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档案材料是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它的作用尤为凸显。它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抗日战斗的胜利消息，介绍工作经验，交流各种情报的重要手段。过去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秘密状况之下，编辑的档案材料只能秘密发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书报刊物的发行，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政策法令汇集也大量编辑出版了。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各级档案部门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他们不仅提供档案、参加编辑、负责传递，有时还兼做发行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版发行工作的组织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曾建立过出版部、党报委员会、刊物出版社等。在中央秘书处和各省委秘书处内都分别设立了发行科、分配科等等组织机构从事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但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些机构相继撤销。到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发行工作的组织系统又发展起来了。首先是发行部，它是全党统一的发行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印发、分配、推销各种各样公开的和内部的书报刊物及文件汇集等。1939年3月22日在《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中决定“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也应设立发行部，支部委员会设发行干事。地委以上发行部除部长及必要的干事外，得依工作的需要，设立巡视员若干人。”这种从上到下的发行机构，形成了发行网，使党政军的各种书报刊物和材料档案能够比较迅速地传递到各地方、各部队和人民群众手中。在发行部下还可以视必要成立发行委员会，吸收各种发行机构的负责人参加，经常讨论发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党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动员一些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注意培养教育此类干部使其成为专门干部与熟练的发行工作人员。同时规定，发行部门与各级秘书处的交通部门，要秘密联系，要求秘书处的交通部门在接到发行部门交来的出版物后应尽量保证迅速传递。为了发行传递迅速，还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建立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发行网。上级发行部应经常检查下级发行部的工作，下级发行机构要经常向上级做工作报告。第二种组织形式是编辑委员会，它是由各单位出人员组成的机构。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内部刊物，比如《解放》、《共产党人》等等。这些刊物都有编辑出版委员会。1941年3月26日《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由博古、吴亮平、胡乔木等八人为《解放》编辑委员会委员；决定由邓发、罗迈、李富春、王首道、冯文彬等九人为《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委员。除了上述刊物的编委会外，其他一些专业性的刊物也有编委会，比如，《中国文化》编委会就有艾思奇、周扬、丁玲、张仲实、范文澜、肖三等六人组成。各种各样编委会的成立和扩大，保证了书报刊物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工作正常、迅速地进行。此外，在各面加强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也建立了电讯材料科，负责编辑出版《中央电讯》和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等编辑历史文献提供档案材料的工作。
　　
　　档案材料的汇编工作
　　
　　由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被敌人隔绝，来往文件不甚方便，有时上送下达一次材料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为克服这种困难，使各地区党政军机关及其领导人及时了解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方针政策，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部委都汇编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汇集，以供各地方、各部队领导干部阅览和使用。
　　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中央为了使党政军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作战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中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接连汇编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军事文献》、《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等等。在编辑出版这些重要文件汇编时，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比如，《六大以来》从选材到审稿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为总结党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决定由毛泽东主持汇编一些重要文件汇集，供党内研究历史问题时使用。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胡乔木等同志直接参加下，很快选定了一批党内重要档案，编辑成《六大以来》，并于1941年12月出版发行。《六大以来》收进了1928年至成书前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群众团体的500余份档案材料。成书后，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使用。接着又编辑了《六大以前》。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成为全党全军整党整风的重要学习文献。为了使各部队、各地方领导干部对抗日战争全局有概括的了解，194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编辑出版了《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重要方针政策性的文件材料，其中有1937年7月《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8年8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等60余篇档案资料。本书编成后，先由中央秘书处分发给区党委以上机关使用，后来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必读书。此外，党中央还编辑出版了一些情报性质的刊物，主要有《周报》、《特讯》、《上海通讯》和《每周通讯》等。《周报》是蜡板油印的定期绝密参考材料，其目的是供党的领导人了解当前的形势和抗日斗争的状况以及制定抗日战争战略决策参考之用。1938年2月19日第十三期，记载了2月13日至2月19日这一周的国际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和敌军情报。《特讯》是党中央汇集的绝密参考消息，文字短者几百字，长则数千字，油印的不定期的发行。比如，1938年12月11日印发了《特讯》第一号，刊载了“蒋介石秘密抵西安”和“陕西省政府实行裁剪冗员”等消息。12月13日又印发了《特讯》第二号，主要介绍了“绥米近况见闻杂志”以及何绍南的情况等。《上海通讯》是中共中央编辑的情报性质的小册子，其材料是上海和华中地区党的组织向中央寄送来的，以反映日本侵略军活动的消息为主，包括伪军的动向。另外，还摘录敌人的报刊、各民主党派的报刊和国民党报刊刊载的主要消息。《每周通讯》是1938年9月中共中央汇集新闻和情报参考的一种刊物，每周出版一次。它主要综合国内外有关重大消息，按问题分别汇集在一起，以供党内高级领导人参阅。
　　中共中央秘书处主要是为党中央编辑各种文件汇集提供材料，但在党中央的指示或授权下也承担了一些编辑出版文件资料汇集的工作。这主要有：《中央电讯》、《中央通讯》、《临时通讯》等。
　　《中央电讯》是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需要而编辑出版的一种绝密定期刊物，专供各中央负责同志阅读。1942年1月21日出版第1期，1943年初停刊。现在见到的最后一期是1943年2月11日出版的第130期。1942年中央书记处转发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整编中央电讯等资料的决定》中对《中央电讯》的编辑工作做了具体规定：一是，《中央电讯》是二日刊（实际每周出三期）；二是，《中央电讯》是专供“中央各负责同志及时的较有系统的了解全国各地政治与党务方面情况”的刊物。主要刊载政治、党务活动方面的电讯材料等。还规定《中央电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电讯科整理编辑出版，机要科具体负责印发传送工作，并负责“每月对号检查一次”，“三个月收回一次”。三是，规定其宗旨是负责“技术上的整理”，保证原电文内容的“真实性”，力求印发工作“按机要规则”进行。在《中央电讯》上刊载的都是当时极为机密而又重要的电报材料。《中央通讯》也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出版的“极秘密”的党内刊物。它是一种不定期刊物，从已见到的1-21期的出版时间来看，最短四天出版一期，最长一个月出版一期。第21期的出版时间是1942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整编中央电讯等资料的决定》，对该刊物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一是，此刊物专门供给中央各同志及有关的现任高级干部阅读，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工作。二是，负责介绍敌我友情况，传达中央的极秘密指示，研究重大问题，总结各地经验教训。除刊载各种电报外，还刊登各地党组织上报的各种最机密的报告统计材料。如在第1期上公布了1941年8月4日《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等的文件，在第10期上公布了《关于坚持敌后问题》的一组文件，其中包括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在北方局扩大干部会上的报告及聂荣臻在北岳党委扩大干部会上的总结等。三是，要求《中央通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文书科写印收发。《临时通讯》是中央秘书处编辑出版的一种情报性质的刊物，内容不拘，为蜡板油印的形式。1937年中央秘书处印发的《临时通讯》载有如下一些重要参考消息：7月13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的以反共卖国为内容的反共文章；7月16日，中央秘书处摘发了英日谈判之备忘录；7月29日，中央秘书处转载了蒋介石在国府联合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讲说辞等材料。
　　在党中央编辑出版档案文献史料的同时，许多中央部委还编辑出版了文件汇集性质的参考材料。比如，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编辑出版的《政工资料》、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党的政策选编》和《政权建设》，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六中全会以来关于宣传教育的指示文件》，另外还有《八路军军政杂志》等资料。1942年总政治部秘书处与总政组织部还联合编辑了《八路军、新四军党的材料汇集》。这本汇集集中了八路军、新四军成立以来的许多报告、电报、文件、文章等。其中有各种统计、各种工作经验、各种报刊的重要消息摘要等。在这本材料汇集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整编这本东西，是为了给军委总结巩固党的工作以便于参考和便于保存材料”。
　　
　　地方文献编辑出版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和发展，各地方党政军机关，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抽调一定的人力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大力开展了编辑出版工作。
　　各地方编辑出版工作主要是出版本地区的公开的报刊和内部的报刊，一般每个地区都有党的刊物和政府的刊物。中共北方局《党的生活》、华东局《真理》、晋察冀中央局《工作通讯》、山东分局《斗争生活》等都是党的刊物。各中共省委和市委一般也都有机关刊物，一些敌占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有秘密刊物，如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从1937年到1939年先后出版了《真理》、《党的生活》、《内地通讯》等。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府系统一般也编辑出版政府机关文件材料和政策法令汇集等。比如，1939年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编印有《冀南行政区第一届参议会汇刊》，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辑出版有《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材料》，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出版有《晋冀鲁豫边区五大法令》、《晋冀鲁豫边区法令汇编》等等。此外，新闻单位也出版了文件汇集性质的读物，这些新闻单位主要指报社和出版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是1942年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根据地之民主建设》等。这是新闻单位通过报纸公布档案材料的一种方式。
　　上述文件材料基本上可以分为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财政经济、农民土地问题、运动和政策研究等等，从各地方编的文件汇集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以来各地方很注意编辑出版方针政策、制度法令、经验介绍等方面的文件汇集。这些文件汇集给各地方党政军群众团体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