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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本层面的“善”和“真”出发,对国产电视情景喜剧“喜剧不喜”的原因进行了反思。笔者认为,只有回归电视本位和情景喜剧本位,才是电视情景喜剧令观众笑口常开的奥妙所在。
【关键词】电视情景喜剧 喜剧不喜 电视本位 情景喜剧本位
简单的故事情节、夸张的罐装笑声、滑稽幽默的角色表演、一成不变的场景设置……风格轻松、形态新颖的电视情景喜剧自打问世之日起,就与观众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盛播十年不衰;韩国情景喜剧《顺风妇产科》,长期风靡于东亚各国的电视荧屏。而《我爱我家》、《都市男女》、《家有儿女》、《武林外传》等国内作品,也颇受本土观众热捧。
然而,尽管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具备了电视情景喜剧所应具有的元素,但是,“喜剧不喜”,仍是当今国产情景喜剧存在的最大病症。那么,“喜剧不喜”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喜剧不喜”?笔者试从情景喜剧创作中“善”与“真”的关系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求“善”创作理念下的国产电视情景喜剧
1、重“教”轻“乐”:情景喜剧难载其重
“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高尚的理念和美好的愿景。在文艺作品中彰显“善”的理念,目的在于实现道德的教化和思想的传播。求善,意味着文本必须主题突出,形象鲜明。①在艺术作品中,创作者通过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弘扬,对假恶丑的讽刺与批判,来使接受者的思想得到启迪,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灵魂经受升华。
换言之,“寓教于乐”是蕴涵在所有艺术作品中的微言大义。正如贺拉斯在其重要著作《诗艺》中对文学的美感教育功能所作的精辟说明:“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②电视情景喜剧作为当代电视化的一种喜剧形式,自然也发挥着“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美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好,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罢,在制造欢笑生产快乐的同时,都不忘向观众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宣扬。产生差异的地方在于,在电视情景喜剧中,究竟是以“教”为主,还是以“乐”为主。
中国电视情景喜剧之所以“喜剧不喜”,原因并不在于有着鲜明的“寓教于乐”色彩,而是在“教”与“乐”的把握上,十分明显地向“教”倾斜。喜剧赢得观众喜爱的安身立命之本——“乐”,反而退居其次。我国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国内大多数电视节目类型早已自觉将寓教于乐、劝善教化的观念内化到作品的创作中。无论是反映现代城市家庭生活的中国电视情景喜剧开山之作《我爱我家》,或者是故事背景发生在明朝时期的《武林外传》,节目中无处不在地充满着思想教化和道德教育的“植入式”表达,以至于这类本该带给观众轻松和欢笑的电视艺术作品显得有些难载其重。
2、道德楷模式的人物:高高在上令幽默打折
借助具有一定道德规范性的人物来呈现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向上、高昂奋进的,这也是中国电视情景喜剧“喜剧不喜”的另一症结。
在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总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并配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例如《闲人马大姐》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提前退休回家、真诚热心、坦荡无私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好公民。
然而,艺术形象塑造上的“高”“大”“全”势必会引起审美效果上的“假”“大”“空”。③无论是《我爱我家》中的傅明,还是《闲人马大姐》中马大姐,虽然他们都以“可爱的但是有缺点”的平民形象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但是,观众喜爱某个形象,并不等于会将其作为现实中同样存在的人物加以接受。而追求情景的仿真感和人物的真实感,又恰恰是情景喜剧的真谛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总会有意识地将其拔高,将其树立为市民中的先进典型,并涂抹上那么一点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这样的“拔高”,导致主人公缺乏心灵的原始性和某种人性的深度,只能作为一种平面化、符号化的形象驻留在观众脑海中,疏远了喜剧人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喜剧创作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喜剧中的人物应该比观众更低;或者,有时候人物可能比观众高,但是所处的环境低。正如英达所言:“喜剧人物一定要比观众更低,一旦比观众高的人物做成喜剧主角,观众一看,你比我强、比我高尚,那有什么可笑啊?”
二、笑从何而来:回归电视“真”与情景喜剧“真”
再来谈谈“真”。文本的“真”可视为事实层面的真伪判断。根据学者阎立峰的说法,它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文本作者的情感之真;二是文本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意味着对一般概念(如主题)的抵制;三是从受众的角度讲,真的文本是指意图在于娱乐和信息的文本,真的文本要求尊重受众的主体性,鼓励受众积极思考。④
美国传播学者赖特曾指出,娱乐功能是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中最为显露的一种功能。⑤追溯电视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传承了电影娱乐功能的衣钵,与娱乐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标志着世界电视事业从此开始起步。此后,电视荧屏上各种各样的肥皂剧、情景喜剧、歌舞晚会、真人秀,也让观众们在收看的过程中暂时摆脱了现实压力和烦恼的纠葛,获得片刻娱乐和放松。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更是一语点出了电视的本质:“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⑥可见,娱乐属性是电视的基本属性,从“真”的角度来解读,重视娱乐功能,则意味着对电视本位回归的认可。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也认为,观众接触电视的需求之一是获得娱乐,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沉重的说教。作为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一种,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只有将重点放在“乐”,而非“教”上,才能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声。
回到前面重“乐”与重“教”问题的探讨上。既然笑是电视情景喜剧娱乐观众得天独厚的有力武器,笔者认为,“乐”就应该摆在第一位,通过制造幽默来逗乐观众。当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不免使得人们感到不堪重负,身心俱疲。电视情景喜剧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个放松紧绷神经的虚拟空间,为人们营造既开心又温馨的生活滑稽情景和幽默片段。对于电视情景喜剧而言,太贴近现实,反而会导致喜剧的轻松感消失许多。
至于“教”,我们不妨可以看作是“乐”的一种附属品,是在讲述情景喜剧故事中自然流露(与主题先行相反)的思想倾向和意蕴,是在令观众笑过之后留下的那么一段耐人寻味。轻“教”不等于不“教”。如何在求“真”重“乐”的同时,巧妙地将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思想、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渗透进节目中,达到施教扬善的目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的创作经验,或许可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成长的烦恼·大停电》里,停电的时候,本和克里丝只好呆在家里相依为命,但他们却在玩耍中发现了对方的可爱;几个小伙伴被困在电梯里时百无聊赖唱起歌来,在歌声和笑声中增加了对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产生和升华了友谊。⑦在《大停电》里,叙事看起来自然真实,对感情和友爱的主题传达不动声色,在审美效果上也更能打动人心。
结 语
戏剧界有一句俗话:喜剧不出国。但是将这句话用在电视情景喜剧上,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我们认为,电视情景喜剧作为一门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喜剧方式,进入其他国家电视市场时会由于配音或打字幕,导致一些口语中最精致的幽默完全失去效果,因而对于缺乏同样生活背景和文化空间的他国观众而言,这些幽默无法被理解,也就无从笑起。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包括笔者在内,许多没有美国生活经验,只能借助字幕来观看剧情的国内观众,在观看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时总会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客观地说,宣教色彩在情境喜剧中的时隐时现,既是中国‘文以载道’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这种最电视化的喜剧中的自然映现,也是情境喜剧这种艺术舶来品在商业诉求与意识形态的体制要求之间的一种文化妥协。”⑧诚然,电视情景喜剧作为一种舶来艺术,要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最终还是免不了走上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风格相融合的本土化之路。但以笔者之见,回归电视本位和情景喜剧本位,引导人们重视内心的真实情感,让人们用心体会身边的亲情和友情,让人们在感动中发现生命中的美好和珍贵,才是电视情景喜剧令普罗大众笑口常开的奥妙所在。■
参考文献
①阎立峰:《思考中国电视——文本、机构、受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②贺拉斯 著,杨周翰 译:《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2页
③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阎立峰:《思考中国电视——文本、机构、受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20、21页
⑤李苓 编著:《传播学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⑥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和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⑦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⑧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电视情景喜剧 喜剧不喜 电视本位 情景喜剧本位
简单的故事情节、夸张的罐装笑声、滑稽幽默的角色表演、一成不变的场景设置……风格轻松、形态新颖的电视情景喜剧自打问世之日起,就与观众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盛播十年不衰;韩国情景喜剧《顺风妇产科》,长期风靡于东亚各国的电视荧屏。而《我爱我家》、《都市男女》、《家有儿女》、《武林外传》等国内作品,也颇受本土观众热捧。
然而,尽管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具备了电视情景喜剧所应具有的元素,但是,“喜剧不喜”,仍是当今国产情景喜剧存在的最大病症。那么,“喜剧不喜”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喜剧不喜”?笔者试从情景喜剧创作中“善”与“真”的关系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求“善”创作理念下的国产电视情景喜剧
1、重“教”轻“乐”:情景喜剧难载其重
“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高尚的理念和美好的愿景。在文艺作品中彰显“善”的理念,目的在于实现道德的教化和思想的传播。求善,意味着文本必须主题突出,形象鲜明。①在艺术作品中,创作者通过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弘扬,对假恶丑的讽刺与批判,来使接受者的思想得到启迪,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灵魂经受升华。
换言之,“寓教于乐”是蕴涵在所有艺术作品中的微言大义。正如贺拉斯在其重要著作《诗艺》中对文学的美感教育功能所作的精辟说明:“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②电视情景喜剧作为当代电视化的一种喜剧形式,自然也发挥着“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美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好,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罢,在制造欢笑生产快乐的同时,都不忘向观众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宣扬。产生差异的地方在于,在电视情景喜剧中,究竟是以“教”为主,还是以“乐”为主。
中国电视情景喜剧之所以“喜剧不喜”,原因并不在于有着鲜明的“寓教于乐”色彩,而是在“教”与“乐”的把握上,十分明显地向“教”倾斜。喜剧赢得观众喜爱的安身立命之本——“乐”,反而退居其次。我国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国内大多数电视节目类型早已自觉将寓教于乐、劝善教化的观念内化到作品的创作中。无论是反映现代城市家庭生活的中国电视情景喜剧开山之作《我爱我家》,或者是故事背景发生在明朝时期的《武林外传》,节目中无处不在地充满着思想教化和道德教育的“植入式”表达,以至于这类本该带给观众轻松和欢笑的电视艺术作品显得有些难载其重。
2、道德楷模式的人物:高高在上令幽默打折
借助具有一定道德规范性的人物来呈现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向上、高昂奋进的,这也是中国电视情景喜剧“喜剧不喜”的另一症结。
在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总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并配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例如《闲人马大姐》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提前退休回家、真诚热心、坦荡无私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好公民。
然而,艺术形象塑造上的“高”“大”“全”势必会引起审美效果上的“假”“大”“空”。③无论是《我爱我家》中的傅明,还是《闲人马大姐》中马大姐,虽然他们都以“可爱的但是有缺点”的平民形象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但是,观众喜爱某个形象,并不等于会将其作为现实中同样存在的人物加以接受。而追求情景的仿真感和人物的真实感,又恰恰是情景喜剧的真谛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总会有意识地将其拔高,将其树立为市民中的先进典型,并涂抹上那么一点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这样的“拔高”,导致主人公缺乏心灵的原始性和某种人性的深度,只能作为一种平面化、符号化的形象驻留在观众脑海中,疏远了喜剧人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喜剧创作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喜剧中的人物应该比观众更低;或者,有时候人物可能比观众高,但是所处的环境低。正如英达所言:“喜剧人物一定要比观众更低,一旦比观众高的人物做成喜剧主角,观众一看,你比我强、比我高尚,那有什么可笑啊?”
二、笑从何而来:回归电视“真”与情景喜剧“真”
再来谈谈“真”。文本的“真”可视为事实层面的真伪判断。根据学者阎立峰的说法,它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文本作者的情感之真;二是文本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意味着对一般概念(如主题)的抵制;三是从受众的角度讲,真的文本是指意图在于娱乐和信息的文本,真的文本要求尊重受众的主体性,鼓励受众积极思考。④
美国传播学者赖特曾指出,娱乐功能是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中最为显露的一种功能。⑤追溯电视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传承了电影娱乐功能的衣钵,与娱乐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标志着世界电视事业从此开始起步。此后,电视荧屏上各种各样的肥皂剧、情景喜剧、歌舞晚会、真人秀,也让观众们在收看的过程中暂时摆脱了现实压力和烦恼的纠葛,获得片刻娱乐和放松。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更是一语点出了电视的本质:“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⑥可见,娱乐属性是电视的基本属性,从“真”的角度来解读,重视娱乐功能,则意味着对电视本位回归的认可。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也认为,观众接触电视的需求之一是获得娱乐,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沉重的说教。作为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一种,中国的电视情景喜剧也只有将重点放在“乐”,而非“教”上,才能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声。
回到前面重“乐”与重“教”问题的探讨上。既然笑是电视情景喜剧娱乐观众得天独厚的有力武器,笔者认为,“乐”就应该摆在第一位,通过制造幽默来逗乐观众。当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不免使得人们感到不堪重负,身心俱疲。电视情景喜剧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个放松紧绷神经的虚拟空间,为人们营造既开心又温馨的生活滑稽情景和幽默片段。对于电视情景喜剧而言,太贴近现实,反而会导致喜剧的轻松感消失许多。
至于“教”,我们不妨可以看作是“乐”的一种附属品,是在讲述情景喜剧故事中自然流露(与主题先行相反)的思想倾向和意蕴,是在令观众笑过之后留下的那么一段耐人寻味。轻“教”不等于不“教”。如何在求“真”重“乐”的同时,巧妙地将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思想、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渗透进节目中,达到施教扬善的目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的创作经验,或许可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成长的烦恼·大停电》里,停电的时候,本和克里丝只好呆在家里相依为命,但他们却在玩耍中发现了对方的可爱;几个小伙伴被困在电梯里时百无聊赖唱起歌来,在歌声和笑声中增加了对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产生和升华了友谊。⑦在《大停电》里,叙事看起来自然真实,对感情和友爱的主题传达不动声色,在审美效果上也更能打动人心。
结 语
戏剧界有一句俗话:喜剧不出国。但是将这句话用在电视情景喜剧上,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我们认为,电视情景喜剧作为一门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喜剧方式,进入其他国家电视市场时会由于配音或打字幕,导致一些口语中最精致的幽默完全失去效果,因而对于缺乏同样生活背景和文化空间的他国观众而言,这些幽默无法被理解,也就无从笑起。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包括笔者在内,许多没有美国生活经验,只能借助字幕来观看剧情的国内观众,在观看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时总会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客观地说,宣教色彩在情境喜剧中的时隐时现,既是中国‘文以载道’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这种最电视化的喜剧中的自然映现,也是情境喜剧这种艺术舶来品在商业诉求与意识形态的体制要求之间的一种文化妥协。”⑧诚然,电视情景喜剧作为一种舶来艺术,要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最终还是免不了走上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风格相融合的本土化之路。但以笔者之见,回归电视本位和情景喜剧本位,引导人们重视内心的真实情感,让人们用心体会身边的亲情和友情,让人们在感动中发现生命中的美好和珍贵,才是电视情景喜剧令普罗大众笑口常开的奥妙所在。■
参考文献
①阎立峰:《思考中国电视——文本、机构、受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②贺拉斯 著,杨周翰 译:《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2页
③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阎立峰:《思考中国电视——文本、机构、受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20、21页
⑤李苓 编著:《传播学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⑥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和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⑦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⑧吕晓志,《中美情景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