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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都在躲避中国—空气质量差、薪水低、生活费用高”。这是德国电视一台（ARD）驻中国记者2017年4月初在《每日新闻》（Tagesschau）栏目的一个节目里对中国的评价。在节目中他还声称，德国雇主们越来越难说服德国员工去中国工作，也越来越难将已经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员工长期留在那里。
毫不奇怪，恰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空气重度污染、地铁拥挤不堪和环路上的交通堵塞，北京令人痛心地多次上了媒体的头条，不仅仅出现在德国的媒体上。带着口罩的人们夹杂在拥挤的上下班交通车流间的图片使西方的许多人过目不忘。然而，中国大都市的生活质量果真如此不堪吗？在中国北京和环首都发展区里的生活前景如何？还有，2017年4月初发布的在首都大门口建设一个新的高级别的雄安新区的规划前景又是如何呢？
超大城市的通病
我与一位“北京通”的德国人聊了聊，他名叫狄沛（Peter Tichauer），出生于1960年。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来中国北京留学。自2006年起，他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目前是《中国之窗》（China Contact）的主编，这本杂志是用德语出版的聚焦中国的经济杂志。21年之前，他参与了创办这本杂志的工作。
“我不会到任何其他地方生活。”这位自愿选择做北京市民的人如是说。他1984年初识中国的首都北京，那是个在街上有时还能碰到羊的时代。那时北京正在兴建三环路，三环之外就是农村了，当时的景象也许只存在于老北京们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曾经的古城已经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世界大都市，像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一样，北京与同样的难题做斗争。
狄沛表示，无论如何他不会回归故乡，既不回归其故乡柏林，也不会到德国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真是这样吗？我保证是真的，虽然空气差有时候也导致对中国抱有热情的人情绪沮丧。
“对啊，空气差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我认为，由于有了现代技术，我们对这个话题也变得敏感多了。”这位曾经的胶版印刷技术员，现在的中国学者说道，“可以确定的新情况是，在最近的一二年里，我们在北京有时候会经历一周，甚至两周空气指标严重恶化的情形，人们无疑会情绪低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当下中国正在做很多事情。从总体来看，近两年里空气质量的确得到了改善。”狄沛接着说：“与前几年相比较，如今的北京绿色明显地增多了，它的周边地区也是如此。”他指出，“要考虑到，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我能肯定地说，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和严重的污染做过斗争。”狄沛回忆道：“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就有过报道，在东京街头安装了氧气自动出售器，以供人们吸进充足的氧气。但今天，东京是一个很干净的城市。”这位亚洲问题专家如是说。
在狄沛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指指点点，肯定于事无补。“人们不能忘记，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开办工厂，享受了在中国比他们所在国市场要求低得多的环保条件。我们不能忘记，西方人对这里的空气质量恶化也难脱干系。”他补充道。
中国首都空气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北京早就成为了超大城市。如果将周边城区计算在内，在北京1680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略大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州—生活着2150万居民（2016年3月的统计数据），这个居民数差不多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4。北京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甚至来自世界各地。
对如此众多的居民供电、供水、提供食品、工作岗位和服务，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况且，在中国北方贫瘠的山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78毫升，而且62%的降雨发生在每年的7月和8月，在其他月份气候十分干燥。每几年就刮一次来自内蒙古沙漠地区的沙尘暴，将外表光鲜亮丽的高楼置于尘雾之中。显然，中国的巨型大都会扩展的规模达到了人和自然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如何才能缓解这种紧张的形势实现均衡发展呢？
寻找均衡发展之路
中国政府正在抓紧制定解决方案，将不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纳入均衡发展的轨道中来。就首都区域而言，中国政府谋求合力效应和功能差异化。在未来，蜂拥而至的人群不应该只集中在首都北京，而应该分散到沿海大都会天津以及环绕北京和天津的河北省的一部分地区。根据相关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建设一个新的大都会区域，其名称是“京津冀”。
“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像在一些国外的媒体报道中可以读到的那样：建设一个新的超大城市并冠以一个难发音的名称；而是建设一个城市集群，它一方面集合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分散功能并以此获取整个地区的合力。”身为经济专业记者的狄沛如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以及位于中国西南的直辖市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了这样的战略。“实施这项战略的原则是单个的地区相互帮助并且取长补短。在建设首都区域过程中，尚未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的河北省可以期望从中央政府的计划中获取新的发展动力。”
河北省保定市所辖三个县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三个县在北京的南部，距离北京大约100公里。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县在地图上还是发展的“盲点”。2017年4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那里将建设成国家级经济特区雄安新区。它位于北京和天津的西南，将成为京津冀三角形发展区的支点。
雄安的意义不仅于此。雄安新区还将成为示范，为治理传统的“城市病”研制良药，其中包括了经济转型和实施城镇化的新模式。为此，一些非首都功能，例如管理、教育和工業也将从北京转移到新区之中。
“新深圳”将拔地而起吗
中国的领导者和专家很快将中国新的经济特区与以往位于广东省的深圳市和位于上海的浦东新区的成功模式相提并论。那么，在北京的周边地区会按照这些样板再次出现经济奇迹吗？雄安新区能够为改善首都区域的生活质量提供哪些机遇？
毫不奇怪，恰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空气重度污染、地铁拥挤不堪和环路上的交通堵塞，北京令人痛心地多次上了媒体的头条，不仅仅出现在德国的媒体上。带着口罩的人们夹杂在拥挤的上下班交通车流间的图片使西方的许多人过目不忘。然而，中国大都市的生活质量果真如此不堪吗？在中国北京和环首都发展区里的生活前景如何？还有，2017年4月初发布的在首都大门口建设一个新的高级别的雄安新区的规划前景又是如何呢？
超大城市的通病
我与一位“北京通”的德国人聊了聊，他名叫狄沛（Peter Tichauer），出生于1960年。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来中国北京留学。自2006年起，他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目前是《中国之窗》（China Contact）的主编，这本杂志是用德语出版的聚焦中国的经济杂志。21年之前，他参与了创办这本杂志的工作。
“我不会到任何其他地方生活。”这位自愿选择做北京市民的人如是说。他1984年初识中国的首都北京，那是个在街上有时还能碰到羊的时代。那时北京正在兴建三环路，三环之外就是农村了，当时的景象也许只存在于老北京们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曾经的古城已经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世界大都市，像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一样，北京与同样的难题做斗争。
狄沛表示，无论如何他不会回归故乡，既不回归其故乡柏林，也不会到德国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真是这样吗？我保证是真的，虽然空气差有时候也导致对中国抱有热情的人情绪沮丧。
“对啊，空气差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我认为，由于有了现代技术，我们对这个话题也变得敏感多了。”这位曾经的胶版印刷技术员，现在的中国学者说道，“可以确定的新情况是，在最近的一二年里，我们在北京有时候会经历一周，甚至两周空气指标严重恶化的情形，人们无疑会情绪低落。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当下中国正在做很多事情。从总体来看，近两年里空气质量的确得到了改善。”狄沛接着说：“与前几年相比较，如今的北京绿色明显地增多了，它的周边地区也是如此。”他指出，“要考虑到，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我能肯定地说，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和严重的污染做过斗争。”狄沛回忆道：“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就有过报道，在东京街头安装了氧气自动出售器，以供人们吸进充足的氧气。但今天，东京是一个很干净的城市。”这位亚洲问题专家如是说。
在狄沛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指指点点，肯定于事无补。“人们不能忘记，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开办工厂，享受了在中国比他们所在国市场要求低得多的环保条件。我们不能忘记，西方人对这里的空气质量恶化也难脱干系。”他补充道。
中国首都空气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北京早就成为了超大城市。如果将周边城区计算在内，在北京1680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略大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州—生活着2150万居民（2016年3月的统计数据），这个居民数差不多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4。北京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甚至来自世界各地。
对如此众多的居民供电、供水、提供食品、工作岗位和服务，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况且，在中国北方贫瘠的山区年平均降雨量只有578毫升，而且62%的降雨发生在每年的7月和8月，在其他月份气候十分干燥。每几年就刮一次来自内蒙古沙漠地区的沙尘暴，将外表光鲜亮丽的高楼置于尘雾之中。显然，中国的巨型大都会扩展的规模达到了人和自然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如何才能缓解这种紧张的形势实现均衡发展呢？
寻找均衡发展之路
中国政府正在抓紧制定解决方案，将不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纳入均衡发展的轨道中来。就首都区域而言，中国政府谋求合力效应和功能差异化。在未来，蜂拥而至的人群不应该只集中在首都北京，而应该分散到沿海大都会天津以及环绕北京和天津的河北省的一部分地区。根据相关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建设一个新的大都会区域，其名称是“京津冀”。
“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像在一些国外的媒体报道中可以读到的那样：建设一个新的超大城市并冠以一个难发音的名称；而是建设一个城市集群，它一方面集合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分散功能并以此获取整个地区的合力。”身为经济专业记者的狄沛如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以及位于中国西南的直辖市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了这样的战略。“实施这项战略的原则是单个的地区相互帮助并且取长补短。在建设首都区域过程中，尚未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的河北省可以期望从中央政府的计划中获取新的发展动力。”
河北省保定市所辖三个县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三个县在北京的南部，距离北京大约100公里。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县在地图上还是发展的“盲点”。2017年4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那里将建设成国家级经济特区雄安新区。它位于北京和天津的西南，将成为京津冀三角形发展区的支点。
雄安的意义不仅于此。雄安新区还将成为示范，为治理传统的“城市病”研制良药，其中包括了经济转型和实施城镇化的新模式。为此，一些非首都功能，例如管理、教育和工業也将从北京转移到新区之中。
“新深圳”将拔地而起吗
中国的领导者和专家很快将中国新的经济特区与以往位于广东省的深圳市和位于上海的浦东新区的成功模式相提并论。那么，在北京的周边地区会按照这些样板再次出现经济奇迹吗？雄安新区能够为改善首都区域的生活质量提供哪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