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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0日是蔡和森诞生110周年纪念日。
1931年6月10日，蔡和森因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
他的生命旅程虽然短暂，但正如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他是中共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则是长沙湘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周家台子。
1917年秋天，在长沙湘江边一块名叫周家台子（原名刘家台子）的旷野里，静静地伫立着一栋青瓦白墙的农舍，高大的樟树和大片翠绿的橘园掩映四周，抬眼可见屋后苍翠的岳麓山。前院的槽门上的木制门匾写着“沩痴寄庐”四字。虽然静雅，可院里有座高高隆起的古坟，一般人是不大愿意居住在这儿的。
可就是在这样一间墓庐屋里，一群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年轻人常常聚集在此，他们热切地期盼集合同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中就有蔡和森。
当时，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今天的岳麓书院）毕业的蔡和森，为了更好地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举家迁到了这里。蔡和森不光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氛围以及低廉的房租，还因为周围的岳麓山和湘江能给他提供“野蛮其体魄”的良好环境。后来，蔡和森家成了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人聚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
在一师的时候，蔡和森和毛泽东都善于作文，他们文章词意高远，见解独特，关心社会问题，全校闻名。由此，两个出类拔萃的有志青年走到了一起。蔡和森意识到，自己身体比较弱，将来在改革国家社会的奋斗道路上，一定会遇到生活的困苦、疾病劳累的折磨，必须磨砺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蔡和森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许多锻炼的方法。每天天蒙蒙亮，蔡和森就从周家台子的家里出发，一路小跑到湘江边的天马山顶，在山顶一边放声读书，一边舒展四肢。冷水浴更是每天早晚坚持，从不间断。
有天傍晚，毛泽东又渡过湘江，刚进门他就大声喊到：“和森，我们一起上岳麓山去。”可刚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游兴正浓，哪管得大雨滂沱，赶紧抓住这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一路冒着雨上山去了，直到第二天天放晴才回。
不仅如此，这对革命战友还经常邀集在一师读书的挚友上山去聊个痛快，畅谈革命理想。不管刮风下雨，坚持露宿山头，饿了就在山上摘点野果子吃。蔡和森曾在日记里写到“九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起后同毛泽东、张昆弟，上岳麓，沿山脊西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凉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十一点钟矣。”连院子里的古坟都是他们用来锻炼胆量的好去处了，三五知己一起，晚上有房不睡，偏要在坟头露营。
毛泽东来到蔡家就像回自己家一般，蔡和森的侄女刘昂经常老远看到毛泽东过河来的身影，就拍着手掌叫着：“看看，润之先生来了，润之先生来了。”毛泽东一进屋子，就亲热地跟蔡母打招呼：“伯母好啊，我又麻烦您来啦！”话音未落，就开始挽起袖子帮蔡母和蔡家大姐一起在菜园里忙活开了，拔草、浇水，然后一起吃饭。自家有什么吃的也会带过来，有钱也会放在蔡家里。其实，当时蔡和森家中也非常贫困，每月就靠着妹妹蔡畅在周南教书的微薄收入，幸好家里还有点菜地，但也经常无米下锅。蔡和森的母亲非常喜欢蔡和森的这群朋友，为了省己待人，自家有时就拣点地菜子等当饭吃。到家里快断炊的时候，蔡和森便清好要看的书，装在篮子里，和母亲说一声便直奔爱晚亭，饿着肚子看书，任凭游客在身边笑语喧哗。
尽管生活清贫，蔡和森仍无私地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来长沙治病就借住在蔡和森的家里。几个月的时间里，毛母得到了蔡家上上下下，特别是大姐蔡庆熙的悉心照料。毛泽东也经常来探望母亲。一天，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就和母亲在蔡家附近的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也是毛泽东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蔡和森和毛泽东在一起不光是理论的探讨，还不断追求实际和现实调查。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蔡和森兴致勃勃地穿上草鞋，不带一分钱，一人仅带把雨伞，就开始了游学生活。临走时蔡和森回头对母亲葛健豪说：“妈，我和润之到乡下走走，过几天就回了，别担心。”可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游历了洞庭湖东南岸5县。两人回来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大呼此行收获不浅。看着他们晒得黑瘦黑瘦的，蔡母心疼地问：“走了这么久，身上又没带钱，你们怎么过的哟？”蔡和森指着毛泽东说：“润之会写字嘛，我们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一讲起游学的经历，蔡和森便眉飞色舞：“我们过田垅时，看见农民踩田，就下田帮助他们踩田，晚间还和农民闲谈，问他们种多少田、交多少租、生活过得怎样，农民围得越来越多。”蔡和森说得兴奋起来，两眼炯炯有神，好像又和农民坐到了一块：“他们有的要请我们帮他写信，有的拿来米酒、糯米饭给我们吃，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辞行时，他们都恳切挽留。这次我们走了好几个县，生活十分有味。”一路上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们不以此为苦，还津津乐道，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次游学是他们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也给今后他们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深厚的友谊、共同的志向，把蔡和森和他的挚友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何叔衡等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开始激烈地讨论个人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争论中，他们深深地感到建立一个组织的必要性。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他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1918年4月14日，风和日暖，春光明媚，毛泽东、张昆弟、萧子升、萧子璋、何叔衡、邹彝鼎、陈书农、邹蕴真、罗章龙、周明谛、叶兆真等一行12人来到蔡和森家里。蔡和森家里喜气洋洋，堂屋里两张旧方桌被连接成长方形的会议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学会章程。会议从9点多一直开到了中午，大家积极性很高，到中午的时候都浑然不觉。蔡母葛健豪、妹妹蔡畅等特意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庆祝新民学会成立。下午，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了湘江边的沙滩上座谈，大家决心担负起挽救国家、改造社会的责任，积聚更多的革命力量，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最早的革命社团之一。学会取名为“新民”二字，是因为蔡和森很赞同梁启超在《新民是当务之急》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所谓新民就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认为新民二字本身，就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并且能够反映参加学会各同志的共同愿望。成立大会上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章程。
新民学会成立后，蔡和森和毛泽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新民学会的发展上，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了大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1920年，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努力下，一批新民学会成员取得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蔡和森和母亲以及妹妹蔡畅一行也来到法国求学。
蔡和森从此离开了周家台子，但是，他依然和新民学会保持着联系。蔡和森在法国开始了“猛看猛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将它们翻译传递回国，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进行着艰巨的劳动。蔡和森于1920年8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毛泽东接信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蔡和森在法国期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建党理论，并从事建党的组织活动。他大量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经验，在国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他把大量建党理论文章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杂志上，对中国的建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建党第一人。
1931年6月10日，蔡和森因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
他的生命旅程虽然短暂，但正如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他是中共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则是长沙湘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周家台子。
1917年秋天，在长沙湘江边一块名叫周家台子（原名刘家台子）的旷野里，静静地伫立着一栋青瓦白墙的农舍，高大的樟树和大片翠绿的橘园掩映四周，抬眼可见屋后苍翠的岳麓山。前院的槽门上的木制门匾写着“沩痴寄庐”四字。虽然静雅，可院里有座高高隆起的古坟，一般人是不大愿意居住在这儿的。
可就是在这样一间墓庐屋里，一群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年轻人常常聚集在此，他们热切地期盼集合同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中就有蔡和森。
当时，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今天的岳麓书院）毕业的蔡和森，为了更好地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举家迁到了这里。蔡和森不光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氛围以及低廉的房租，还因为周围的岳麓山和湘江能给他提供“野蛮其体魄”的良好环境。后来，蔡和森家成了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人聚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
在一师的时候，蔡和森和毛泽东都善于作文，他们文章词意高远，见解独特，关心社会问题，全校闻名。由此，两个出类拔萃的有志青年走到了一起。蔡和森意识到，自己身体比较弱，将来在改革国家社会的奋斗道路上，一定会遇到生活的困苦、疾病劳累的折磨，必须磨砺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蔡和森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许多锻炼的方法。每天天蒙蒙亮，蔡和森就从周家台子的家里出发，一路小跑到湘江边的天马山顶，在山顶一边放声读书，一边舒展四肢。冷水浴更是每天早晚坚持，从不间断。
有天傍晚，毛泽东又渡过湘江，刚进门他就大声喊到：“和森，我们一起上岳麓山去。”可刚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游兴正浓，哪管得大雨滂沱，赶紧抓住这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一路冒着雨上山去了，直到第二天天放晴才回。
不仅如此，这对革命战友还经常邀集在一师读书的挚友上山去聊个痛快，畅谈革命理想。不管刮风下雨，坚持露宿山头，饿了就在山上摘点野果子吃。蔡和森曾在日记里写到“九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起后同毛泽东、张昆弟，上岳麓，沿山脊西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凉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十一点钟矣。”连院子里的古坟都是他们用来锻炼胆量的好去处了，三五知己一起，晚上有房不睡，偏要在坟头露营。
毛泽东来到蔡家就像回自己家一般，蔡和森的侄女刘昂经常老远看到毛泽东过河来的身影，就拍着手掌叫着：“看看，润之先生来了，润之先生来了。”毛泽东一进屋子，就亲热地跟蔡母打招呼：“伯母好啊，我又麻烦您来啦！”话音未落，就开始挽起袖子帮蔡母和蔡家大姐一起在菜园里忙活开了，拔草、浇水，然后一起吃饭。自家有什么吃的也会带过来，有钱也会放在蔡家里。其实，当时蔡和森家中也非常贫困，每月就靠着妹妹蔡畅在周南教书的微薄收入，幸好家里还有点菜地，但也经常无米下锅。蔡和森的母亲非常喜欢蔡和森的这群朋友，为了省己待人，自家有时就拣点地菜子等当饭吃。到家里快断炊的时候，蔡和森便清好要看的书，装在篮子里，和母亲说一声便直奔爱晚亭，饿着肚子看书，任凭游客在身边笑语喧哗。
尽管生活清贫，蔡和森仍无私地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来长沙治病就借住在蔡和森的家里。几个月的时间里，毛母得到了蔡家上上下下，特别是大姐蔡庆熙的悉心照料。毛泽东也经常来探望母亲。一天，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就和母亲在蔡家附近的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也是毛泽东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蔡和森和毛泽东在一起不光是理论的探讨，还不断追求实际和现实调查。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蔡和森兴致勃勃地穿上草鞋，不带一分钱，一人仅带把雨伞，就开始了游学生活。临走时蔡和森回头对母亲葛健豪说：“妈，我和润之到乡下走走，过几天就回了，别担心。”可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游历了洞庭湖东南岸5县。两人回来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大呼此行收获不浅。看着他们晒得黑瘦黑瘦的，蔡母心疼地问：“走了这么久，身上又没带钱，你们怎么过的哟？”蔡和森指着毛泽东说：“润之会写字嘛，我们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一讲起游学的经历，蔡和森便眉飞色舞：“我们过田垅时，看见农民踩田，就下田帮助他们踩田，晚间还和农民闲谈，问他们种多少田、交多少租、生活过得怎样，农民围得越来越多。”蔡和森说得兴奋起来，两眼炯炯有神，好像又和农民坐到了一块：“他们有的要请我们帮他写信，有的拿来米酒、糯米饭给我们吃，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辞行时，他们都恳切挽留。这次我们走了好几个县，生活十分有味。”一路上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们不以此为苦，还津津乐道，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次游学是他们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也给今后他们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深厚的友谊、共同的志向，把蔡和森和他的挚友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何叔衡等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开始激烈地讨论个人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争论中，他们深深地感到建立一个组织的必要性。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他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1918年4月14日，风和日暖，春光明媚，毛泽东、张昆弟、萧子升、萧子璋、何叔衡、邹彝鼎、陈书农、邹蕴真、罗章龙、周明谛、叶兆真等一行12人来到蔡和森家里。蔡和森家里喜气洋洋，堂屋里两张旧方桌被连接成长方形的会议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学会章程。会议从9点多一直开到了中午，大家积极性很高，到中午的时候都浑然不觉。蔡母葛健豪、妹妹蔡畅等特意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庆祝新民学会成立。下午，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了湘江边的沙滩上座谈，大家决心担负起挽救国家、改造社会的责任，积聚更多的革命力量，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最早的革命社团之一。学会取名为“新民”二字，是因为蔡和森很赞同梁启超在《新民是当务之急》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所谓新民就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认为新民二字本身，就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并且能够反映参加学会各同志的共同愿望。成立大会上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章程。
新民学会成立后，蔡和森和毛泽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新民学会的发展上，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了大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1920年，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努力下，一批新民学会成员取得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蔡和森和母亲以及妹妹蔡畅一行也来到法国求学。
蔡和森从此离开了周家台子，但是，他依然和新民学会保持着联系。蔡和森在法国开始了“猛看猛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将它们翻译传递回国，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进行着艰巨的劳动。蔡和森于1920年8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毛泽东接信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蔡和森在法国期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建党理论，并从事建党的组织活动。他大量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经验，在国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他把大量建党理论文章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杂志上，对中国的建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建党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