，唯有载歌载舞才能表达心里的情感。像我们三家村的打歌就是一个热闹的群众舞会，在特殊的日子里，太阳一落山，热闹便开始了，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无论生人还是熟客，只要愿意，都可以与大家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回到了巍山，回到了彝族村寨，我的脚板很痒，不跳就受不了！”
提到家庭情况，字汝民说：“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我也结婚快30年了，膝下有一儿一女，妻子在家务农，是巍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彝族刺绣传承人，女儿已嫁人，儿子喜欢打歌！”
据字汝民介绍，“打歌”又称“踏歌”，彝语为“阿克”，以篝火为圆心，人们围成一圈，在芦笙或笛子的引导下踏地为节拍，歌、舞、乐三者合为一体，是巍山地区流行最广的少数民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自娱性集体舞蹈，是热情的彝家人快乐生活里结出的果子。芦笙、大刀和笛子是打歌节奏的引领和指挥，狂欢的人群以火为圆心，团团围拢，以逆时针方向舞动队列。打歌舞步井然有序是整个打歌场上狂而不乱的关键。三家村的打歌曲调优美动听、节奏悠缓、古朴庄重、含蓄抒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南诏王室宫廷舞的遗风。
三家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人文风韵，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身着的服饰，还是文化习俗，通过一代代的传承，在时光的流逝中，仿佛被定格了一般，很好地保存下来，形成了三家村最具标识的文化符号——彝族打歌。 三家村一位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说：“巍山彝族属于巍山的东山彝族支系，当地称‘东山颇’或‘腊罗颇’，又称‘米舍巴’，即‘蒙舍人’，有专家认为，这很可能与南诏蒙舍王室后裔有密切联系。”
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曾设谋令士卒围火舞刀，以少数兵马吓退强敌。为纪念胜利，兴起围火打歌。现在打歌时舞动的大刀，恰似关刀。又传：唐·六诏时期，蒙舍诏（南诏）主皮逻阁为统一六诏，在山上建造了一座松明楼。借星回节祭祖之机，设宴于松明楼上，召五诏诏主回蒙舍川祭祖。宴间，皮逻阁退席点火烧楼，烧死了五诏诏主。皮逻阁轻易吞并五诏，建立南诏国。为庆祝胜利，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打歌庆祝。这也是巍山彝族火把节不在二十四，而在二十五日的原因。
那位彝族老人接着说：“我听我的爷爷说我们的祖辈是从山下的古城里搬到山上来的，山下坝子虽然平坦，但是我们彝族还是习惯住在大山里，围着篝火打跳，舒服！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岁月里，彝族人基本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轨迹，在忙碌的季节里，他们相互帮助，一起跟着耕牛，有节奏地锄地播种，直到一块块土地散发出新鲜的气息。在这个过程中，累了就歇一会儿，聊聊家常，聊聊庄稼，然后接着干活，直到黄昏才归家。艰辛的劳作让彝族人养成了相互帮助的氛围，同时也更加珍惜那些值得庆贺的节日。打歌这种充满浓烈庆贺和狂欢味道的集体彝家歌舞也就这样生生不息地落了地、开了花，并一直影响着彝乡的一代又一代人。”
“打歌”有较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唐·樊绰《蛮书》载“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用相呼召。”清·康熙《蒙化府志》载：“宴会则踏歌跳舞。”《蒙化府志稿》：“婚丧宴客……踏歌时悬一足，作商羊舞，其舞一人居中吹笙。”《弥渡县志》（紧邻巍山县）记云：“境内有彝族二十余村，至迎神赛会，选材中宽广隙地，立一秋千架，对立一杆，上是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沓，聚众打歌……当正月十四日，至铁柱庙领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火，次日又复来打歌。”《赵州志》也记载了祭铁柱庙领歌之俗。巍宝山文龙亭存有一幅绘于清乾隆年间的《松下踏歌图》绘记的可能是南诏蒙氏后裔打歌祭祖的场面。現存“踏歌图”的后山，仍为打歌场。大量史料证实巍山打歌源远流长，由来已久。
字汝民端起茶杯，吹开茶叶说：“从我记事起，彝族打歌和打歌调一直没有停歇过，这与巍山彝族的人、事、物都是分不开的。东山彝族比巍山其他地方的彝族对传统文化习俗保留较完整一些，三家村的打歌十分讲究规矩，打歌都有规定的日期，不许随便打歌。各个时节的打歌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在特殊的日子里，彝族人家家户户要杀鸡宰羊。一般情况，村里人都不出去了。傍晚，全村老少打歌起舞，饮酒狂欢，通宵达旦。东山一带打歌后，还要‘抢客人’，谁家抢到的客人多，谁家就有福气。每场打歌都有一家做东道主，要事先邀请歌头，开始前先在歌场中烧一堆篝火，再请寨中有声望的老人开场。老人双手将芦笙举过头，呼唤‘起、起！’称‘祭芦笙’。众人围火喊‘呼啊’——喂！才能缓缓进入歌场打歌。打歌中的大刀是圣物，平时要放在公房中，每打一把刀都要杀牛祭祀。不同场合的打歌，用不同的套路和唱词。喜事唱喜调，丧事唱丧曲，农忙时基本上无打歌活动。打歌时，若有不守规矩者，轻则警告，重则逐出歌场。”
在打歌技艺的传承方面，字汝民说：“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打歌唱调，2006年跟随字升老师学习巍山传统打歌，东山大刀舞是跟随闭风昌老人学的，还跟闭朝阳老师学习过打歌的一些动作技巧以及笛子、芦笙等。”
“学习之后，收获怎样？”我问。
字汝民笑了笑：“彝族‘打歌’是集歌唱、器乐、舞蹈、武术、诗歌等为一体的活动。彝族‘打歌’不同于其他民族舞蹈，可以跟着伴奏打跳，也不用动嘴，只管跳就行。‘打歌’的独特之处在于自吹自唱自跳。舞步复杂多样，脚手并用，芦笙跟笛子是必不可少的乐器，起跳或是停止全听芦笙的声音，笛声也是打跳节奏快慢的信号。‘对歌’是彝族打歌中难度最大的，‘打歌调’讲究字数工整、押韵等等，对什么歌，依据现场对方对歌意思随口唱出，基本都是唱反调。彝族‘打歌’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民族舞蹈，平时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打跳的，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打跳，象征一种最高礼节。葬礼上、土主庙庙会上、朝山祭祖的打歌非常严谨，场面也是最大。”
在巍山，无论是山顶丫口、田间平地、农家场院或是庙宇殿堂，每一座彝家山寨都有打歌场。芦笙和笛子在过去要供奉在庙里，祭祖前才请下来，一般人还不能动。
“打歌唱调基本都会，能唱能跳上三天三夜，唱不完跳不完。词汇相当多，唱天地人，开天辟地、生老病死等。彝族拥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承，在一首首山歌中，在长辈讲述的史诗中，彝族人探寻着自己的前世与今生。耍刀、芦笙稍微少点，刀舞一般只有歌头才会。在芦笙或笛子的引导下踏地为节拍，歌、舞、乐三者合为一体。笛子芦笙一响，脚底板就发痒，莫名其妙就跳起来了。笛子和芦笙就像交响乐指挥棒一样。一门技艺的学习，仅仅学会还不够，还需要领悟以及创新，否则就是沿着原路走，很难走得通。我在老一辈和老师的基础上有自己的一些尝试和突破，现已掌握东山大刀和巍山地区打歌乐器大概有80多种。大刀舞是一种信仰，刀很快，打歌场一两百人，刀都不会碰到你一下，特别神奇。”
芦笙一吹调子就飞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快两个小时。此时，骄阳高照，坝子间，金黄色的稻田，弯弯曲曲的红河源在坝子间流淌，好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除了偶尔传来的一声鸡鸣、狗吠，晴空下的三家村，青瓦白墙掩映在树林里，显得十分安静而古朴。
字汝民说：“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彝族人生活乐观、富于浪漫，彝族的祖先世居大山，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了许多极富诗情画意的歌调，极大地丰富并充实了生活情趣，他们用山歌小调表情达意，用狂热奔放的打歌舞步踏平坎坷。”
我接过字老师的话说：“难怪有人说彝族山寨里的人，‘不哼调子不说话，不唱山歌不出门’。” 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猛抽了几口老草烟说：“我们山里人的调子很朴实，打歌有气势，还有好听上口，不像坝子里唱的，那调子软趴趴的，难听死啦！”
字汝民接着说：“就如调子里唱的‘太阳不落打歌去，夜半三更不回家。’通常地，庆贺活动的主人家会在打歌的场院中心摆上白酒，任由参加的人们各取所需，尽情地唱跳，以祛除一切的邪祟。在这难得的狂欢聚会中，热闹一直会持续到天微微亮。”
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头，看着字汝民说：“在我们三家村，不论唱调子、吹树叶，还是打歌，就数小字最能干了！”
字汝民憨厚一笑：“在我们彝族寨子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吹拉弹唱的除非是笨小伙，不会打歌对调的除非是憨姑娘’。”
“我媳妇除了绣花厉害，唱歌对调也还是有一手的！”字汝民接着说。
据字汝民介绍，二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就是在打歌场上相识的。在婚嫁这样的大喜事里，新郎家是必定要打歌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路远的亲朋好友们在新郎家吃完流水席后就留在了新郎家，等着天黑后一起打歌庆祝。天擦黑，篝火燃起来后，整个场院瞬间就明亮了。这时，老人们或手牵或背着儿孙，带头先开始边打歌边围成圈，拉开打歌的序幕，圈子中间也很快就有了吹笛子或吹芦笙的，演奏者掌控着节奏，伴着清脆悦耳的笛子或芦笙的音调旋律，打歌节奏随之也会整体地时快时慢，旁边看热闹的人们也会陆续地被感染着加入到打歌的狂欢之中。随着加入打歌的人越来越多，打歌的圈子自然也就会越围越大，到最热烈的时候，打歌节奏也会越来越欢快，大家的舞步都变成快速的舞步节奏。
1987年，平静的巍山迎来了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县歌舞团代表中国受邀去日本演出，20岁的字汝民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回忆起这段经历，字汝民平缓的语气中依然难掩其内心受到的震撼。
“1986年10月，国家文化部带来6、7个日本人，要在云南选一些节目，代表国家到日本演出。他们认为巍山是彝族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地方，让我们跳给他们看正宗的打歌。我们表演了巍山的四种打歌，最后‘东山’和‘马鞍山’入选。确定了12个人去，我是一个。我们准备了一年，第二年在巍山县城集体排练了一段时间就被省外事办接到昆明又培训了两个月，培训我们如何吃饭睡觉走路，如何吃西餐。”说到这里字汝民不觉笑了起来。
去日本演出前，字汝民为了把巍山东山彝族地道的“大刀舞”呈现出来，还特意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住到东山大刀舞保存最完好的大仓镇小三家村村公所里，找当地老艺人每天练习。
字汝民回忆说：“大刀舞很有讲究，我爹他们讲，老辈耍刀的手臂上要绑上萝卜，刀子很快，要一片片地把萝卜削掉。舞刀的时候，感觉刀子贴在身上转，刀和人融在一起。打歌场上，人那么多，如果耍不好，就会伤到别人。由于学得太过投入，学完回来的时候，我的两条腿都不会走路了，需要让人搀扶着，差不多是抬回家的，休息了半个月才慢慢恢复过来。”
“1987年8月，我们终于到了日本。去日本感觉像做梦，晚上住在宾馆，空调不会用，都没在床上睡。地毯那么厚，想着是毛毯。床用遥控操作，按遥控床会从地面升起来，很高级。被子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一晚上，同去的两个小姑娘就找不到被子，空调也不会关。副厅长说，‘感觉日本怎么样？’‘太好了，唯一就是没有床，没有被子，冻病了。’闹了笑话。日本的药也好，感冒吃点药打了针，第二天就好了。那里吃饭用小木碗、小木甑子。米饭是白花花的，又香，我们来十碗都不够吃，餐厅的服务员被吓着了。除了生活方式的冲击外，文化冲击也让字汝民有了更多思考。“我们和巴基斯坦、土耳其、日本的阿伊努民族同台演出。一站到台上，下面就掌声雷动，我们总共演出了22场。”字汝民给我分享他三十多年前的珍贵回忆。
从日本回来后，字汝民开始反思打歌技艺的价值，他说：“我学传统文化，学习打歌仅仅是学会，从日本回来，我意识到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你指的是打歌还是传统文化？”我问。
“当然是打歌！说实在的，讲文化，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打歌的技艺上，我从小在这种良好的歌舞氛围之中长大，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做更多的学习和努力，我有目标，所以不会迷失方向！”
1988年，字汝民凭借一手出色的笛子吹奏技艺，顺利考取了云南省文艺学校。学校可以带薪读书，但巍山县文工团是合同制，人一走工资就没有了。那时，云南省文艺学校每年的学费要600元钱，家里的一头牛才能卖500多元，还不够交一年的学费。
在字汝民的职业履历中，“歌舞伴餐”是其最具标签性质的工作。为解决生计，他在昆明一个歌舞团找到了工作，主要负责每天中午为就餐的客人表演歌舞。他还清楚记得，那时每天工作一小时就有10块钱的工资，车费、伙食費、学费都有了，通过勤工俭学和自己的坚持与努力，两年后，字汝民从学校毕业，拿到了文凭。从1988年在艺校读书他就断断续续地一直活跃在歌舞伴餐的舞台上。
上世纪90年代，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办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它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民间艺人，此后颇为成功的《云南映象》其节目内容大部分就来自于传习馆。字汝民在27岁的时候，成为传习馆里最年轻的老师，当时比他的学员大不了多少。
字汝民说：“演出改变了原来那种从村子里面学习来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演出久了，就想着找更有表现力的方式表达，想创新、想改变自己。”
1991年，参加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到泰国文化交流;1994年，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任教，2000年，代表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到美国洛杉矶文化艺术交流;2005年，云南夕阳红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2006年，代表中国欧洲六国文化艺术交流;2013年，字汝民选择从昆明回到了家乡巍山。
回到家乡的字汝民，有许多想做的事：“我想找几个东山的民间老艺人，懂得唱调的，把他们唱的整理出来。东山的唱词像长诗一样，3天3夜唱不完。为一杯水可以唱半天，说走路也可以唱半天。当年在艺术学院，有一个叫杨帆的老师，他找我去录音，录小闷笛。他跟我说：‘阿诗玛这个长诗，是唱了整理下来的。’我就跟他说我们巍山那个词调，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我想尝试着把这些词调记录下来。东山是用词汇来表达，马鞍山是用歌舞来表达。东山就是开天辟地和打歌，两个调。大刀舞就跟着打歌的形式走了。真正的马鞍山就是12个调，一个唱调一个动作，不同的唱调对应不同的动作，要变唱腔就要变动作，但唱词可以说成一样的。马鞍山打歌原来有12种打歌，现在我也掌握不了12种，他们也掌握不了12种，大概就只剩8到10种，慢慢消失了。” 字汝民拧开茶杯，喝了口茶水说：“我现在倒是回来了，想要做传统文化。原来是把民族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我觉得民族最传统的东西更好。我1986年开始学习，20多年的时间人生分几个阶段。在村子的时候，我仅仅会打歌唱调。出去之后，学到的东西更多更丰富了，更能体现我的舞台价值、个性价值。现在，我感觉传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大，我现在要倒回来做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并且要做深、做好、做出特点。”
除了吹樹叶，字汝民还是民间乐器的收藏爱好者，如今他制作收藏的民间乐器已达100多件，兴之所至，也能演奏一番。
千年一舞代代相传
不知不觉已到傍晚，三家村房舍间，炊烟袅袅升起，夕阳穿行在云彩之间，散射出斑斓的霞光，照射在田野间，照射在村落里，照射在这片南诏国的发祥地，就像母亲温柔的双手，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们。
唐初，云南洱海地区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历史文献称为六诏。因为蒙舍诏在蒙舍川（现巍山坝子），位于其他各诏的南边，所以就称为南诏。蒙舍诏是蒙氏舍龙及其子细奴逻建立的，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舍龙病故，细奴逻继位，以“独奉唐朝为正朔”的亲唐路线，历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时代逐渐强大。
打歌是巍山彝族祖先创造发明的一种歌舞乐艺术形式，也是巍山彝族民间流行广泛的集体舞蹈，堪称彝族文化中的瑰宝。打歌作为中国传统的舞蹈风靡了千年之久，当下对于打歌的复原也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8年，“巍山打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巍山县被誉为“中国彝族打歌之乡”。得此殊荣，这其中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传习馆”这类民间组织的努力，而巍山众多民间艺人在不同舞台上对巍山打歌的传承和传播更可谓功不可没，字汝民就是其中一员。
心怀敬畏，恪守规矩虔心礼祭。从小就爱唱调打歌的字汝民，被大刀舞的千变万化吸引，“很厉害的，不停地耍，刀法无穷，感觉刀在身上很强。”他开始慢慢学，又向老艺人拜师，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学习打歌，什么年龄段最好？”我问！
“当然是越小越好！年龄小，接受起来快，但是也不能太小，因为打歌过程之中，需要有些力度大的动作支持！”
“你们寨子里，有跟你学打歌的吗？”
“现在小孩子都到学校上学了，所以，我经常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但是，有点难教。”字汝民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为什么？”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虽然现在打歌推广进校园了，这是好事！但可惜，教下来的结果不太理想。好多学生失去了母语，容易把传统东西丢掉。彝族本来有文字的，但可惜失传了，现在像打歌的一些步法和技巧、大刀舞、笛子、芦笙、吹树叶，都需要口传心授。如果教的学生，连彝族话都不会说，我们教起来沟通就会受到阻碍，生硬的学习，学下来的结果也可能只是皮毛，学不到精髓，很难入心、入脑，慢慢也就忘记掉了。所以，要学，还得牢牢抓住基本。”
字汝民深知基本功的重要。他的师傅当年八十多岁了，能舞一百多套刀法，据说还是有十几套没传下来，他如今能舞八十多套，有些还是没学到。
“过去，师傅用心教，我们也用心学。现在感觉当师傅各方面有些难了。年轻人爱学其他歌舞，其实最好的东西是自己民族的东西，但他们恰恰把自己民族的东西丢掉了，这也是最大的遗憾。”字汝民慨叹。
千百年来，彝族人民用打歌的形式，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自己的向往与追求。正是源于民族民间巨大的生命力，打歌才历尽人间沧桑，经久不衰。曾经，巍山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字汝民回忆说，小时候家里最愁吃穿。上世纪80年代到国外演出，看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不禁心生羡慕。现在不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住上了小洋房。他说，巍山县2018年退出了贫困县序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乡亲们干活有奔头，幸福感满满。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打歌就是自娱自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一高兴就可以打歌唱调。现在最有条件把彝族打歌传播开来！”
彝族踏歌是民间最普及的传统舞蹈，它主要是靠父母辈的口传身授，相传部落时期就相当盛行，多在晚间进行。打歌时人们以点燃的簧火为圆心，自然围成一圈，在葫芦笙、笛子的指挥下边唱边跳，正所谓“家家户户有火塘，彝寨处处是歌场，生活离不开水火，彝家人离不开打歌”。
巍山彝族打歌的单纯形式让老百姓“一舞千年”，其原因并不在于舞蹈本身的动作美感，而是舞蹈语言的仪式性功能和情感依托，它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是表达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感的重要方式。当前，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一些民间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歌舞乐正在淡化、消亡，彝族打歌的传承和发展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
目前，巍山县共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3项。在这100多项名录中，保护项目共计73项，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3项，州级10项，县级56项;传承人共计40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5人，州级6人，县级28人。非遗保护名录数量名列全州各县之首，充分彰显出了“文献名邦”的风采。
2016年字汝民入选大理州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入选云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打歌传承人;2018年，他代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缅甸文化艺术交流。
字汝民经常在家中和妻子收拾花草，因为吹树叶的技艺，字汝民对花花草草情有独钟，一枝一叶间，他仿佛感受到音乐和自然间的奇妙联系。“一叶吹响古风韵，嘹亮幽音妙入神”，随手摘下一片叶子，字汝民都能吹出动人的天籁。
用树叶吹出声响，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但要用树叶吹出旋律，甚至是歌曲，而且在打歌的时候起到引领作用，这就需要一点真能耐了。苦练数载，一“叶”成名，这话用在字汝民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他不仅能用普通的树叶吹出婉转的旋律，还将这曼妙的天籁之音从南诏故地巍山，传递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出树叶吹奏的共同魅力。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之中，字汝民让徒弟从旁边随手摘了片树叶，抿了抿嘴皮，便吹奏了起来，一个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就在广场里飘荡开来。这也是字汝民准备在参加2019年北京演出的曲目。这几天他还在抓紧时间苦练另外两首歌曲。
“天天练习用树叶吹《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三首曲子，嘴都吹肿了，一停下来就疼。”字汝民笑着告诉我。
再过几天，他就要到北京參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演出，而他的节目就是用树叶吹奏这三首歌曲。
通过几十年的勤学苦练和坚持，字汝民的树叶吹奏技艺炉火纯青，但他依然是精益求精，每次演出前都要精心的练习。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各种文艺演出的舞台上，大到国际性的文艺演出，小到一个小村庄里的慰问演出，都有他孜孜不倦的身影。2008年，作为特邀嘉宾，他到北京录制《民歌·中国》巍山周“打歌之乡——巍山音韵”节目，在此期间，他不但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带向了世界，还将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进行了融会贯通;2015年，他参加云南民族民间歌舞彝族打歌表演，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文化交流;2017年8月，他参加大理州旅游文化列车到北京文艺展演;2017年10月，他参加云南省《云南乡音》到上海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字汝民放下茶杯说：“像吹树叶，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魅力，要依靠自己去感悟。”树叶完全没经过加工，可能吹奏几分钟就得换一片，地点不一样，树叶的质感不一样，吹奏出来的音色也有差别，而且吹奏树叶完全没有指法可操练，靠的是吹奏人‘天生的技能’。因而，很多学吹树叶的人往往中途而废，而我坚持下来了。”
通过多年的努力，字汝民将传统的树叶吹奏方法同现代流行元素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地钻研和练习，他的树叶吹奏技艺达到了只要是他会唱的歌，都能用树叶吹奏出来的水平。
在教授徒弟方面，字汝民自豪地说：“在我们巍山县内县外，二十多年来，我教的徒弟，指导过的学员不下千人，不论是州庆还是县庆的表演，我都积极参与其中。像打歌之中很重要的大刀舞，在我们三家村最起码失传了三十年了。我父亲是打歌能手，而且笛子吹得好，但是不会大刀舞，我爷爷会吹树叶，但是也不会大刀舞。现在我不仅仅把大刀舞找回来，还把打歌的多种元素都整理齐备，我全部教给徒弟们，有机会就去免费教大家，为的就是把我们老祖宗传了无数年的好宝贝，一代代传承下去。”
“小时候我们放羊，会用泥巴捏成一定形状，一吹它就‘呼吐呼吐’地响，我们给它取名‘曲曲拐’。2008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做民歌栏目，开始研究乐器，就根据小时候做‘曲曲拐’的经验不断尝试，做出了完整的可以直接吹奏的乐器，一个老师给它取名叫‘呼土土’。今年我就想出一盘用这个乐器演奏的专辑，有几首自己写的歌，也不奢求什么！只要别人说这声音好听就行了。”
不久前，字汝民刚刚拿到了大理州颁发的“民间艺术大师”证书，他觉得很满足，这代表了政府对他们这些民间艺人的关心和肯定。虽然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然而，传统依然在消逝。由于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正在被一步一步地同化，导致传统的语言及风俗生活习惯在渐渐消亡。现在巍山彝族地区能打歌的年轻民间艺人在减少。在彝族打歌队伍中，许多民间艺人由于生活原因没有闲余时间组织打歌活动，也没有时间“口传心授”，打歌的传承受到间断，加之打歌队伍出现年龄老化，年轻一代的彝族群众有些已不会打歌，以及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意识淡薄，彝族打歌这一文化正面临着种种危机，针对这一状况，巍山县组织专人对彝族打歌进行了拯救，挖掘文化传承人，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在彝族地区的‘歌头’造册登记，让他们以身相传，彝族打歌又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山寨寨又响起了踏歌声。
字汝民感慨说：“现在比较活跃的打歌艺人，都是快奔六十的人了。年轻人就喜欢跳点现代舞，好多都不想打歌了。我们传统文化演变快得很，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就消失了。我觉得要保护好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护好这个民族的精华，精华一消失，传统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像我们彝族，彝族话不会说了，彝族服饰变成西装裙子了，打歌也不会打了，笛子芦笙也不会了……那会有多么的郁闷，多么的悲哀！想想都可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路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但是，因为有像字汝民一样对民族民间文化有深厚感情的民间艺人，前行在传承这条艰难的路上，因而也是充满希望的。1986年，美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曾把这种民间自娱性的歌舞列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十大民间舞蹈”之一。巍山彝族打歌凝聚了彝族艺术优秀的传统精华，集中了彝族人民的创造才华，积淀着彝族和其他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内涵，将伴随着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进程，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喜怒哀乐和忠勇质朴的爱恨情仇，它是民族歌舞艺术的活化石，也是彝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字汝民和村里喜欢打歌的人，依旧踏着快乐的节拍，继续传递着彝族人的热情和豪迈。这种充满着鲜活生动的巍山彝族打歌，描绘了一幅人们美好生活的画卷，它勾起了人们对青山绿水乡愁的记忆，它所焕发的生机，不仅感染着三家村人，也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心驰神往。
巍山彝族打歌这朵艺术奇葩，正穿越历史，走向未来。千年跳一舞，一舞跳千年。千年的传承，延续一支舞蹈，虔诚的祈福，敬畏一片天地。恪守古老传统，彝族人用舞步书写历史厚重。
采访结束的时候，字汝民送我到村口，微笑着说：“我们用心走过的一程路途、一段岁月，我们对打歌技艺的执着和坚守，对得起老祖宗，大家放心，一舞传千年，不醉不休。”
编辑手记：
“打歌”，又称“踏歌”“跳歌”。探本究源，“打歌”一词原先多指彝族民间载歌载舞的群众舞会，现在它变成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代称。巍山为南诏国的发祥之地，其彝族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歌舞文化代代传承，千年积淀，汇成一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彝族打歌的古老技艺濒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一危机，巍山县委、县政府极其重视，对打歌技艺进行了全力拯救，让这一彝族民间歌舞艺术的“活化石”能够代代相传，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字汝民，便是其中一位致力于传承工作的虔诚舞者。
笛子一响脚板就痒
巍山9月的清晨，坝子间的村舍、寨子星罗棋布，错落中井然有序，坝子东边的山尖后面，朝阳露出害羞的脸盘，柔和的晨光散落在青瓦白墙上，与那朦朦胧胧的雾气，恰似水墨画，意境悠远而耐人寻味。
我吃过早餐，驱车朝着坝子东边山里的三家村进发。
进入庙街镇古城村委会三家村这个古老的彝族村寨，随处可见穿着鲜艳的彝族服饰的妇女早早地劳作归来。寻着竹笛声传来的方向，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巍山打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字汝民。
见到字汝民的时候，他正在村里的小广场上带着几个徒弟在为县里面的表演进行着轻松有序的排练。
说明来意，字汝民和徒弟们交代了几句，我们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他的一个徒弟拎来一壶开水，字老师帮我把茶水加好，然后把自己的茶杯加上，我们便开始攀谈起来。
字老师看着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长着浓浓的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总是闪着和蔼的目光。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打歌表演的原因，眼角上那深深的微微上翘的皱纹和他时常堆着笑的脸颊十分相配。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穿一件羊皮褂。
1965年9月，字汝民出生于三家村一个彝族人家，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就对音乐颇有天赋。当地彝族群众历来都喜欢在特殊的日子围着篝火打歌狂欢，平时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还喜欢用树叶吹奏山歌小调，作为除困解乏或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彝族打歌那悠扬的乐谱、矫健的舞步、丰富的表情、经典的调子加上永不疲倦的热情，让人沉醉。字汝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小时候只要知道哪里有打歌，只要晓得寨子里哪家请来了外寨子的歌手，字汝民总是会想方设法走近他们，软磨硬泡地请教，实在不行就偷着学。在字汝民看来，彝族打歌和彝族人的生活保持一致：随意轻松，欢快的旋律，豪迈的表达——他为之着迷。
学打歌要口传心授，最好的东西是自己的东西 。字汝民自小就喜欢跟随大人到村里的空地上打歌，有时候还偷偷跑到到其他彝族村寨里学习打歌，村里人都说他学打歌跟着了魔似的。孩童时期，他就学会了打歌的基本舞步、节奏，还学会了用树叶吹奏简单的山歌小调和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
17岁那年，字汝民还在上初中，有一天他在村里用树叶吹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被一个军官看到了，军官对他说：“小伙子你会吹这个东西，你想不想当兵？”
字汝民不假思索地说：“想！”
那军官被字汝民的爽朗和真诚所打动，真的帮助字汝民办理了相关手续。1982年，字汝民顺利入伍当了一名文艺兵。到了军营以后，字汝民积极努力，加强军事訓练的同时，也不忘学习知识文化，同时还努力学习小提琴、萨克斯、二胡等西洋乐器。
在云南省边防文工团期间，字汝民还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队，字汝民觉得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乐器，就买了一把16元钱的小提琴，晚上去昆明龙翔街花鸟市场参加夜校培训，学乐理，学小提琴。
学了一年多后，有一天，有位老师把字汝民叫到宿舍告诉他：“你是少数民族，还不如学点民族乐器。”
字汝民有点懵，抓了抓头问老师：“那，我学什么好呢？”
老师和蔼地说：“你在老家，会什么乐器？”
字汝民觉得不好意思地说：“平时经常参加打歌，吹吹笛子、芦笙，还会吹树叶！”
老师随即找来了笛子，让字汝民吹一吹。
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字汝民吹了一曲平时在山寨里吹的打歌曲。那位老师听后直夸好。
于是，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之下，字汝民改学了笛子。
1986年字汝民退伍回到巍山县文工队工作，着手对传统民族民间乐器的学习研究，同时继续苦练笛子和树叶的吹奏技法。
巍山彝族打歌这个人神共娱的盛大舞蹈背后，怀揣着对自然的何等敬畏，隐藏着怎样严格的传承规矩？
字汝民说：“‘笛子一响，脚板就痒’是我们巍山彝族流行的土话。从先民游牧到山区聚居，历经千年，家中院落的一团篝火是每个彝族人最温暖的记忆。每逢喜庆或者值得纪念的日子，唯有载歌载舞才能表达心里的情感。像我们三家村的打歌就是一个热闹的群众舞会，在特殊的日子里，太阳一落山，热闹便开始了，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无论生人还是熟客，只要愿意，都可以与大家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回到了巍山，回到了彝族村寨，我的脚板很痒，不跳就受不了！”
提到家庭情况，字汝民说：“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我也结婚快30年了，膝下有一儿一女，妻子在家务农，是巍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彝族刺绣传承人，女儿已嫁人，儿子喜欢打歌！”
据字汝民介绍，“打歌”又称“踏歌”，彝语为“阿克”，以篝火为圆心，人们围成一圈，在芦笙或笛子的引导下踏地为节拍，歌、舞、乐三者合为一体，是巍山地区流行最广的少数民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自娱性集体舞蹈，是热情的彝家人快乐生活里结出的果子。芦笙、大刀和笛子是打歌节奏的引领和指挥，狂欢的人群以火为圆心，团团围拢，以逆时针方向舞动队列。打歌舞步井然有序是整个打歌场上狂而不乱的关键。三家村的打歌曲调优美动听、节奏悠缓、古朴庄重、含蓄抒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南诏王室宫廷舞的遗风。
三家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人文风韵，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身着的服饰，还是文化习俗，通过一代代的传承，在时光的流逝中，仿佛被定格了一般，很好地保存下来，形成了三家村最具标识的文化符号——彝族打歌。 三家村一位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说：“巍山彝族属于巍山的东山彝族支系，当地称‘东山颇’或‘腊罗颇’，又称‘米舍巴’，即‘蒙舍人’，有专家认为，这很可能与南诏蒙舍王室后裔有密切联系。”
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曾设谋令士卒围火舞刀，以少数兵马吓退强敌。为纪念胜利，兴起围火打歌。现在打歌时舞动的大刀，恰似关刀。又传：唐·六诏时期，蒙舍诏（南诏）主皮逻阁为统一六诏，在山上建造了一座松明楼。借星回节祭祖之机，设宴于松明楼上，召五诏诏主回蒙舍川祭祖。宴间，皮逻阁退席点火烧楼，烧死了五诏诏主。皮逻阁轻易吞并五诏，建立南诏国。为庆祝胜利，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打歌庆祝。这也是巍山彝族火把节不在二十四，而在二十五日的原因。
那位彝族老人接着说：“我听我的爷爷说我们的祖辈是从山下的古城里搬到山上来的，山下坝子虽然平坦，但是我们彝族还是习惯住在大山里，围着篝火打跳，舒服！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岁月里，彝族人基本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轨迹，在忙碌的季节里，他们相互帮助，一起跟着耕牛，有节奏地锄地播种，直到一块块土地散发出新鲜的气息。在这个过程中，累了就歇一会儿，聊聊家常，聊聊庄稼，然后接着干活，直到黄昏才归家。艰辛的劳作让彝族人养成了相互帮助的氛围，同时也更加珍惜那些值得庆贺的节日。打歌这种充满浓烈庆贺和狂欢味道的集体彝家歌舞也就这样生生不息地落了地、开了花，并一直影响着彝乡的一代又一代人。”
“打歌”有较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唐·樊绰《蛮书》载“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用相呼召。”清·康熙《蒙化府志》载：“宴会则踏歌跳舞。”《蒙化府志稿》：“婚丧宴客……踏歌时悬一足，作商羊舞，其舞一人居中吹笙。”《弥渡县志》（紧邻巍山县）记云：“境内有彝族二十余村，至迎神赛会，选材中宽广隙地，立一秋千架，对立一杆，上是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沓，聚众打歌……当正月十四日，至铁柱庙领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火，次日又复来打歌。”《赵州志》也记载了祭铁柱庙领歌之俗。巍宝山文龙亭存有一幅绘于清乾隆年间的《松下踏歌图》绘记的可能是南诏蒙氏后裔打歌祭祖的场面。現存“踏歌图”的后山，仍为打歌场。大量史料证实巍山打歌源远流长，由来已久。
字汝民端起茶杯，吹开茶叶说：“从我记事起，彝族打歌和打歌调一直没有停歇过，这与巍山彝族的人、事、物都是分不开的。东山彝族比巍山其他地方的彝族对传统文化习俗保留较完整一些，三家村的打歌十分讲究规矩，打歌都有规定的日期，不许随便打歌。各个时节的打歌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在特殊的日子里，彝族人家家户户要杀鸡宰羊。一般情况，村里人都不出去了。傍晚，全村老少打歌起舞，饮酒狂欢，通宵达旦。东山一带打歌后，还要‘抢客人’，谁家抢到的客人多，谁家就有福气。每场打歌都有一家做东道主，要事先邀请歌头，开始前先在歌场中烧一堆篝火，再请寨中有声望的老人开场。老人双手将芦笙举过头，呼唤‘起、起！’称‘祭芦笙’。众人围火喊‘呼啊’——喂！才能缓缓进入歌场打歌。打歌中的大刀是圣物，平时要放在公房中，每打一把刀都要杀牛祭祀。不同场合的打歌，用不同的套路和唱词。喜事唱喜调，丧事唱丧曲，农忙时基本上无打歌活动。打歌时，若有不守规矩者，轻则警告，重则逐出歌场。”
在打歌技艺的传承方面，字汝民说：“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打歌唱调，2006年跟随字升老师学习巍山传统打歌，东山大刀舞是跟随闭风昌老人学的，还跟闭朝阳老师学习过打歌的一些动作技巧以及笛子、芦笙等。”
“学习之后，收获怎样？”我问。
字汝民笑了笑：“彝族‘打歌’是集歌唱、器乐、舞蹈、武术、诗歌等为一体的活动。彝族‘打歌’不同于其他民族舞蹈，可以跟着伴奏打跳，也不用动嘴，只管跳就行。‘打歌’的独特之处在于自吹自唱自跳。舞步复杂多样，脚手并用，芦笙跟笛子是必不可少的乐器，起跳或是停止全听芦笙的声音，笛声也是打跳节奏快慢的信号。‘对歌’是彝族打歌中难度最大的，‘打歌调’讲究字数工整、押韵等等，对什么歌，依据现场对方对歌意思随口唱出，基本都是唱反调。彝族‘打歌’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民族舞蹈，平时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打跳的，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打跳，象征一种最高礼节。葬礼上、土主庙庙会上、朝山祭祖的打歌非常严谨，场面也是最大。”
在巍山，无论是山顶丫口、田间平地、农家场院或是庙宇殿堂，每一座彝家山寨都有打歌场。芦笙和笛子在过去要供奉在庙里，祭祖前才请下来，一般人还不能动。
“打歌唱调基本都会，能唱能跳上三天三夜，唱不完跳不完。词汇相当多，唱天地人，开天辟地、生老病死等。彝族拥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承，在一首首山歌中，在长辈讲述的史诗中，彝族人探寻着自己的前世与今生。耍刀、芦笙稍微少点，刀舞一般只有歌头才会。在芦笙或笛子的引导下踏地为节拍，歌、舞、乐三者合为一体。笛子芦笙一响，脚底板就发痒，莫名其妙就跳起来了。笛子和芦笙就像交响乐指挥棒一样。一门技艺的学习，仅仅学会还不够，还需要领悟以及创新，否则就是沿着原路走，很难走得通。我在老一辈和老师的基础上有自己的一些尝试和突破，现已掌握东山大刀和巍山地区打歌乐器大概有80多种。大刀舞是一种信仰，刀很快，打歌场一两百人，刀都不会碰到你一下，特别神奇。”
芦笙一吹调子就飞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快两个小时。此时，骄阳高照，坝子间，金黄色的稻田，弯弯曲曲的红河源在坝子间流淌，好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除了偶尔传来的一声鸡鸣、狗吠，晴空下的三家村，青瓦白墙掩映在树林里，显得十分安静而古朴。
字汝民说：“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彝族人生活乐观、富于浪漫，彝族的祖先世居大山，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了许多极富诗情画意的歌调，极大地丰富并充实了生活情趣，他们用山歌小调表情达意，用狂热奔放的打歌舞步踏平坎坷。”
我接过字老师的话说：“难怪有人说彝族山寨里的人，‘不哼调子不说话，不唱山歌不出门’。” 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猛抽了几口老草烟说：“我们山里人的调子很朴实，打歌有气势，还有好听上口，不像坝子里唱的，那调子软趴趴的，难听死啦！”
字汝民接着说：“就如调子里唱的‘太阳不落打歌去，夜半三更不回家。’通常地，庆贺活动的主人家会在打歌的场院中心摆上白酒，任由参加的人们各取所需，尽情地唱跳，以祛除一切的邪祟。在这难得的狂欢聚会中，热闹一直会持续到天微微亮。”
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头，看着字汝民说：“在我们三家村，不论唱调子、吹树叶，还是打歌，就数小字最能干了！”
字汝民憨厚一笑：“在我们彝族寨子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吹拉弹唱的除非是笨小伙，不会打歌对调的除非是憨姑娘’。”
“我媳妇除了绣花厉害，唱歌对调也还是有一手的！”字汝民接着说。
据字汝民介绍，二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就是在打歌场上相识的。在婚嫁这样的大喜事里，新郎家是必定要打歌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路远的亲朋好友们在新郎家吃完流水席后就留在了新郎家，等着天黑后一起打歌庆祝。天擦黑，篝火燃起来后，整个场院瞬间就明亮了。这时，老人们或手牵或背着儿孙，带头先开始边打歌边围成圈，拉开打歌的序幕，圈子中间也很快就有了吹笛子或吹芦笙的，演奏者掌控着节奏，伴着清脆悦耳的笛子或芦笙的音调旋律，打歌节奏随之也会整体地时快时慢，旁边看热闹的人们也会陆续地被感染着加入到打歌的狂欢之中。随着加入打歌的人越来越多，打歌的圈子自然也就会越围越大，到最热烈的时候，打歌节奏也会越来越欢快，大家的舞步都变成快速的舞步节奏。
1987年，平静的巍山迎来了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县歌舞团代表中国受邀去日本演出，20岁的字汝民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回忆起这段经历，字汝民平缓的语气中依然难掩其内心受到的震撼。
“1986年10月，国家文化部带来6、7个日本人，要在云南选一些节目，代表国家到日本演出。他们认为巍山是彝族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地方，让我们跳给他们看正宗的打歌。我们表演了巍山的四种打歌，最后‘东山’和‘马鞍山’入选。确定了12个人去，我是一个。我们准备了一年，第二年在巍山县城集体排练了一段时间就被省外事办接到昆明又培训了两个月，培训我们如何吃饭睡觉走路，如何吃西餐。”说到这里字汝民不觉笑了起来。
去日本演出前，字汝民为了把巍山东山彝族地道的“大刀舞”呈现出来，还特意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住到东山大刀舞保存最完好的大仓镇小三家村村公所里，找当地老艺人每天练习。
字汝民回忆说：“大刀舞很有讲究，我爹他们讲，老辈耍刀的手臂上要绑上萝卜，刀子很快，要一片片地把萝卜削掉。舞刀的时候，感觉刀子贴在身上转，刀和人融在一起。打歌场上，人那么多，如果耍不好，就会伤到别人。由于学得太过投入，学完回来的时候，我的两条腿都不会走路了，需要让人搀扶着，差不多是抬回家的，休息了半个月才慢慢恢复过来。”
“1987年8月，我们终于到了日本。去日本感觉像做梦，晚上住在宾馆，空调不会用，都没在床上睡。地毯那么厚，想着是毛毯。床用遥控操作，按遥控床会从地面升起来，很高级。被子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一晚上，同去的两个小姑娘就找不到被子，空调也不会关。副厅长说，‘感觉日本怎么样？’‘太好了，唯一就是没有床，没有被子，冻病了。’闹了笑话。日本的药也好，感冒吃点药打了针，第二天就好了。那里吃饭用小木碗、小木甑子。米饭是白花花的，又香，我们来十碗都不够吃，餐厅的服务员被吓着了。除了生活方式的冲击外，文化冲击也让字汝民有了更多思考。“我们和巴基斯坦、土耳其、日本的阿伊努民族同台演出。一站到台上，下面就掌声雷动，我们总共演出了22场。”字汝民给我分享他三十多年前的珍贵回忆。
从日本回来后，字汝民开始反思打歌技艺的价值，他说：“我学传统文化，学习打歌仅仅是学会，从日本回来，我意识到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你指的是打歌还是传统文化？”我问。
“当然是打歌！说实在的，讲文化，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打歌的技艺上，我从小在这种良好的歌舞氛围之中长大，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做更多的学习和努力，我有目标，所以不会迷失方向！”
1988年，字汝民凭借一手出色的笛子吹奏技艺，顺利考取了云南省文艺学校。学校可以带薪读书，但巍山县文工团是合同制，人一走工资就没有了。那时，云南省文艺学校每年的学费要600元钱，家里的一头牛才能卖500多元，还不够交一年的学费。
在字汝民的职业履历中，“歌舞伴餐”是其最具标签性质的工作。为解决生计，他在昆明一个歌舞团找到了工作，主要负责每天中午为就餐的客人表演歌舞。他还清楚记得，那时每天工作一小时就有10块钱的工资，车费、伙食費、学费都有了，通过勤工俭学和自己的坚持与努力，两年后，字汝民从学校毕业，拿到了文凭。从1988年在艺校读书他就断断续续地一直活跃在歌舞伴餐的舞台上。
上世纪90年代，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办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它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民间艺人，此后颇为成功的《云南映象》其节目内容大部分就来自于传习馆。字汝民在27岁的时候，成为传习馆里最年轻的老师，当时比他的学员大不了多少。
字汝民说：“演出改变了原来那种从村子里面学习来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演出久了，就想着找更有表现力的方式表达，想创新、想改变自己。”
1991年，参加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到泰国文化交流;1994年，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任教，2000年，代表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到美国洛杉矶文化艺术交流;2005年，云南夕阳红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2006年，代表中国欧洲六国文化艺术交流;2013年，字汝民选择从昆明回到了家乡巍山。
回到家乡的字汝民，有许多想做的事：“我想找几个东山的民间老艺人，懂得唱调的，把他们唱的整理出来。东山的唱词像长诗一样，3天3夜唱不完。为一杯水可以唱半天，说走路也可以唱半天。当年在艺术学院，有一个叫杨帆的老师，他找我去录音，录小闷笛。他跟我说：‘阿诗玛这个长诗，是唱了整理下来的。’我就跟他说我们巍山那个词调，说上3天3夜都说不完。我想尝试着把这些词调记录下来。东山是用词汇来表达，马鞍山是用歌舞来表达。东山就是开天辟地和打歌，两个调。大刀舞就跟着打歌的形式走了。真正的马鞍山就是12个调，一个唱调一个动作，不同的唱调对应不同的动作，要变唱腔就要变动作，但唱词可以说成一样的。马鞍山打歌原来有12种打歌，现在我也掌握不了12种，他们也掌握不了12种，大概就只剩8到10种，慢慢消失了。” 字汝民拧开茶杯，喝了口茶水说：“我现在倒是回来了，想要做传统文化。原来是把民族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我觉得民族最传统的东西更好。我1986年开始学习，20多年的时间人生分几个阶段。在村子的时候，我仅仅会打歌唱调。出去之后，学到的东西更多更丰富了，更能体现我的舞台价值、个性价值。现在，我感觉传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大，我现在要倒回来做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并且要做深、做好、做出特点。”
除了吹樹叶，字汝民还是民间乐器的收藏爱好者，如今他制作收藏的民间乐器已达100多件，兴之所至，也能演奏一番。
千年一舞代代相传
不知不觉已到傍晚，三家村房舍间，炊烟袅袅升起，夕阳穿行在云彩之间，散射出斑斓的霞光，照射在田野间，照射在村落里，照射在这片南诏国的发祥地，就像母亲温柔的双手，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们。
唐初，云南洱海地区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历史文献称为六诏。因为蒙舍诏在蒙舍川（现巍山坝子），位于其他各诏的南边，所以就称为南诏。蒙舍诏是蒙氏舍龙及其子细奴逻建立的，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舍龙病故，细奴逻继位，以“独奉唐朝为正朔”的亲唐路线，历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时代逐渐强大。
打歌是巍山彝族祖先创造发明的一种歌舞乐艺术形式，也是巍山彝族民间流行广泛的集体舞蹈，堪称彝族文化中的瑰宝。打歌作为中国传统的舞蹈风靡了千年之久，当下对于打歌的复原也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8年，“巍山打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巍山县被誉为“中国彝族打歌之乡”。得此殊荣，这其中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传习馆”这类民间组织的努力，而巍山众多民间艺人在不同舞台上对巍山打歌的传承和传播更可谓功不可没，字汝民就是其中一员。
心怀敬畏，恪守规矩虔心礼祭。从小就爱唱调打歌的字汝民，被大刀舞的千变万化吸引，“很厉害的，不停地耍，刀法无穷，感觉刀在身上很强。”他开始慢慢学，又向老艺人拜师，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学习打歌，什么年龄段最好？”我问！
“当然是越小越好！年龄小，接受起来快，但是也不能太小，因为打歌过程之中，需要有些力度大的动作支持！”
“你们寨子里，有跟你学打歌的吗？”
“现在小孩子都到学校上学了，所以，我经常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但是，有点难教。”字汝民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为什么？”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虽然现在打歌推广进校园了，这是好事！但可惜，教下来的结果不太理想。好多学生失去了母语，容易把传统东西丢掉。彝族本来有文字的，但可惜失传了，现在像打歌的一些步法和技巧、大刀舞、笛子、芦笙、吹树叶，都需要口传心授。如果教的学生，连彝族话都不会说，我们教起来沟通就会受到阻碍，生硬的学习，学下来的结果也可能只是皮毛，学不到精髓，很难入心、入脑，慢慢也就忘记掉了。所以，要学，还得牢牢抓住基本。”
字汝民深知基本功的重要。他的师傅当年八十多岁了，能舞一百多套刀法，据说还是有十几套没传下来，他如今能舞八十多套，有些还是没学到。
“过去，师傅用心教，我们也用心学。现在感觉当师傅各方面有些难了。年轻人爱学其他歌舞，其实最好的东西是自己民族的东西，但他们恰恰把自己民族的东西丢掉了，这也是最大的遗憾。”字汝民慨叹。
千百年来，彝族人民用打歌的形式，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自己的向往与追求。正是源于民族民间巨大的生命力，打歌才历尽人间沧桑，经久不衰。曾经，巍山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字汝民回忆说，小时候家里最愁吃穿。上世纪80年代到国外演出，看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不禁心生羡慕。现在不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住上了小洋房。他说，巍山县2018年退出了贫困县序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乡亲们干活有奔头，幸福感满满。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打歌就是自娱自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一高兴就可以打歌唱调。现在最有条件把彝族打歌传播开来！”
彝族踏歌是民间最普及的传统舞蹈，它主要是靠父母辈的口传身授，相传部落时期就相当盛行，多在晚间进行。打歌时人们以点燃的簧火为圆心，自然围成一圈，在葫芦笙、笛子的指挥下边唱边跳，正所谓“家家户户有火塘，彝寨处处是歌场，生活离不开水火，彝家人离不开打歌”。
巍山彝族打歌的单纯形式让老百姓“一舞千年”，其原因并不在于舞蹈本身的动作美感，而是舞蹈语言的仪式性功能和情感依托，它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是表达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感的重要方式。当前，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一些民间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歌舞乐正在淡化、消亡，彝族打歌的传承和发展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
目前，巍山县共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3项。在这100多项名录中，保护项目共计73项，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3项，州级10项，县级56项;传承人共计40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5人，州级6人，县级28人。非遗保护名录数量名列全州各县之首，充分彰显出了“文献名邦”的风采。
2016年字汝民入选大理州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入选云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打歌传承人;2018年，他代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缅甸文化艺术交流。
字汝民经常在家中和妻子收拾花草，因为吹树叶的技艺，字汝民对花花草草情有独钟，一枝一叶间，他仿佛感受到音乐和自然间的奇妙联系。“一叶吹响古风韵，嘹亮幽音妙入神”，随手摘下一片叶子，字汝民都能吹出动人的天籁。
用树叶吹出声响，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但要用树叶吹出旋律，甚至是歌曲，而且在打歌的时候起到引领作用，这就需要一点真能耐了。苦练数载，一“叶”成名，这话用在字汝民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他不仅能用普通的树叶吹出婉转的旋律，还将这曼妙的天籁之音从南诏故地巍山，传递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出树叶吹奏的共同魅力。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之中，字汝民让徒弟从旁边随手摘了片树叶，抿了抿嘴皮，便吹奏了起来，一个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就在广场里飘荡开来。这也是字汝民准备在参加2019年北京演出的曲目。这几天他还在抓紧时间苦练另外两首歌曲。
“天天练习用树叶吹《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三首曲子，嘴都吹肿了，一停下来就疼。”字汝民笑着告诉我。
再过几天，他就要到北京參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演出，而他的节目就是用树叶吹奏这三首歌曲。
通过几十年的勤学苦练和坚持，字汝民的树叶吹奏技艺炉火纯青，但他依然是精益求精，每次演出前都要精心的练习。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各种文艺演出的舞台上，大到国际性的文艺演出，小到一个小村庄里的慰问演出，都有他孜孜不倦的身影。2008年，作为特邀嘉宾，他到北京录制《民歌·中国》巍山周“打歌之乡——巍山音韵”节目，在此期间，他不但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带向了世界，还将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进行了融会贯通;2015年，他参加云南民族民间歌舞彝族打歌表演，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文化交流;2017年8月，他参加大理州旅游文化列车到北京文艺展演;2017年10月，他参加云南省《云南乡音》到上海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字汝民放下茶杯说：“像吹树叶，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魅力，要依靠自己去感悟。”树叶完全没经过加工，可能吹奏几分钟就得换一片，地点不一样，树叶的质感不一样，吹奏出来的音色也有差别，而且吹奏树叶完全没有指法可操练，靠的是吹奏人‘天生的技能’。因而，很多学吹树叶的人往往中途而废，而我坚持下来了。”
通过多年的努力，字汝民将传统的树叶吹奏方法同现代流行元素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地钻研和练习，他的树叶吹奏技艺达到了只要是他会唱的歌，都能用树叶吹奏出来的水平。
在教授徒弟方面，字汝民自豪地说：“在我们巍山县内县外，二十多年来，我教的徒弟，指导过的学员不下千人，不论是州庆还是县庆的表演，我都积极参与其中。像打歌之中很重要的大刀舞，在我们三家村最起码失传了三十年了。我父亲是打歌能手，而且笛子吹得好，但是不会大刀舞，我爷爷会吹树叶，但是也不会大刀舞。现在我不仅仅把大刀舞找回来，还把打歌的多种元素都整理齐备，我全部教给徒弟们，有机会就去免费教大家，为的就是把我们老祖宗传了无数年的好宝贝，一代代传承下去。”
“小时候我们放羊，会用泥巴捏成一定形状，一吹它就‘呼吐呼吐’地响，我们给它取名‘曲曲拐’。2008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做民歌栏目，开始研究乐器，就根据小时候做‘曲曲拐’的经验不断尝试，做出了完整的可以直接吹奏的乐器，一个老师给它取名叫‘呼土土’。今年我就想出一盘用这个乐器演奏的专辑，有几首自己写的歌，也不奢求什么！只要别人说这声音好听就行了。”
不久前，字汝民刚刚拿到了大理州颁发的“民间艺术大师”证书，他觉得很满足，这代表了政府对他们这些民间艺人的关心和肯定。虽然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然而，传统依然在消逝。由于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正在被一步一步地同化，导致传统的语言及风俗生活习惯在渐渐消亡。现在巍山彝族地区能打歌的年轻民间艺人在减少。在彝族打歌队伍中，许多民间艺人由于生活原因没有闲余时间组织打歌活动，也没有时间“口传心授”，打歌的传承受到间断，加之打歌队伍出现年龄老化，年轻一代的彝族群众有些已不会打歌，以及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意识淡薄，彝族打歌这一文化正面临着种种危机，针对这一状况，巍山县组织专人对彝族打歌进行了拯救，挖掘文化传承人，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在彝族地区的‘歌头’造册登记，让他们以身相传，彝族打歌又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山寨寨又响起了踏歌声。
字汝民感慨说：“现在比较活跃的打歌艺人，都是快奔六十的人了。年轻人就喜欢跳点现代舞，好多都不想打歌了。我们传统文化演变快得很，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就消失了。我觉得要保护好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护好这个民族的精华，精华一消失，传统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像我们彝族，彝族话不会说了，彝族服饰变成西装裙子了，打歌也不会打了，笛子芦笙也不会了……那会有多么的郁闷，多么的悲哀！想想都可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路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但是，因为有像字汝民一样对民族民间文化有深厚感情的民间艺人，前行在传承这条艰难的路上，因而也是充满希望的。1986年，美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曾把这种民间自娱性的歌舞列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十大民间舞蹈”之一。巍山彝族打歌凝聚了彝族艺术优秀的传统精华，集中了彝族人民的创造才华，积淀着彝族和其他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内涵，将伴随着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进程，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喜怒哀乐和忠勇质朴的爱恨情仇，它是民族歌舞艺术的活化石，也是彝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字汝民和村里喜欢打歌的人，依旧踏着快乐的节拍，继续传递着彝族人的热情和豪迈。这种充满着鲜活生动的巍山彝族打歌，描绘了一幅人们美好生活的画卷，它勾起了人们对青山绿水乡愁的记忆，它所焕发的生机，不仅感染着三家村人，也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心驰神往。
巍山彝族打歌这朵艺术奇葩，正穿越历史，走向未来。千年跳一舞，一舞跳千年。千年的传承，延续一支舞蹈，虔诚的祈福，敬畏一片天地。恪守古老传统，彝族人用舞步书写历史厚重。
采访结束的时候，字汝民送我到村口，微笑着说：“我们用心走过的一程路途、一段岁月，我们对打歌技艺的执着和坚守，对得起老祖宗，大家放心，一舞传千年，不醉不休。”
编辑手记：
“打歌”，又称“踏歌”“跳歌”。探本究源，“打歌”一词原先多指彝族民间载歌载舞的群众舞会，现在它变成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代称。巍山为南诏国的发祥之地，其彝族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歌舞文化代代传承，千年积淀，汇成一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彝族打歌的古老技艺濒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一危机，巍山县委、县政府极其重视，对打歌技艺进行了全力拯救，让这一彝族民间歌舞艺术的“活化石”能够代代相传，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字汝民，便是其中一位致力于传承工作的虔诚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