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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中国家谱编修和谱牒研究呈现了崭新的局面。
家谱编修和谱牒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出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他们与大陆居民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对大陆都有着深厚的宗亲感情和念祖情结，往往在自己的聚居地建立祖籍祠堂、庙宇。台湾人民更有修谱的优良传统。近50年来，海峡两岸遭人为的隔离，台湾人民掀起了一股宗亲、修谱的热潮。
早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南陈仁德就曾经发起和创立台湾族谱学会，为了调查和收集现存的台湾族谱，他四处奔波，从台南跑到台北收集有关族谱资料。
1956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开始着手对民间收藏的台湾家谱进行普查。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台湾有些社会人士还请著名历史学家戴炎辉教授出面，于1977年成立台湾地区“宗亲谱系学会”，以此来推动台湾地区族谱的收藏、编修与研究。“宗亲谱系学会”于1978年在台北举办了“宗亲谱系资料展览”，1982年起还到各地巡回展览，并举办多次谱系研讨会。
1977年，台中成立了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举行族谱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会，并出版了《台湾源流》季刊，至2015年底，共出版124期，发表了大量有关族谱和姓氏渊源的论文。
1981年，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了国学文献馆，重点收藏以族谱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献资料，供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查询使用。他们还免费连续举办了4期族谱研学班（每期一个月），传授修谱知识，培养修谱人才，推动了台湾地区谱牒工作的开发与研究。国学文献馆还于1983年至l996年间，先后7次召开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后及时出版7本论文集，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地区族谱编修和研究的开展。
近50年来，台湾地区发表、出版了一批谱牒书目著作和研究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87年由文化大学谱系研究所所长赵振绩主编、陈美桂编辑、台湾区姓谱研究社发行的《台湾区族谱目录》，共刊载10613种族谱，这是台湾地区开发谱牒资源最重要的成果。《台湾区族谱目录》揭示：在10613种族谱中，明确记载祖籍地的有7859种，其中7757种的祖籍在大陆，祖籍地在台湾的仅为102种，也就是说，祖籍地在大陆的占了98%以上，充分说明了台湾绝大多数居民与大陆各省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台湾区族谱目录》还揭示：在10613种族谱中，近50年来编修的新家谱达8000种以上，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近50年台湾居民确实掀起了一股编修家谱热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家谱研究和编修的新局面。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克服“左”的影响，不少谱牒研究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谱牒研究的文章。1983年7月 11日，在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等的支持下，由山西社科院牵头正式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并于1988年和1991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谱牒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谱牒研究空前的活跃。中国谱牒研究会共编辑四辑《谱牒学研究》刊物，发表了80余篇关于家谱研究和姓氏渊源的文章，推动了大陆谱牒研究的发展。
1994年2月，山西省社科院又建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和山西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江西、福建、上海等省市也成立了谱牒研究会，湖南、广西、四川、北京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华夏姓氏丛书》等著作。
20世纪末，上海图书馆对家谱资料的整理与开发，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上海图书馆十分重视家谱资料的收集，至今累计收藏家谱达3万种，30万册，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上海图书馆于1996年12月开辟了大陆最早的家谱阅览室，供广大读者查询、阅览，受到广大读者和业界的好评。上海图书馆还于1998年11月召开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家谱的学术价值、撰修体例、开发利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论文35篇。上图旋又于2000年5月，召开了“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譜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新加坡、美国、越南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近百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世纪之交的谱学盛会。会后出版了《中华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35篇论文，论述的问题较前更加深入，标志着海内外学者对谱牒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03年l2月，厦门市政协和上海图书馆谱牒学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在厦门召开了《中华之根——海峡两岸谱牒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金门的140多位专家学者齐集厦门，举行了我国谱牒学术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与会者提供了100多篇论文及论文提要，围绕族谱的价值及其资源开发、族谱的收集整理编目、族谱的个案研究及其中所展示的两岸渊源及新修谱的调查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推动海峡两岸谱牒学研究和共同振兴中华谱牒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30年来，大陆地区蓬勃开展的谱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大陆地区民间修谱工作的进行。
在大陆各省市中，谱牒研究开展比较活跃、民间修谱走在前面的当推福建省。福建省比较早地成立了省姓氏渊源研究会，在漳州、厦门、晋江等地还成立了研究会或谱牒学会。近30余年来，福建先后出版了《近500年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明清福建家族组识与社会变迁》《三胞与祖地》《南靖与台湾》《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等著作、资料集，在谱牒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海外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积极促进和支持下，福建各地也掀起了编修新家谱等一系列活动的高潮。如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晋江市，于1997年即成立晋江市谱牒研究会，收集、整理海内外谱牒资料500余种，出版会刊《晋江谱牒研究》，并多次举办国内外学者与会的“从谱牒看闽台关系”、“谱牒研究与华侨华人”等学术研讨会。晋江市谱牒研究会积极推动民间修谱工作的开发，并于2000 年I2月29日在图书馆举行晋江家谱展，其中新修的家谱就有400余种。福建省上述活动不仅活跃了大陆的谱牒学术研究氛围，也推动了其他省市民间修谱工作的开展。 在大陆近30年来编修新谱比较集中的地区，紧随福建省的是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区。明清时代，这里因为财富丰裕、文化发达、宗族观念强盛等原因，编修家谱一直走在全国各地区的前列。近30年来，续修新谱主要在农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农村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区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开始大步迈向小康社会。农民物质生活改善后，对精神生活和文化需要也有了新的要求。于是，传统的编修家谱的文化习俗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复苏，出现了自发的开展编修新家谱的活动。以江苏江阴市为例，据统计，明清时代江阴就有100多个姓氏，200余部家谱散藏在各图书馆与私人家族手中。改革开放后，先后有黄、苏、曹、江、王、唐、郁、李、张、华、吴、唐、潘、刘、承、段、浦等姓氏续修家谱，形成了一股修谱热潮。为了进一步开展修谱工作，于2007年 6月由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档案局等单位联合发起，经市文化局同意和市民政局批复，正式成立“江阴谱牒文化研究会”，有力推动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工作的开展。据统计，至2015年底，江阴市编修新谱已达700余部，标志着江阴市谱牒研究和修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了很多谱牒书目著作和研究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的出版。该书是2000年6月世界“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确立的项目，旋于2001年5月被审定批准为“十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自2000年开始启动，历时9年，在海内外596家谱牒文献收藏单位、谱牒研究人员及数以千计的家谱私人收藏者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下，于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收录家谱52401种，较完整地揭示了海内外各地区收藏中国家谱本情况，收录家谱姓氏608个，较全面地揭示了存世中国家谱的姓氏及其分布状况。编纂《中国家谱总目》的过程，是对全世界存世的中国家谱开展的一次空前大调查，从而摸清了中国家谱的基本状况。中国家谱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中国家谱总目》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深得民心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国家谱总目》的问世，揭示了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家谱的收藏信息，为学术界利用开发中国家谱资源提供了重要信息，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了更全面、更完整的线索，必将有力地推动炎黄子孙回大陆寻根谒祖的潮流。
回顾近50年来，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出现的这股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的热潮，其最大特点就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居民积极参与，紧密协作，共同促进。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之所以呈现这个特点，主要原因是，台湾与大陆不仅有着连成一体的地缘关系，更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正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所说：“台湾之人，乃中国之人，闽越之族也”。1987年，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的政策，寻根正式形成一个热潮。一批批回大陆探亲的人中，有的手持族谱来寻根，有的寻找祖墓来祭祖，有的凭借都名来寻源，有的利用出席会议组成社团组织来谒祖，还有不少通过来函来电寻找自己的祖籍。
祖籍福建永春后庙的原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也曾于1993年8月27日寄信给后庙家亲，表示：“寻根之心，人皆有之，能逢适当机缘，再卜买棹之举”。台湾同胞积极回大陆寻根问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续修家谱。因迁台后的家族为了续修本家族的世系表，不使之中断，就必须追根溯源，积极与大陆祖籍的宗亲合作，搜集各种老谱，才能圆满完成续修族谱的任务。同样，大陆地区尤其福建、广东等地续修新谱，其中不少家族历史上都有家族成员迁移到台湾等地的繁衍过程，为了完整反映家族历代世系成员延续情况，就必须与迁移到台湾等地的宗亲联系，才能编成一部完整的续修家谱。如台湾宜兰县陈姓宗亲会理事长陈文隆为重修鉴湖陈氏族谱，自1988 年起先后11次赴福建漳浦鉴湖地区，得到家乡陈氏大力支持，共收集到陈氏旧谱11本，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鉴湖陈氏源流》等书籍.并促成两岸陈氏宗亲共同编修《漳浦与台湾陈氏族谱》，于1995年正式出版。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放眼中华大地，真是：编修新谱，方兴未艾；谱谍研究，欣欣向荣。
但另一方面，我们若高标准仔细认真分析当今修谱和研究的实际情况，则也存在许多必须注意值得改进的问题。
以编修新谱为例。首先要肯定，近50年来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乃至海内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编修新谱的主流是好的，大家都努力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和新的组织形式来编修新的家谱，但無可否认，在当今新修家谱的大潮中，也确实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主要有：有的新谱编修者没有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名曰新谱，但体例内容基本上是延续，甚至旧谱男女不平等一些明显弊端在续修新谱时也继续，缺乏时代感；有的新谱编修者刻意追求本家族始祖、始迁祖以来世系脉络的完整、清晰，不惜东拼西凑，甚至削足适履，以求得一份完整的世系表，这决非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农村编修新谱者没有处理好家族修谱与促进当地精神文明的关系，编修新谱过程成了扩充家族势力的过程，妨碍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执行，影响了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有的新谱编修者不是贯沏民主自愿的原则，而是采取强迫家族成员按人口缴纳一定费用的手段，既无制度，又不公开，更缺乏监督，致使个别少数人通过修谱达到敛财的目的；有的新谱对家族当代入谱人员的评价任意拔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农村出现相互攀比的情况，有的家族认为，其他家族都修谱，如果自己不修，会被人瞧不起，显得没有势力，于是你修我也修，你家族新谱修成办酒席90桌庆贺，我就办100桌，等等。在当前的这股修谱大潮中，出现上述种种偏离新谱编修健康轨道的现象，尽管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注意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
至于谱牒研究，着眼提高水平提高质量更有着广阔的空间。一是要加强对编修新谱情况的调研，总结新谱编修中的优秀成果，推广他们的成功经验，克服新谱编修中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新谱编修的质量，引导新谱编修沿着健康规道向前发展。二是加强对历史上中国家谱发展沿革轨迹的研究，将各时期的家谱状况置于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提炼中国家谱发展的规律，完成高质量的中国家谱史等学术专著。三是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的研究，受汉族编修家谱文化习俗的影响，我国有20多个少数民族编修有不同文字书写的家谱，少数民族家谱打上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印记，为中华民族如何形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对加深认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四是与世界各国的家谱进行比较研究。尊祖敬宗、追思先祖是人类的共性，因此各国各地的居民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家谱，如东方的韩国、日本等，家谱发展较成熟，西方如建国200多年的美国，也有家谱，被称作“死亡者档案”，等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家谱历史悠久、种类多样，体例规范、内容丰富，确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家谱编修和谱牒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出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他们与大陆居民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对大陆都有着深厚的宗亲感情和念祖情结，往往在自己的聚居地建立祖籍祠堂、庙宇。台湾人民更有修谱的优良传统。近50年来，海峡两岸遭人为的隔离，台湾人民掀起了一股宗亲、修谱的热潮。
早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南陈仁德就曾经发起和创立台湾族谱学会，为了调查和收集现存的台湾族谱，他四处奔波，从台南跑到台北收集有关族谱资料。
1956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开始着手对民间收藏的台湾家谱进行普查。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台湾有些社会人士还请著名历史学家戴炎辉教授出面，于1977年成立台湾地区“宗亲谱系学会”，以此来推动台湾地区族谱的收藏、编修与研究。“宗亲谱系学会”于1978年在台北举办了“宗亲谱系资料展览”，1982年起还到各地巡回展览，并举办多次谱系研讨会。
1977年，台中成立了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举行族谱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会，并出版了《台湾源流》季刊，至2015年底，共出版124期，发表了大量有关族谱和姓氏渊源的论文。
1981年，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了国学文献馆，重点收藏以族谱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献资料，供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查询使用。他们还免费连续举办了4期族谱研学班（每期一个月），传授修谱知识，培养修谱人才，推动了台湾地区谱牒工作的开发与研究。国学文献馆还于1983年至l996年间，先后7次召开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后及时出版7本论文集，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地区族谱编修和研究的开展。
近50年来，台湾地区发表、出版了一批谱牒书目著作和研究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87年由文化大学谱系研究所所长赵振绩主编、陈美桂编辑、台湾区姓谱研究社发行的《台湾区族谱目录》，共刊载10613种族谱，这是台湾地区开发谱牒资源最重要的成果。《台湾区族谱目录》揭示：在10613种族谱中，明确记载祖籍地的有7859种，其中7757种的祖籍在大陆，祖籍地在台湾的仅为102种，也就是说，祖籍地在大陆的占了98%以上，充分说明了台湾绝大多数居民与大陆各省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台湾区族谱目录》还揭示：在10613种族谱中，近50年来编修的新家谱达8000种以上，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近50年台湾居民确实掀起了一股编修家谱热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家谱研究和编修的新局面。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克服“左”的影响，不少谱牒研究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谱牒研究的文章。1983年7月 11日，在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等的支持下，由山西社科院牵头正式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并于1988年和1991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谱牒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谱牒研究空前的活跃。中国谱牒研究会共编辑四辑《谱牒学研究》刊物，发表了80余篇关于家谱研究和姓氏渊源的文章，推动了大陆谱牒研究的发展。
1994年2月，山西省社科院又建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和山西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江西、福建、上海等省市也成立了谱牒研究会，湖南、广西、四川、北京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华夏姓氏丛书》等著作。
20世纪末，上海图书馆对家谱资料的整理与开发，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上海图书馆十分重视家谱资料的收集，至今累计收藏家谱达3万种，30万册，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上海图书馆于1996年12月开辟了大陆最早的家谱阅览室，供广大读者查询、阅览，受到广大读者和业界的好评。上海图书馆还于1998年11月召开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家谱的学术价值、撰修体例、开发利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论文35篇。上图旋又于2000年5月，召开了“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譜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新加坡、美国、越南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近百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世纪之交的谱学盛会。会后出版了《中华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35篇论文，论述的问题较前更加深入，标志着海内外学者对谱牒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03年l2月，厦门市政协和上海图书馆谱牒学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在厦门召开了《中华之根——海峡两岸谱牒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金门的140多位专家学者齐集厦门，举行了我国谱牒学术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与会者提供了100多篇论文及论文提要，围绕族谱的价值及其资源开发、族谱的收集整理编目、族谱的个案研究及其中所展示的两岸渊源及新修谱的调查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推动海峡两岸谱牒学研究和共同振兴中华谱牒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30年来，大陆地区蓬勃开展的谱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大陆地区民间修谱工作的进行。
在大陆各省市中，谱牒研究开展比较活跃、民间修谱走在前面的当推福建省。福建省比较早地成立了省姓氏渊源研究会，在漳州、厦门、晋江等地还成立了研究会或谱牒学会。近30余年来，福建先后出版了《近500年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明清福建家族组识与社会变迁》《三胞与祖地》《南靖与台湾》《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等著作、资料集，在谱牒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海外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积极促进和支持下，福建各地也掀起了编修新家谱等一系列活动的高潮。如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晋江市，于1997年即成立晋江市谱牒研究会，收集、整理海内外谱牒资料500余种，出版会刊《晋江谱牒研究》，并多次举办国内外学者与会的“从谱牒看闽台关系”、“谱牒研究与华侨华人”等学术研讨会。晋江市谱牒研究会积极推动民间修谱工作的开发，并于2000 年I2月29日在图书馆举行晋江家谱展，其中新修的家谱就有400余种。福建省上述活动不仅活跃了大陆的谱牒学术研究氛围，也推动了其他省市民间修谱工作的开展。 在大陆近30年来编修新谱比较集中的地区，紧随福建省的是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区。明清时代，这里因为财富丰裕、文化发达、宗族观念强盛等原因，编修家谱一直走在全国各地区的前列。近30年来，续修新谱主要在农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农村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区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开始大步迈向小康社会。农民物质生活改善后，对精神生活和文化需要也有了新的要求。于是，传统的编修家谱的文化习俗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复苏，出现了自发的开展编修新家谱的活动。以江苏江阴市为例，据统计，明清时代江阴就有100多个姓氏，200余部家谱散藏在各图书馆与私人家族手中。改革开放后，先后有黄、苏、曹、江、王、唐、郁、李、张、华、吴、唐、潘、刘、承、段、浦等姓氏续修家谱，形成了一股修谱热潮。为了进一步开展修谱工作，于2007年 6月由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档案局等单位联合发起，经市文化局同意和市民政局批复，正式成立“江阴谱牒文化研究会”，有力推动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工作的开展。据统计，至2015年底，江阴市编修新谱已达700余部，标志着江阴市谱牒研究和修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了很多谱牒书目著作和研究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的出版。该书是2000年6月世界“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确立的项目，旋于2001年5月被审定批准为“十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自2000年开始启动，历时9年，在海内外596家谱牒文献收藏单位、谱牒研究人员及数以千计的家谱私人收藏者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下，于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收录家谱52401种，较完整地揭示了海内外各地区收藏中国家谱本情况，收录家谱姓氏608个，较全面地揭示了存世中国家谱的姓氏及其分布状况。编纂《中国家谱总目》的过程，是对全世界存世的中国家谱开展的一次空前大调查，从而摸清了中国家谱的基本状况。中国家谱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中国家谱总目》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深得民心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国家谱总目》的问世，揭示了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家谱的收藏信息，为学术界利用开发中国家谱资源提供了重要信息，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了更全面、更完整的线索，必将有力地推动炎黄子孙回大陆寻根谒祖的潮流。
回顾近50年来，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出现的这股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的热潮，其最大特点就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居民积极参与，紧密协作，共同促进。家谱研究和编修新谱之所以呈现这个特点，主要原因是，台湾与大陆不仅有着连成一体的地缘关系，更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正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所说：“台湾之人，乃中国之人，闽越之族也”。1987年，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的政策，寻根正式形成一个热潮。一批批回大陆探亲的人中，有的手持族谱来寻根，有的寻找祖墓来祭祖，有的凭借都名来寻源，有的利用出席会议组成社团组织来谒祖，还有不少通过来函来电寻找自己的祖籍。
祖籍福建永春后庙的原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也曾于1993年8月27日寄信给后庙家亲，表示：“寻根之心，人皆有之，能逢适当机缘，再卜买棹之举”。台湾同胞积极回大陆寻根问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续修家谱。因迁台后的家族为了续修本家族的世系表，不使之中断，就必须追根溯源，积极与大陆祖籍的宗亲合作，搜集各种老谱，才能圆满完成续修族谱的任务。同样，大陆地区尤其福建、广东等地续修新谱，其中不少家族历史上都有家族成员迁移到台湾等地的繁衍过程，为了完整反映家族历代世系成员延续情况，就必须与迁移到台湾等地的宗亲联系，才能编成一部完整的续修家谱。如台湾宜兰县陈姓宗亲会理事长陈文隆为重修鉴湖陈氏族谱，自1988 年起先后11次赴福建漳浦鉴湖地区，得到家乡陈氏大力支持，共收集到陈氏旧谱11本，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鉴湖陈氏源流》等书籍.并促成两岸陈氏宗亲共同编修《漳浦与台湾陈氏族谱》，于1995年正式出版。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放眼中华大地，真是：编修新谱，方兴未艾；谱谍研究，欣欣向荣。
但另一方面，我们若高标准仔细认真分析当今修谱和研究的实际情况，则也存在许多必须注意值得改进的问题。
以编修新谱为例。首先要肯定，近50年来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乃至海内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编修新谱的主流是好的，大家都努力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和新的组织形式来编修新的家谱，但無可否认，在当今新修家谱的大潮中，也确实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主要有：有的新谱编修者没有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名曰新谱，但体例内容基本上是延续，甚至旧谱男女不平等一些明显弊端在续修新谱时也继续，缺乏时代感；有的新谱编修者刻意追求本家族始祖、始迁祖以来世系脉络的完整、清晰，不惜东拼西凑，甚至削足适履，以求得一份完整的世系表，这决非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农村编修新谱者没有处理好家族修谱与促进当地精神文明的关系，编修新谱过程成了扩充家族势力的过程，妨碍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执行，影响了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有的新谱编修者不是贯沏民主自愿的原则，而是采取强迫家族成员按人口缴纳一定费用的手段，既无制度，又不公开，更缺乏监督，致使个别少数人通过修谱达到敛财的目的；有的新谱对家族当代入谱人员的评价任意拔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农村出现相互攀比的情况，有的家族认为，其他家族都修谱，如果自己不修，会被人瞧不起，显得没有势力，于是你修我也修，你家族新谱修成办酒席90桌庆贺，我就办100桌，等等。在当前的这股修谱大潮中，出现上述种种偏离新谱编修健康轨道的现象，尽管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注意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
至于谱牒研究，着眼提高水平提高质量更有着广阔的空间。一是要加强对编修新谱情况的调研，总结新谱编修中的优秀成果，推广他们的成功经验，克服新谱编修中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新谱编修的质量，引导新谱编修沿着健康规道向前发展。二是加强对历史上中国家谱发展沿革轨迹的研究，将各时期的家谱状况置于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提炼中国家谱发展的规律，完成高质量的中国家谱史等学术专著。三是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的研究，受汉族编修家谱文化习俗的影响，我国有20多个少数民族编修有不同文字书写的家谱，少数民族家谱打上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印记，为中华民族如何形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对加深认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四是与世界各国的家谱进行比较研究。尊祖敬宗、追思先祖是人类的共性，因此各国各地的居民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家谱，如东方的韩国、日本等，家谱发展较成熟，西方如建国200多年的美国，也有家谱，被称作“死亡者档案”，等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家谱历史悠久、种类多样，体例规范、内容丰富，确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