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不薄不厚的书在我手中翻看了许久，它让我与一个“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远去的学者，作心灵的交流。他温婉的微笑，他平和的神态，以及他轻浅通晓的文字，展露了一个博大的世界和悲剧式的人生，使我徜徉驻足于上世纪数十年间。这位学者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第一人的胡适。而把我带入他的世界的则是孙郁先生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微笑的异端 ——影像中的胡适》。
　　说到胡适这个名字，如今叫做某零后的人们不知还有几人知道，更不要说还有几个人在读他的书了。虽然在历史的一次次转身中他的身影已渐渐远去，在政治的纷扰中他的思想的色彩一再被肆意地涂抹，但在海峡两岸的学人中，在他生前身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及其价值总是被不断地述说，在思想者的文化思考中，总要不断地打量他的身影。因为，他的启蒙意义始终是一个存在。中国人精神上的现代化，思想上的全球化视野，正是始于他及他那一代人。
　　胡适，幼时受了9年“四书五经”的教育，二十出头官派赴美留学。初入康耐尔大学农学院，不久转入文理学院专攻哲学和文学等。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从此，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生“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1917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二十几岁在北大开《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西方的科学分析方法、实证方法引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将原来的体系做了颠覆性的改造，被当时北大的学生称为“思想造反”，几乎酿成一场风波。
　　他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等杂志发表的开风气之先的时评文章，成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先锋，影响了许多有志青年。特别是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倡导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带着大爱去写愤恨的文章，通篇都是感人的暖流。但是，他的温和的改良、复兴的文化观，却无法被五四时期激进的政治斗士所接受。他所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理念，“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方法，也为当时的左派人士及学者诟病。
　　抗战开始，他步入国民党政府开始从政生涯，临危授命任驻美大使，抗战结束后，返国任北大校长，50年代他又担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染指政治，可又不容于政治，他始终处在社会的主流地位，可是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又使他与政治若即若离，忽冷忽热，所以他总是受到来自几方面的夹击。
　　胡适的一生饱受争议和指责，既有政治的也有学术的；尊儒派认为他非儒，激进派认为他崇儒；他为蒋政权效力，既不相容于红色政权，他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又常常招来蒋政权的责难。他的人生也是矛盾交错的，蒋介石曾提挽“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他的矛盾的、尴尬的处境源于他内在的困窘。他的学生唐德刚认为，“只是因为胡适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这也许是中肯的分析，这正是胡适不合时宜的悲剧人生的根源。
　　胡适的心是温和的，他的世界是平和的，他可以和各色人等随意交谈，不论达官显要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与之交往，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竟成为一个新典故。当年李敖一介穷学生冒然登门求借，胡适素昧平生欣然解囊，以至几十年之后李敖还念兹思兹。虽然胡适可以谈笑风生，高朋满座，即使在愤激的时候依然微笑平和，但在他的微笑中我们读出的是苦涩，是孤独。
　　在以政治立场为取向的时代里，我们以“帮凶、走狗”一类的字眼批胡、贬胡，但在回归理性的今天，特别是我们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时，胡适的存在又显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的理性的精神，他的实证的方法，对在常态社会里非理性的情绪是一种克制和矫正。胡适在学术史上可能没有多少堪称精典的贡献，但在现代文明启蒙的意义上，他是有价值的。近年来对胡适的研究热度不衰，且有日渐深入之势，不能不说是一个例证。
　　《微笑的异端》是一本感言随笔的集子。作者将学术研究以外的心得，以散文式的语言，以文学的视角，记述了胡适的人生。全书既是学理的又是感性的，其中讲述了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求学之路，以及他的学术思想等。书中特别描述了他与当时一些人的交往。在这些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历史进程中胡适的身影，也读出了一代大师的学养和品格，不仅充满趣味亦含着浅浅的惋惜。
　　孙郁先生在后记中写到：“我写他的时候，觉得是在照镜子，自己的残缺和荒谬也在这个影像中，他的存在照出了行路者的难堪。有时不妨说，与这样的人物对视时，不能不说我们的一些精神退化了。胡适的许多话，还没有过时。”这种感觉不仅写书人有，读书人亦有。
　　初读此书我常常困惑于书的名字《异端的微笑》，当我看完全书，重新面对书中的几十幅照片时，渐渐读出了胡适先生音容笑貌、字里行间潜藏着的面对世界的一种神情——微笑。“在焦虑的年月，他还能保持一种平静的美，以大爱的心照看惨淡的夜，不惜四处碰壁，依然笑对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只是这微笑在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