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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10日，伴着两声振聋发聩的枪响，历经硝烟炮火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倒在了新中国反腐第一枪下。中国共产党用响亮的枪声向世人表明了反腐肃纪的决心和勇气。
翻阅尘封的档案，品读泛黄的报纸，在铁腕反腐风暴强劲的今天，我们重新打捞还原那段历史，让新中国反腐第一枪的枪声洞穿时空，再次发出震慑回响。
贪欲难填——171万多元在当时可购买黄金近一吨
对于刘、张案件的了解，很多人仅仅限于“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概念。但查阅刘、张案的判决书，却仍然让人为两人的罪行而心惊：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张二人利用职权窃取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等共达171亿多元旧币（约折合人民币171万多元）。
资料显示，当时每斤面粉0.103元（今人民幣，下同），鲜猪肉每斤0.57元，鸡蛋每个0.04元;1953年国家救济标准：每月一口人5元;两口人8元;三口人10元;每户最高不超过15元。由此可见，171万多元在当时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万多元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
“数额巨大并非刘、张被判死刑的唯一原因，最重要的是二人的罪状条条都触犯了‘高压线’。”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郭凤岐说。
原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河北省于1950年、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治理这一地区内的河流洪涝。以工代赈是指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无疑是国家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既治水又给受灾群众以救济的应急之法。”郭凤岐解释道，“然而，他们却借机建立河工供应站捞钱，不顾百姓死活！”
在二人的罪行中，有一条是“盗窃救济粮4亿元（旧币）”。郭凤岐介绍了背景，当时天津地区水灾严重，灾民众多，而且新政权刚建立，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中央只得从东北调集粮食救援天津地区，“放到现在盗窃救济粮都是大罪，更何况当时的国情”。
补偿心理——“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亚米茄手表一个”“罗莱克司手表一个”“T-234卡车一辆”“克雷斯房车一辆”……天津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的一份“天津专区往来清单”，印证了刘、张二人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
“表叔”“豪车”这些现代意义上的贪腐调侃放在刘、张二人身上同样合适。追求生活上的奢华享受，无疑是古往今来贪官污吏的一个共性。
当年的天津地委、行署办公场所，设在天津以西30公里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如今这里成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现场。
在展示刘青山生活奢侈时，展牌上的一段故事发人深思：抗战胜利前后，时任分区党委书记的刘青山就因隔夜的烧鸡成色不好，将整只鸡扔掉;解放战争胜利后，当了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大冬天要吃韭菜馅饺子，但又怕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师愣是想出了办法：包饺子时把韭菜露在外面，等饺子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
至于张子善，仅从其每月吸高级香烟8—10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旧币买5辆汽车来看，比刘青山毫不逊色。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句话是刘青山的口头禅，不仅所有奢华享受被其看作“挥霍有道”，甚至刘还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秩序，俨然“土皇帝”。
“好钢用在刀刃上，花钱花在桌面上。”为了方便贪腐，拉拢同党，刘、张二人大行贿赂。天津档案馆一份“天津专区生产管理处招待费的几点说明”提到：（招待看戏）多是小吉普车接送，看戏回来，有人晚上12点还要点心，又马上派人坐小汽车去买。
“打碎一个旧世界可以用一个早晨，但转变世界观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郭凤岐看来，刘、张的蜕化速度之快充分证明：职务高低、工作能力强弱并不意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与否，这也是党需要研究的一个永恒课题。
权力失控——“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
刘、张两年内搜刮巨额财富挥霍浪费，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机关生产”。由于恢复国民经济步履维艰，加之抗美援朝战争令全国经济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但刘、张却令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二人的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张二人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
1952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曾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义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刘的影响和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义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旧币。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义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的1.3亿元旧币，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而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成了刘、张二人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仅有据可查的贪污挥霍开支所谓“特费”就达3.78亿元旧币。
张子善上梁不正，工作人员上行下效。在天津档案馆，一份“天津专区生产管理处招待费的几点说明”中提到：本处干部请本处干部在外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在外工作看戏吃馆回机关开支，本人请本人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
当时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马力曾针对此案在《河北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提出关注财政工作上的预决算制度：检查收支情况，必要的抽查科目和检查原始单据，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贪腐情况频出、与民争利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
强力反腐——“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
刘、张二人的劣行，激起了天津地委工作人员的不满，對于抵制最坚决的时任天津地区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二人起初遇事能瞒就瞒，后来便干脆采取孤立政策。
1951年10月的一天，几次检举揭发不得的李克才再次向河北省委举报刘、张，终于揭开了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的盖子。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以死刑”的处理意见。华北局随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
收到华北局报告后，党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许久沉吟不语。周恩来便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出了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
判决刘、张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而这篇报道的出炉，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案发前，刘青山刚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并当选了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对于没过多久，又要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报社担心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不好影响，一位报社领导建议，将刘青山的“青”加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让人以为是两个人。
但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时，他干脆地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作为当年《河北日报》的一名记者，赵辉林仍对当年公审刘、张的情景记忆犹新：“上万人的会场内静悄悄的，除了审判员的声音，再没有一点别的动静。”
赵辉林说，与静相对应的，是人们心中深深的震撼，既为高级别干部触犯党纪国法而痛心，又为党和政府反腐力度之大而振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无论何时，反腐败都是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今，铁腕反腐风暴重典治乱、猛药去疴，势必能够肃党纪、赢民心。”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