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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有想到，事隔十六年后，我又于2017年4月8日在当阳市委党校喜逢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师导师、国家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晓苏先生。
晓苏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于湖北保康，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并长期担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主编。从1985年起，他开始业余小说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窩》《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說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
十几年来，他虽然应邀到当阳一中、当阳二高讲过学，但我都因为工作关系错失了拜谒的机会。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俩又重逢玉泉，这的确是件令人欣喜的幸事！
晓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当阳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常到武汉去开会，由此结识了晓苏先生。我们相识已近三十年，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后来他做《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经常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中学生作文大竞赛，我等自然是积极响应者。由于我市的初中文学社团活动开展得扎实而火热，作文竞赛自然也获得了好的成绩。上海华东师大主持的全国中学生的作文调研考试，我市初中生的作文成绩竟然超过了华师一附中，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为此，晓苏先生专门约稿，要我总结本市初中作文教学和开展文学社团活动的经验。之后我写了《纽带与桥梁—当阳市初中文学社团活动回顾》一文，刊载于《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上，在全国中语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后来他出了新书，总要赠送于我。如今，这些书都珍藏于我的书柜中。每当我念及这位老朋友的时候，就会抽出来翻翻。
晓苏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从年龄而论，我正好长他十岁，似不构成师生关系。但我一直尊他为师。这基于两点事实：一是我俩之间的确有师生关系。他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华师任教，而我此时还在华师中文系读本科函授，1984年7月才毕业。虽然他没有像王忠祥等教授一样给我们当面授课，但他是华中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一点儿不假。二是他指导我们开展教学研究，并组织、指导我等编写了全国中学生使用的第一套作文教材。那时，主持宜昌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是特级教师张文海先生。张先生受晓苏之聘，担任了《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的特约编审。张亦经常邀请晓苏先生来宜昌讲学，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我故而有幸多次面聆晓苏的讲座。2001年5月，晓苏先生亲自策划和主持了全国第一套作文教材—《作文训练步步高》的编撰工作，并安排我担任“初三分册”的主编。领受重任，不辱使命。我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在短期内圆满完成了任务。该教材出版后，在全国得到大面积的使用，并受到使用师生广泛地好评。真没有想到，该教材作为一项“教研成果”，还为我2005年参评“正高职称”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样看来，我能忘记晓苏先生这位恩师吗？
晓苏先生还是与时俱进、很有思想的学者。这是我聆听他在玉泉党校所作的题为《寻找文学的可读性》的报告后得出的结论。针对当今有的文学作品“不具备可读性”现实，他回答了“如何寻找文学的可读性”问题。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意义和意思的关系；二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三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特别认同他讲的第一个关系的处理，即：要重点突破作品的“意思”问题。在他看来，“意义”是“思想价值”的范畴；而“意思”则属于“情调、趣味和美感”的内容。文学作品要具有“可读性”，就要重点突破其“意思”的问题，做到“选材的生活化”、“立意的人性化”和“表达的细节化”。这里，他特别强调，要写“三种生活”：第一要写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最有美感；第二要写情感生活，突出真情实感；第三要写世俗生活，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在校读书的时候，学校曾开设过“文艺理论”的课程，名师也有过许多经典的讲解，但像晓苏这次融入个人独特理解和观念的文学理论讲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感谢这次“宜昌市青年作家培训班”。我虽然不是“青年”，更不是“作家”，但承蒙老朋友牛军主席的厚爱，有幸滥竽充数地参加了会议，让我欣喜地见到了十六年未见的老朋友。
（李国荣，湖北省当阳市教研室正高职教师。）
晓苏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于湖北保康，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并长期担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主编。从1985年起，他开始业余小说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窩》《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說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
十几年来，他虽然应邀到当阳一中、当阳二高讲过学，但我都因为工作关系错失了拜谒的机会。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俩又重逢玉泉，这的确是件令人欣喜的幸事！
晓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当阳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常到武汉去开会，由此结识了晓苏先生。我们相识已近三十年，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后来他做《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经常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中学生作文大竞赛，我等自然是积极响应者。由于我市的初中文学社团活动开展得扎实而火热，作文竞赛自然也获得了好的成绩。上海华东师大主持的全国中学生的作文调研考试，我市初中生的作文成绩竟然超过了华师一附中，在全国居领先地位。为此，晓苏先生专门约稿，要我总结本市初中作文教学和开展文学社团活动的经验。之后我写了《纽带与桥梁—当阳市初中文学社团活动回顾》一文，刊载于《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上，在全国中语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后来他出了新书，总要赠送于我。如今，这些书都珍藏于我的书柜中。每当我念及这位老朋友的时候，就会抽出来翻翻。
晓苏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从年龄而论，我正好长他十岁，似不构成师生关系。但我一直尊他为师。这基于两点事实：一是我俩之间的确有师生关系。他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华师任教，而我此时还在华师中文系读本科函授，1984年7月才毕业。虽然他没有像王忠祥等教授一样给我们当面授课，但他是华中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一点儿不假。二是他指导我们开展教学研究，并组织、指导我等编写了全国中学生使用的第一套作文教材。那时，主持宜昌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是特级教师张文海先生。张先生受晓苏之聘，担任了《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的特约编审。张亦经常邀请晓苏先生来宜昌讲学，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我故而有幸多次面聆晓苏的讲座。2001年5月，晓苏先生亲自策划和主持了全国第一套作文教材—《作文训练步步高》的编撰工作，并安排我担任“初三分册”的主编。领受重任，不辱使命。我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在短期内圆满完成了任务。该教材出版后，在全国得到大面积的使用，并受到使用师生广泛地好评。真没有想到，该教材作为一项“教研成果”，还为我2005年参评“正高职称”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样看来，我能忘记晓苏先生这位恩师吗？
晓苏先生还是与时俱进、很有思想的学者。这是我聆听他在玉泉党校所作的题为《寻找文学的可读性》的报告后得出的结论。针对当今有的文学作品“不具备可读性”现实，他回答了“如何寻找文学的可读性”问题。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意义和意思的关系；二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三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特别认同他讲的第一个关系的处理，即：要重点突破作品的“意思”问题。在他看来，“意义”是“思想价值”的范畴；而“意思”则属于“情调、趣味和美感”的内容。文学作品要具有“可读性”，就要重点突破其“意思”的问题，做到“选材的生活化”、“立意的人性化”和“表达的细节化”。这里，他特别强调，要写“三种生活”：第一要写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最有美感；第二要写情感生活，突出真情实感；第三要写世俗生活，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在校读书的时候，学校曾开设过“文艺理论”的课程，名师也有过许多经典的讲解，但像晓苏这次融入个人独特理解和观念的文学理论讲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感谢这次“宜昌市青年作家培训班”。我虽然不是“青年”，更不是“作家”，但承蒙老朋友牛军主席的厚爱，有幸滥竽充数地参加了会议，让我欣喜地见到了十六年未见的老朋友。
（李国荣，湖北省当阳市教研室正高职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