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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在各种社交场合，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欢迎。其实，我们都是听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长大的。下面我来讲几个那些年跟“讲故事”有关的故事。
记得小辰光爹爹经常带我到书场里听书，去的最多的是坐落在西藏中路的西藏书场和四川北路上的红星书场。起先我还听得云里雾里的，慢慢地就听出些味道了，越听越喜欢听。我跟爹爹在书场听过好多古代故事，隋唐、三国、聊斋、包公、济公、岳飞、108将、托塔李天王……多得数不清。讲扬州评话的说书先生有一块惊堂木，讲到要紧关头，“啪”，惊堂木一敲，全场霎拉斯静（很静）。而唱评弹的除了琵琶、胡琴，说大书的都离不开一把折扇当道具，一歇歇当宝剑，一歇歇当马鞭子，邪气（非常）潇洒。不过我不大喜欢听弹唱，要紧关头不是敲惊堂木而是唱上一段，急煞人。听书听得多了，我会讲一口苏州话，苏北话也讲得“呱呱老叫”（很好）。
有时爹爹会带我到茶馆店去听书。我更喜欢在那里听书，一是桌上有瓜子、花生一类小零食吃，二是听得厌气（无聊）了，可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蛮自由的。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听书，侬只要一扬手，在场子里穿来穿去的堂倌，就会朝侬抛来一条热毛巾，揩把脸，邪气适宜。不过姆妈不赞成爹爹带我去茶馆店，她说茶馆店里抽烟的人多，空气不好（我的慢性气管炎不知是不是那时落下的根）。
姆妈欢喜一个人在家里听无线电（收音机）。她常常一边结绒线一边听评弹，脸上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有时也会陪姆妈听听吴君玉的评书、蒋月泉的弹词，也听王少堂、单田芳的评话。后来我发现无线电里还有好多好听的节目。比如《小喇叭》、《星星火炬》常常播送“白雪公主”这类童话故事，播送“小砍刀”这类打仗故事。当然我最喜欢收听的是一档长篇故事连播，每天中午半个钟头。陈醇、郭冰他们讲起故事来可着劲了，绘声绘色，连马蹄声、枪炮声都模拟得惟妙惟肖。听他们讲故事，眼前会浮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像在看电影，实在是一种享受。
那时中午我们都回家吃饭，我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长篇故事连播。记得有一次中午老师上课拖堂，迟放了二十多分钟，我心急慌忙朝家里跑，不料半路上又遇到抢修排水管，道路不通要绕圈子。这时我忽然听到有户人家窗口传出播音员熟悉的浑厚的声音，是陈醇播讲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昨天他讲到肖飞去城里买药撞上汉奸，紧张关头时间到了，“后事如何”，今天我得接着往下听。我奔到窗前，探头探脑地寻找着声音。一个老伯伯端着饭碗。我恳求老伯伯让我听听无线电，老伯伯招呼我进去，递给我一只小矮凳，示意我坐下。听完故事，再回家吃饭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调头上课去了。虽然这天我没吃中饭，可肚皮一点也不饿，心里好满足。我分明感受到精神食粮的能量，我深深爱上无线电里的故事世界。
很多年以后，我进上海广播电台当编辑。对于如何把广播稿写得口语化，前辈们告诉我，多去听听评话、说书，这是有道理的。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听书听故事，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比较符合广播的要求。这是后话。
我们小辰光流行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这是属于忆苦思甜一类的歌曲。某一天班主任突发奇想，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听爸爸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估计我妈讲不出什么故事来的，礼拜天就缠着爹爹“讲过去的事情”。爹爹想想讲讲，讲讲想想，讲得七颠八倒的。爹爹在旧社会也是个受苦人，13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学生意。日本人捉老板，老板逃脱了，日本兵就把他们几个学徒抓起来垫刀头，关进了宪兵队。还有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堡垒”（警车），轧户口米，调换金圆券，美国奶粉……我把爹爹断断续续讲的故事，整理成文，交了上去。
没想到老师看后大声说好。她一定要我把爹爹请到班级里来给同学们上一堂回忆对比课。我跟爹爹说了，爹爹搓着双手犹豫起来。不过最后他还是被我硬拖到学校里。教室里同学们安静地等待着。我发现最后一排还坐着好几位其他班级的老师，连校长也来了。我环顾四周，心里热腾腾的。班主任悄悄对我说，要是你爸讲得好，我们还要请他到学校大礼堂给全校的同学讲呢。我心里好开心，这是多么“扎台型”（有面子）的事体。
教室的黑板上写着一行斗大的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班主任的开场白和同学们的掌声中，爹爹开讲啦！
13岁学生意……捉到宪兵队……“飞行堡垒”……轧户口米……调换金圆券……美国奶粉……爹爹讲讲停停，停停讲讲，40分钟的课，讲了10来分钟就讲完了。看到爹爹“茶壶里煮饺子，有口说不出”的样子，我很尴尬。班主任也很尴尬，爹爹更尴尬。后来班主任恶狠狠地对我说：“庄大伟，你给我吃药！”我有啥办法啦，是爹爹给我吃药。其实我晓得爹爹肚皮里有好多故事，可是他不会卖关子，不会摆噱头，不会渲染气氛，不会不紧不慢地表达。哎，我明白了，一个人故事听得多，并不等于就会讲故事，讲故事是门技术活。
小时候只要有辰光，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吹牛皮，男孩子一圈，女孩子一圈，就是下课这么一歇歇辰光，也会聚在一起瞎七搭八地过过嘴瘾。不过最惬意的是晚上乘风凉，那辰光作业已经做完，浴已经汏好，肚皮已经吃饱，大家像是约好了一样，穿着木拖板（那些年流行的用两块木板做成的简易拖鞋），打着蒲扇，来到弄堂口。这里是大家乘凉的好地方，三五成群，这里一堆，那里一圈，在穿堂风的吹拂下，乘乘风凉，吹吹牛皮，交关（很）惬意。
大凡在一个社交圈里，总有一个闲话最多最会讲的唱主角。不是吹，我在圈子里常常是坐头把交椅的。因为我肚皮里故事多，又不像我爹“茶壶里煮饺子”，我只要一出场，小伙伴们都会闭嘴，倾听，听我海阔天空地吹牛皮讲故事。我发现自己有编故事的天赋，故事只要开了头，有时我就会离开“原著”，顺着自己的思路，由着性子往下瞎编。我不怕提问，我能在伙伴们的疑问中补漏洞，贴膏药，绕险滩，穿激流，最后到达胜利的彼岸。 不过有一天我的霸主地位动摇了。那天乘风凉时，我正在讲《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家晓得，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我正讲到要紧处，隔壁弄堂新搬来的“小老虫”（我只知道他姓陆，由于长得矮小，大家叫他“小老虫”）弯腰屈背地挤进圈来，东看看西看看，一副贼头狗脑的样子。我只当没有看见，继续讲那只猎犬的故事，突然“小老虫”插起了嘴：“侬讲错脱了，猎犬身上涂的不是油漆，是磷。晓得吗？磷在黑夜里会发出亮光的，吓得煞人！”
我脸上一阵发烫，好没面子。“小老虫”显然看过那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我再瞎讲八讲下去，洋相会出得更大。这不是来砸场子、抢戏吗？我心里很齁（不舒服），干脆掼起了纱帽，说：“今朝我喉咙疼，明天请早。”唉——伙伴们很丧气。不料“小老虫”袖子管一撩，说：“我来讲下去。”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完了“猎犬”，又讲了福尔摩斯的《四签名》。第二天他带了把折扇，着劲地讲起了福尔摩斯《血字的研究》，一副说书人的腔势。
伙伴们可是“有奶便是娘”，一下子围上了“小老虫”。“小老虫”凭他的讲故事才能，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的圈子。一些跟我们不是一个圈的女孩，也慕名而来听他讲故事了。他肚皮里的货色多，听起来倒是蛮有滋味。我心里暗暗佩服他，他故事确实讲得比我精彩。有辰光他会添油加酱穿插一些鬼故事。我真不晓得他哪来的这么些鬼故事，什么吊死鬼、僵尸鬼、大头鬼、阎罗大王……吓得那些小姑娘“哇啦哇啦”乱叫。有一次“小老虫”悄悄对我讲：“你讲故事有个毛病，就是讲得太快，恨不得一下子把故事情节统统讲给人家听。其实这是讲故事的大忌，你要不慌不忙，笃悠悠地讲，摆摆噱头，卖卖关子……”他一本正经地讲着，我认真地听着，句句入耳。后来我知道“小老虫”的父亲是个说书先生，怪不得他这么会讲故事。
讲故事确实是门技术活。
我是67届的，1968年底进工厂当了学徒工。“小老虫”是68届的，“一片红”，到江西插队落户去了。我们俩很少有机会见面，后来就失联了。不过那些年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想必他如今依然是个受大家欢迎的人，会讲故事的人往往有好人缘，这是我的直觉。
我在厂里人缘就不错，我人热情，会讲故事。下班回家，乘风凉的辰光，我周围仍旧会围上一大帮大人小孩，听我海阔天空地吹牛皮讲故事。不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福尔摩斯、斯巴达克斯的故事不能讲了，鬼故事更不能讲。“文化大革命”当中，书场都关掉了。无线电里除了播放样板戏，就是两报一刊社论。不过我看过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我讲讲《林海雪原》总可以的。我从“夜审一撮毛”讲起，一天讲一段，“上山打老虎”、“舌战小炉匠”、“奇袭狼虎窝”，还有“许大马棒和蝴蝶迷”、“白茹的心”，一个一个往下讲，大受欢迎。我的名气越来越响，来听我讲故事的人越聚越多。听说里弄里的工宣队还打算专门让我到“向阳院”去讲革命故事。
讲完了《智取威虎山》，接着讲《红灯记》。那天我喝了几杯啤酒，头脑有点发热，讲到“赴宴斗鸠山”那一节，我借题发挥起来：“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一开始就准备在气势上压倒鸠山，他没讲上两句闲话，就跟鸠山比赛喝老酒。鸠山喝一杯，李玉和就喝三杯，鸠山喝四杯，李玉和就喝八碗，鸠山喝九碗，李玉和就……”我正这么信口开河地乱吹着，突然看到爹爹挤进人群，铁青着脸，一句闲话也不讲，抓住我的手腕就往外拖。
我好没面子，胸闷得很。爹爹一直把我拖到没人的地方，压低嗓门，咬牙切齿：“侬是在寻棺材睏呀！”他把我拖到阅报栏前，“你看看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我隐隐看到，“谈元泉、洪富江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竭力歪曲、丑化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我背脊上一阵冷汗。后来谈元泉被枪毙掉了，洪富江算是额角头高，判了个死缓，命算是保了下来（1970年4月25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事后我心里一直“搭得动”（紧张），幸亏爹爹来得及时，幸亏我没有到向阳院去“放毒”，幸亏那些乘风凉的小赤佬阶级斗争觉悟不高，幸亏没有被工宣队听到……要晓得，那些年丑化样板戏是要吃官司掉脑袋的。真是吓煞人！
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大出门乘风凉了。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停刊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儿报刊陆续复刊，我凭借着过去“讲故事”的经验，懂得点人物性格塑造、矛盾冲突设置，懂得点开门见山、起承转合，开始儿童文学创作，陆续在少儿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童话、故事。1984年初，我凭借着一大叠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应聘考入上海广播电台，当上了少儿节目的编辑。我认识了陈醇、郭冰等过去只是在无线电里听到声音的播音老师，有机会跟梅梅、陈燕华、豆豆合作。
记得进电台第一年，为了尽快熟悉节目对象，领导让我先去学校走走。在一个辅导员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个信息，《我们一百万》报（红领巾理事会办的一份队报）开设了一个由学生自己参与编故事的专栏，是“接龙故事”形式的，就是后一段故事的开头，要接前一段故事的尾巴往下编。这个接龙故事的总标题叫《海陆空三国大战》，童话体裁，为了让小读者们放开想象，尽情地编故事。
我了解到这个报道线索，很感兴趣。我开始经常跑《我们一百万》报编辑部，了解小读者们的来稿情况，与编辑部的红领巾们一起选稿，商量如何把握故事发展的脉络走向。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海陆空三国大战》的小主编是万春街小学的杨碧红。这个“接龙故事”的设想是她出的主意。我很快就跟红领巾们交上了朋友。我每次外出采访，都不忘记带上录音机。我找他们聊天，参加他们的文学夏令营，听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编的故事。同时，我也录下了好多生动有趣的素材。有了音响素材，我开始整理文字，撰写报道稿。为了充分表现广播的特点，我在撰写文字稿的基础上，仔细翻听一盘盘录音带，试图从中找出能够表现广播特点的语音和音响。当时没有数码录音，要把多而杂的音响素材，合成到开盘带上，非常费劲。在录音员的指导下，我在操作台上学着自己剪辑合成。由于是自己第一次独立制作节目，我特别的认真，花了好几个晚上，一次次地“返工”，一遍遍地“磨”，从文字到语音、音响、音乐，力求做得最好。制作录音通讯《“接龙故事”的故事》的整个过程，使我初知采制“带响的”学校生活报道必须掌握的ABC。
没有想到的是，当十来分钟的录音通讯《“接龙故事”的故事》在1984年暑假的某一天播出以后，节目组收到了不少来电、来信，称赞这个颇有特色的录音通讯。更没想到的是，领导毅然把我这个新人的作品拿出去评奖，在1985年全国广电学会评奖中，竟然获得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少儿节目能跟成人节目PK获得一等奖比较少见。同年，这个作品还获得团中央“创造杯”广播大赛的第一名，我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领奖。一稿“双奖”，旗开得胜。一种突然降临的成就感和使命感，让我深深爱上了少儿广播节目。屈指算来，我在少儿部做了17年主任，我深爱这段珍贵的记忆。
虽然如今我已离开广播电台多年，但至今一直保持收听故事的习惯（上海电台有个故事频率），听听梁辉、郭易峰们讲讲故事，交关惬意。
旅途中，饭桌上，茶馆里……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总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学点讲故事的技巧，有点必要，我觉得。
记得小辰光爹爹经常带我到书场里听书，去的最多的是坐落在西藏中路的西藏书场和四川北路上的红星书场。起先我还听得云里雾里的，慢慢地就听出些味道了，越听越喜欢听。我跟爹爹在书场听过好多古代故事，隋唐、三国、聊斋、包公、济公、岳飞、108将、托塔李天王……多得数不清。讲扬州评话的说书先生有一块惊堂木，讲到要紧关头，“啪”，惊堂木一敲，全场霎拉斯静（很静）。而唱评弹的除了琵琶、胡琴，说大书的都离不开一把折扇当道具，一歇歇当宝剑，一歇歇当马鞭子，邪气（非常）潇洒。不过我不大喜欢听弹唱，要紧关头不是敲惊堂木而是唱上一段，急煞人。听书听得多了，我会讲一口苏州话，苏北话也讲得“呱呱老叫”（很好）。
有时爹爹会带我到茶馆店去听书。我更喜欢在那里听书，一是桌上有瓜子、花生一类小零食吃，二是听得厌气（无聊）了，可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蛮自由的。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听书，侬只要一扬手，在场子里穿来穿去的堂倌，就会朝侬抛来一条热毛巾，揩把脸，邪气适宜。不过姆妈不赞成爹爹带我去茶馆店，她说茶馆店里抽烟的人多，空气不好（我的慢性气管炎不知是不是那时落下的根）。
姆妈欢喜一个人在家里听无线电（收音机）。她常常一边结绒线一边听评弹，脸上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有时也会陪姆妈听听吴君玉的评书、蒋月泉的弹词，也听王少堂、单田芳的评话。后来我发现无线电里还有好多好听的节目。比如《小喇叭》、《星星火炬》常常播送“白雪公主”这类童话故事，播送“小砍刀”这类打仗故事。当然我最喜欢收听的是一档长篇故事连播，每天中午半个钟头。陈醇、郭冰他们讲起故事来可着劲了，绘声绘色，连马蹄声、枪炮声都模拟得惟妙惟肖。听他们讲故事，眼前会浮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像在看电影，实在是一种享受。
那时中午我们都回家吃饭，我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长篇故事连播。记得有一次中午老师上课拖堂，迟放了二十多分钟，我心急慌忙朝家里跑，不料半路上又遇到抢修排水管，道路不通要绕圈子。这时我忽然听到有户人家窗口传出播音员熟悉的浑厚的声音，是陈醇播讲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昨天他讲到肖飞去城里买药撞上汉奸，紧张关头时间到了，“后事如何”，今天我得接着往下听。我奔到窗前，探头探脑地寻找着声音。一个老伯伯端着饭碗。我恳求老伯伯让我听听无线电，老伯伯招呼我进去，递给我一只小矮凳，示意我坐下。听完故事，再回家吃饭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调头上课去了。虽然这天我没吃中饭，可肚皮一点也不饿，心里好满足。我分明感受到精神食粮的能量，我深深爱上无线电里的故事世界。
很多年以后，我进上海广播电台当编辑。对于如何把广播稿写得口语化，前辈们告诉我，多去听听评话、说书，这是有道理的。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听书听故事，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比较符合广播的要求。这是后话。
我们小辰光流行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这是属于忆苦思甜一类的歌曲。某一天班主任突发奇想，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听爸爸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估计我妈讲不出什么故事来的，礼拜天就缠着爹爹“讲过去的事情”。爹爹想想讲讲，讲讲想想，讲得七颠八倒的。爹爹在旧社会也是个受苦人，13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学生意。日本人捉老板，老板逃脱了，日本兵就把他们几个学徒抓起来垫刀头，关进了宪兵队。还有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堡垒”（警车），轧户口米，调换金圆券，美国奶粉……我把爹爹断断续续讲的故事，整理成文，交了上去。
没想到老师看后大声说好。她一定要我把爹爹请到班级里来给同学们上一堂回忆对比课。我跟爹爹说了，爹爹搓着双手犹豫起来。不过最后他还是被我硬拖到学校里。教室里同学们安静地等待着。我发现最后一排还坐着好几位其他班级的老师，连校长也来了。我环顾四周，心里热腾腾的。班主任悄悄对我说，要是你爸讲得好，我们还要请他到学校大礼堂给全校的同学讲呢。我心里好开心，这是多么“扎台型”（有面子）的事体。
教室的黑板上写着一行斗大的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班主任的开场白和同学们的掌声中，爹爹开讲啦！
13岁学生意……捉到宪兵队……“飞行堡垒”……轧户口米……调换金圆券……美国奶粉……爹爹讲讲停停，停停讲讲，40分钟的课，讲了10来分钟就讲完了。看到爹爹“茶壶里煮饺子，有口说不出”的样子，我很尴尬。班主任也很尴尬，爹爹更尴尬。后来班主任恶狠狠地对我说：“庄大伟，你给我吃药！”我有啥办法啦，是爹爹给我吃药。其实我晓得爹爹肚皮里有好多故事，可是他不会卖关子，不会摆噱头，不会渲染气氛，不会不紧不慢地表达。哎，我明白了，一个人故事听得多，并不等于就会讲故事，讲故事是门技术活。
小时候只要有辰光，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吹牛皮，男孩子一圈，女孩子一圈，就是下课这么一歇歇辰光，也会聚在一起瞎七搭八地过过嘴瘾。不过最惬意的是晚上乘风凉，那辰光作业已经做完，浴已经汏好，肚皮已经吃饱，大家像是约好了一样，穿着木拖板（那些年流行的用两块木板做成的简易拖鞋），打着蒲扇，来到弄堂口。这里是大家乘凉的好地方，三五成群，这里一堆，那里一圈，在穿堂风的吹拂下，乘乘风凉，吹吹牛皮，交关（很）惬意。
大凡在一个社交圈里，总有一个闲话最多最会讲的唱主角。不是吹，我在圈子里常常是坐头把交椅的。因为我肚皮里故事多，又不像我爹“茶壶里煮饺子”，我只要一出场，小伙伴们都会闭嘴，倾听，听我海阔天空地吹牛皮讲故事。我发现自己有编故事的天赋，故事只要开了头，有时我就会离开“原著”，顺着自己的思路，由着性子往下瞎编。我不怕提问，我能在伙伴们的疑问中补漏洞，贴膏药，绕险滩，穿激流，最后到达胜利的彼岸。 不过有一天我的霸主地位动摇了。那天乘风凉时，我正在讲《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家晓得，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我正讲到要紧处，隔壁弄堂新搬来的“小老虫”（我只知道他姓陆，由于长得矮小，大家叫他“小老虫”）弯腰屈背地挤进圈来，东看看西看看，一副贼头狗脑的样子。我只当没有看见，继续讲那只猎犬的故事，突然“小老虫”插起了嘴：“侬讲错脱了，猎犬身上涂的不是油漆，是磷。晓得吗？磷在黑夜里会发出亮光的，吓得煞人！”
我脸上一阵发烫，好没面子。“小老虫”显然看过那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我再瞎讲八讲下去，洋相会出得更大。这不是来砸场子、抢戏吗？我心里很齁（不舒服），干脆掼起了纱帽，说：“今朝我喉咙疼，明天请早。”唉——伙伴们很丧气。不料“小老虫”袖子管一撩，说：“我来讲下去。”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完了“猎犬”，又讲了福尔摩斯的《四签名》。第二天他带了把折扇，着劲地讲起了福尔摩斯《血字的研究》，一副说书人的腔势。
伙伴们可是“有奶便是娘”，一下子围上了“小老虫”。“小老虫”凭他的讲故事才能，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的圈子。一些跟我们不是一个圈的女孩，也慕名而来听他讲故事了。他肚皮里的货色多，听起来倒是蛮有滋味。我心里暗暗佩服他，他故事确实讲得比我精彩。有辰光他会添油加酱穿插一些鬼故事。我真不晓得他哪来的这么些鬼故事，什么吊死鬼、僵尸鬼、大头鬼、阎罗大王……吓得那些小姑娘“哇啦哇啦”乱叫。有一次“小老虫”悄悄对我讲：“你讲故事有个毛病，就是讲得太快，恨不得一下子把故事情节统统讲给人家听。其实这是讲故事的大忌，你要不慌不忙，笃悠悠地讲，摆摆噱头，卖卖关子……”他一本正经地讲着，我认真地听着，句句入耳。后来我知道“小老虫”的父亲是个说书先生，怪不得他这么会讲故事。
讲故事确实是门技术活。
我是67届的，1968年底进工厂当了学徒工。“小老虫”是68届的，“一片红”，到江西插队落户去了。我们俩很少有机会见面，后来就失联了。不过那些年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想必他如今依然是个受大家欢迎的人，会讲故事的人往往有好人缘，这是我的直觉。
我在厂里人缘就不错，我人热情，会讲故事。下班回家，乘风凉的辰光，我周围仍旧会围上一大帮大人小孩，听我海阔天空地吹牛皮讲故事。不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福尔摩斯、斯巴达克斯的故事不能讲了，鬼故事更不能讲。“文化大革命”当中，书场都关掉了。无线电里除了播放样板戏，就是两报一刊社论。不过我看过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我讲讲《林海雪原》总可以的。我从“夜审一撮毛”讲起，一天讲一段，“上山打老虎”、“舌战小炉匠”、“奇袭狼虎窝”，还有“许大马棒和蝴蝶迷”、“白茹的心”，一个一个往下讲，大受欢迎。我的名气越来越响，来听我讲故事的人越聚越多。听说里弄里的工宣队还打算专门让我到“向阳院”去讲革命故事。
讲完了《智取威虎山》，接着讲《红灯记》。那天我喝了几杯啤酒，头脑有点发热，讲到“赴宴斗鸠山”那一节，我借题发挥起来：“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一开始就准备在气势上压倒鸠山，他没讲上两句闲话，就跟鸠山比赛喝老酒。鸠山喝一杯，李玉和就喝三杯，鸠山喝四杯，李玉和就喝八碗，鸠山喝九碗，李玉和就……”我正这么信口开河地乱吹着，突然看到爹爹挤进人群，铁青着脸，一句闲话也不讲，抓住我的手腕就往外拖。
我好没面子，胸闷得很。爹爹一直把我拖到没人的地方，压低嗓门，咬牙切齿：“侬是在寻棺材睏呀！”他把我拖到阅报栏前，“你看看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我隐隐看到，“谈元泉、洪富江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竭力歪曲、丑化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我背脊上一阵冷汗。后来谈元泉被枪毙掉了，洪富江算是额角头高，判了个死缓，命算是保了下来（1970年4月25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事后我心里一直“搭得动”（紧张），幸亏爹爹来得及时，幸亏我没有到向阳院去“放毒”，幸亏那些乘风凉的小赤佬阶级斗争觉悟不高，幸亏没有被工宣队听到……要晓得，那些年丑化样板戏是要吃官司掉脑袋的。真是吓煞人！
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大出门乘风凉了。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停刊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儿报刊陆续复刊，我凭借着过去“讲故事”的经验，懂得点人物性格塑造、矛盾冲突设置，懂得点开门见山、起承转合，开始儿童文学创作，陆续在少儿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童话、故事。1984年初，我凭借着一大叠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应聘考入上海广播电台，当上了少儿节目的编辑。我认识了陈醇、郭冰等过去只是在无线电里听到声音的播音老师，有机会跟梅梅、陈燕华、豆豆合作。
记得进电台第一年，为了尽快熟悉节目对象，领导让我先去学校走走。在一个辅导员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个信息，《我们一百万》报（红领巾理事会办的一份队报）开设了一个由学生自己参与编故事的专栏，是“接龙故事”形式的，就是后一段故事的开头，要接前一段故事的尾巴往下编。这个接龙故事的总标题叫《海陆空三国大战》，童话体裁，为了让小读者们放开想象，尽情地编故事。
我了解到这个报道线索，很感兴趣。我开始经常跑《我们一百万》报编辑部，了解小读者们的来稿情况，与编辑部的红领巾们一起选稿，商量如何把握故事发展的脉络走向。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海陆空三国大战》的小主编是万春街小学的杨碧红。这个“接龙故事”的设想是她出的主意。我很快就跟红领巾们交上了朋友。我每次外出采访，都不忘记带上录音机。我找他们聊天，参加他们的文学夏令营，听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编的故事。同时，我也录下了好多生动有趣的素材。有了音响素材，我开始整理文字，撰写报道稿。为了充分表现广播的特点，我在撰写文字稿的基础上，仔细翻听一盘盘录音带，试图从中找出能够表现广播特点的语音和音响。当时没有数码录音，要把多而杂的音响素材，合成到开盘带上，非常费劲。在录音员的指导下，我在操作台上学着自己剪辑合成。由于是自己第一次独立制作节目，我特别的认真，花了好几个晚上，一次次地“返工”，一遍遍地“磨”，从文字到语音、音响、音乐，力求做得最好。制作录音通讯《“接龙故事”的故事》的整个过程，使我初知采制“带响的”学校生活报道必须掌握的ABC。
没有想到的是，当十来分钟的录音通讯《“接龙故事”的故事》在1984年暑假的某一天播出以后，节目组收到了不少来电、来信，称赞这个颇有特色的录音通讯。更没想到的是，领导毅然把我这个新人的作品拿出去评奖，在1985年全国广电学会评奖中，竟然获得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少儿节目能跟成人节目PK获得一等奖比较少见。同年，这个作品还获得团中央“创造杯”广播大赛的第一名，我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领奖。一稿“双奖”，旗开得胜。一种突然降临的成就感和使命感，让我深深爱上了少儿广播节目。屈指算来，我在少儿部做了17年主任，我深爱这段珍贵的记忆。
虽然如今我已离开广播电台多年，但至今一直保持收听故事的习惯（上海电台有个故事频率），听听梁辉、郭易峰们讲讲故事，交关惬意。
旅途中，饭桌上，茶馆里……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总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学点讲故事的技巧，有点必要，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