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只是“文革”的结束，而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从“文革”结束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一个历时两年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并不容易。
　　“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长期以来僵化的教条仍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当时有很多人只把“文革”的一切错误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所以“两个凡是”在党内外都不乏同情者和支持者。
　　思想的破冰是社会变革的前导，可以说，没有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没有纠“左”的成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突破“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它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一方面，它是华国锋等年轻代领导人“照过去方针办”的政治宣言，本身引来了一批希望改變路线的党内元老的不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作出过不同程度的批示和决定，所以，以“两个凡是”为标准，正或反，总能为支持自己和批判别人找到依据，难以指导具体实践，常常引来种种争论。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对按劳分配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如果实行按劳分配会产生两极分化，产生资产阶级，但在论证中，举不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就引用毛泽东曾说过的一句“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来作为论据。
　　不唯此例，当时对其他问题的争论最后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只要报纸上发表，纠正一个观点，总有人以“毛主席说过”或者“毛主席不是这么说的”来反驳。这样的讨论，最后在说理上都变成了无效，沦为口水仗或权力较劲。
　　各个领域都遇到类似的问题，但其中人们最关切的，还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从1950年代开始，运动接着运动，在历次运动中，被以各种名目打击迫害的人不计其数，历史案件堆积如山。
　　毛泽东去世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虽然开始涌动，但是解决的阻力不小，“两个凡是”有很大的力量。毛泽东说过的话能不能作为依据？以什么标准来评判？

既要突破“两个凡是”，又要维护党的根基，就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只言片语来看待。

　　这些问题推进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回避，以“两个凡是”作为标准显然难以指导实践、作出改变。这时候，迫切需要新的实践指导标准。但是，如果党内最高领导人依然坚持“两个凡是”，就很难真的进行改变。
　　实际上，“两个凡是”一抛出，一些党内元老就首先感到了问题所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发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复出工作。这些发言没有登会议简报，但迅速传出，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一个月后的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还建议将他的这封信“转发党内”。
　　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并没有直接正面反对“两个凡是”，所以不同意邓小平复出的人也不好说什么，5月3日，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信中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已经为反对“两个凡是”埋下伏笔。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这时候，邓小平已经认识到，既要突破“两个凡是”，又要维护党的根基，就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只言片语来看待。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为下一步的路线转轨铺垫了人事和组织基础。

真理标准大讨论

　　把实践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内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最早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开始的。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因此，学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都很活跃。
　　胡耀邦的工作方法，是主张从理论上正本清源。1975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时，办《汇报提纲》，为了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就强调，“一定要找马克思的原话，同他们斗”。
　　后来，他一手组织创建了党内刊物《理论动态》，由它来让真理标准问题试水。《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直接提出了“实事求是”；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发表了邵华泽撰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对《理论动态》，新闻界也多有跟进，《人民日报》不仅转载其中原文，1978年3月26日也发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并且区分了真理和检验真理标准的不同，指出不能把真理检验标准当作真理。 　　此后陆续引来讨论，直至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最大反响。

　　为此，后续在领导干部中又进行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等工作，使干部和群众进一步理解中央新的方针政策。

“两猫论”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的部署，此后的改革，从农村到城镇，从非国有部门到国有部门，层层深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回顾历史，实际上改革的历程一直经历不断波动，尤其头十年，左右摇摆，不确定性很大。虽然具体政策上多有反复，但在改革主导者邓小平的心中，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这一点不能移易，它的典型标志就是“两猫论”的流行。
　　“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它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脉相承，与“摸着石头过河”异曲同工，都是为了搁置意识形态争议，减少无谓的内耗，把精力聚焦到社会经济发展上来。
　　其实，“两猫论”的说法诞生很早。由于5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党内领导人曾讨论过包产到户的可能。在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在会上就引用刘伯承经常讲的四川话说：“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两猫论”重新出世，邓小平经常提到它，它也成为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重要理论支撑。

　　会后，陈云和邓子恢也向毛泽东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只是这种声音后来在“重提阶级斗争”，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政治气候下难以维持。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两猫论”重新出世，邓小平经常提到它，它也成为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重要理论支撑。
　　在早期的每一次改革争议中，比如，如何看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看待利润、价值规律问题；在每一个新生事物出生的当口，比如，乡镇私营企业的所有权和雇工问题、特区政策遇到争议、金融市场出生，领导人那种提倡不争论、大胆地试的态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终于，在1992年，它再次汇集为坚定改革开放的强音：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姓社姓资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都可以在实践中使用。 　　这种智慧，今天依然需要。
　　参考文献：
　　1.欧阳淞，高永中.改革开放口述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10
　　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