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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取材于1910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大鼠疫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题材，着重表现的是鼠疫中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以及人性的舒展，大家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被遮蔽的高尚与残酷在灾难的洗礼下，显示其本来面目。以及作者在小说中所阐释的中国式生存哲学和对自然生灵的关照。
关键词：灾难; 人性; 选择; 生存哲学; 温情; 信仰; 自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46-03
一
作家本人在小说后记《珍珠》中写道：“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把能搜集到的一九一〇年哈爾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归入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那么一点点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1]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发展的背景，使得作者能够以更加贴近当时实际的真实的心境和体验来对人物进行的悲悯和同情，以及有更加深刻的人性思考和伦理反思，不是隔靴搔痒式的空泛谈爱与美的拯救，或是无节制而又夸张地叙述想象的灾难暴力，而是以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式的叙述来稳健地推进故事的发展以及展示出作者本人更具生命实感的温情与救赎。
生活在这片土地中的人们又是什么样子的？王春申、翟役生以及翟芳桂在席卷傅家甸的鼠疫灾难中幸运得生存下来，三人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对世界对自我的理解都有绝然的不同，而形成了鲜明的张力，对三人全面的认识，将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理解作者流露出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王春申在鼠疫来临之前的表现是唯唯诺诺，些许麻木和无谓，当他发现妻子吴芬和妾金兰都有相好，并公然将各自相好带到王家时，王春申并没有恼，反而提醒他们别惊着马，厌恶妻妾，却又选择隐忍，而去寻欢。每天劳累了一天，最盼望的是回家能有热汤热水，然而只能吃冷饭，“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也是匹遭到‘出奇’的马，至于什么原因，让他变得如此窝囊，他难以说清，他也想拿出竹子的威风的，可是奇怪，一踏进客栈，他就觉得自己是个仆人，人家怎么吆喝怎么是。”[2]从王春申的情感世界可以窥探其性格中软弱麻木的一面。妻妾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王春申，小说中也提到“他的两个女人很少被他搂着，就打客人主意。”想必也是因为在王这里得不到温暖，王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对妻妾冷漠和无视也是导致妻妾相继出轨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王身上或多或少有家庭冷暴力的倾向。在鼠疫来临之后，吴芬的情人巴音染病死后被众人剥去衣裤，他竟是心里对巴音有股说不出的怜惜和心疼，鄙视吴芬无情无义，没有为她的情人收尸。以及后来吴芬死后，他所记住的全都是妻子的好，妾金兰染鼠疫死亡之后，接受了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继英。可见在王春申软弱的表面之下还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仁爱之心。虽然对妻妾无感，但是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俄国演员谢尼科娃诗意般的情感。他爱谢尼科娃，在她死后，他拉着空车重走她生前在每个礼拜走过的路，来到谢尼科娃生前每周必去的钟表店，“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到了谢尼科娃的脸。”甚至将带着对谢尼科娃的爱坚强地活下去。可见凡夫俗子也有不俗的情感寄托和诗意的升华。在王春申一把火烧了三铺炕客栈，连带着翟役生的“高升”也付之火炬后，他体验到了复仇的快感，快活地问翟役生“你的宝贝，还剩几样呀？”被人欺压久了，也是有决绝的力量去毁灭对方的报复行为。但是在鼠疫疯狂肆虐之际，普通人皆为了维护家园而展露出“无私”人性，王春申也是其中一份子，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主动承担起拉埋死人的工作。可见小人物身上也有伟大的一面。在鼠疫过后，大地回春之时，他也和翟役生把酒言和，选择原谅。从这发生的一切来看王春申，是一个怯懦与坚强并存，平凡与伟大共生的人物。在平常的琐屑日常中，看到的是些庸常的人性，但在面对灾难时，人物身上伟大的一面显露出来，并成为战胜灾难的一剂良药。灾难过后，人物思想也经历了一次蜕变，变得大度，无私，原谅了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翟役生，选择与这个世界和解，用温情来滋润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可见，灾难对于王春申而言是人性的试金石，同时也是人性得以提升的一个契机。
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翟役生则选择与这个世界对抗，面对鼠疫大灾难，他更是将人性最丑恶的部分释放出来，诅咒傅家甸人死光，盼望哈尔滨城成为死城，为人类的死亡而高兴而欢呼雀跃，灾难在他面前，成了报复世界的绝佳机会。此时的人物展示出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恶人形象。但作者在小说后半部分介绍了导致翟役生如此毁灭的原因所在。他由于家庭生计艰难，十几岁被送入宫中做了太监，本以为可以飞黄腾达，却不曾料到尽遭李太监的陷害欺负，最终被打折一条腿逐出宫门。命运的折磨并没有到此止步，父母被大火烧死，妹妹被卖入妓院，如果说人生中还有一点亮光的话，那便是幸好有金兰的安慰，可以给他心灵的慰藉，但随着鼠疫的到来，金兰不幸感染随他而去。这世上最后一丝温情也没有了，自己再怎么挣扎也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索性放弃，自轻自贱。这就造成了他扭曲变态的心理，诅咒着这个世界。这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到的：“……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沉迷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中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3]之后，翟役生流浪乞讨于街头，也正是无力掌控自己命运，任其自身软弱下去的结果。
翟芳桂跟她的哥哥有相似的经历，也是一个尽遭磨难的苦命人，哥哥被送进宫当太监、父母被大火烧死、自己被张二郎玷污、投靠姑妈，却被狠心的姑父卖入妓院、后被纪永和赎出，却被强迫进行皮肉生意，甚至闹出“典妻”的丑闻。但翟芳桂选择善待这个世界，依旧通过自己的爱与善去感化这个世界，灾难在她面前，只是更将她内心强大的爱与善表现出来。 “妓女”在文学作品中通常是作为社会底层边缘被损害被侮辱的对象予以关注，她并不是一位靠出卖肉体来求生存的无情娼妇，她同样有着普通女性那纯洁的情感与爱恋，只是因为身份特殊，而不得不将这份美好深藏。翟芳桂对于欺凌、践踏她的任何人或事，面对生活的艰辛和苦痛，她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是用女性特有的隐忍、宽容和大度去接受着身边的一切罪恶。生活即使这样不堪，她依旧没有失掉她的善良和爱心，将所有大豆卖与顾维慈，照顾死去的陈雪卿的儿子。作者将其放置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经历各种苦难，以此来彰显她身上散发的人性美，在乱世，我们看到了女性美、坚韧和宽容。“人在无可反抗，或反抗也无任何意义的处境下，关爱生命、保全生命，在不参与直接反抗中隐忍的‘活着’，恰恰是最人性最人道的。”[4]尤其是在灾难面前，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翟芳桂的身上体现着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温顺、谦卑、善良、坚韧。这种美德类似于严歌苓在《扶桑》中命名的“母性”或“雌性”。这种“母性”或“雌性”是否可以解释翟芳桂在朝夕相处的丈夫纪永和染鼠疫死后，她却没被感染相安无事的活下来的这一奇迹，我想是可以解释的，作为一个身上具有强大母性光环的人，本身可能就具备藏污纳垢的能力。如陈思和所言：“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又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5]。在鼠疫灾难面前，靠着温和坚韧造就的弱势生存力量，使她一次次与死亡插肩而过，她超越了灾难本身，以最本能的“受”，化解了一切凌辱，她甚至不是普通地瓦解灾难，而是消除了灾难的概念，使得一切经过成为生命最自然的过程，那么最后人生回春，获得爱情，得到儿子，这一切就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处理历史的方式时会遵从的几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即是：“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所以我的小说讲的那些历史事件经常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6]这里要注意不能混淆两件事情：“一方面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另一方面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说化了的历史记录。”[7]《白雪乌鸦》正是写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审视人類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官方记载的冷冰冰的死人数背后着多少生动鲜活的俗世光影，作者要做的就是复活这些累累的白骨生前的悲欢离合，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窥视那个时代这一方土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精神面貌。这是将对社会历史的兴趣和探索存在之谜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的成果。确实作者也做到了，傅家甸的人们经历了鼠疫灾难存活下来的人儿恢复了生气，“人们在坟场哭够了，搭帮结伙回程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种地的和种地的并肩走着，讨论着今年是多种点大豆好呢，还是多种点高粱;卖布的和开裁缝铺的人走在一起，猜测着今年哪种花色的布，会受女人的喜欢……。”[8]这也正对应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谈到：“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这可以成为富有韧性和坚持奋斗的信念基础。”[9]也正是这种为生存和生活而积极活动，重视自然生命，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的“中庸”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灾难后复原。
在《白雪乌鸦》小说中还可以看到作者在极力构造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讲到的：“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的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了这样或者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10]相比较上面提及的中国人的“中庸”精神对灾难后重建的意义，我想作者提出的温情的力量、以及建构的爱与信仰会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全人类的可能性。《白雪乌鸦》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善良朴实的美好，如富商傅百川兼济百姓加工口罩、于晴秀一家义务为灾民做饭、医官伍连德研究防制鼠疫等，都表现着人性中的大善大美。同时，她也看到人性中的恶，如翟役生疯狂的诅咒鼠疫中人的全部死光，但人性中不美好也有其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只是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表现出来，即使面对丑恶时，也能以平视的视角去审视，在审视过程中充满悲悯情怀。正如作者曾经讲到的那样：“我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就是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有一天能良心发现、自思悔改，因为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们身上总会存留一些善良的东西。”[11]并且在故事结尾用回归的方式成全圆满，这是作者为理想世界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未来世界治愈痛苦的有效措施。同时作品又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她的视角也投向了广阔的自然天地。正如作品标题所呈现的那样，白雪、乌鸦，作者生活的东北天寒地冻，本身就是白雪飘飘的地方，白雪对作者而言就是故乡，生命的一部分。在小说结尾《珍珠》（后记）里写道：“外婆去世，赶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12]自己与外婆生活的日子，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里都有大雪的陪伴，如今外婆已走，只剩白雪依旧。东北这片地域就是白雪的世界，也是作者生命中的一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动物、自然早已溶入到作者的血脉里，割舍不断。就像乌鸦，在萨满文化里被视为神鸟，救世的英雄，不管是在鼠疫未发生之前，还是鼠疫时在隔离院里、纪永和医院去世时、鼠疫过后人们重建家园的行动中都有乌鸦的出现，伴随着傅家甸的人们，显示着乌鸦的灵性。还有作品中提到的王春申的马，被它主人当做家人一般呵护怜爱。都可看出作者对自然的敬畏，恰如作者所说：“大自然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13]
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抚慰心灵的良药，对人性的剖析，对温情与爱的坚守，必定会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
参考文献：
[1]迟子建《白雪乌鸦·珍珠（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58页。
[2]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页。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0页。
[4]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9（5）。
[5]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⑺[6][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6-47页。
[8]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42页。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0]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4页。
[11]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作家1999（3）。
[12]迟子建《白雪乌鸦·珍珠（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63页。
[13]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关键词：灾难; 人性; 选择; 生存哲学; 温情; 信仰; 自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46-03
一
作家本人在小说后记《珍珠》中写道：“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把能搜集到的一九一〇年哈爾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归入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那么一点点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1]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发展的背景，使得作者能够以更加贴近当时实际的真实的心境和体验来对人物进行的悲悯和同情，以及有更加深刻的人性思考和伦理反思，不是隔靴搔痒式的空泛谈爱与美的拯救，或是无节制而又夸张地叙述想象的灾难暴力，而是以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式的叙述来稳健地推进故事的发展以及展示出作者本人更具生命实感的温情与救赎。
生活在这片土地中的人们又是什么样子的？王春申、翟役生以及翟芳桂在席卷傅家甸的鼠疫灾难中幸运得生存下来，三人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对世界对自我的理解都有绝然的不同，而形成了鲜明的张力，对三人全面的认识，将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理解作者流露出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王春申在鼠疫来临之前的表现是唯唯诺诺，些许麻木和无谓，当他发现妻子吴芬和妾金兰都有相好，并公然将各自相好带到王家时，王春申并没有恼，反而提醒他们别惊着马，厌恶妻妾，却又选择隐忍，而去寻欢。每天劳累了一天，最盼望的是回家能有热汤热水，然而只能吃冷饭，“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也是匹遭到‘出奇’的马，至于什么原因，让他变得如此窝囊，他难以说清，他也想拿出竹子的威风的，可是奇怪，一踏进客栈，他就觉得自己是个仆人，人家怎么吆喝怎么是。”[2]从王春申的情感世界可以窥探其性格中软弱麻木的一面。妻妾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王春申，小说中也提到“他的两个女人很少被他搂着，就打客人主意。”想必也是因为在王这里得不到温暖，王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对妻妾冷漠和无视也是导致妻妾相继出轨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王身上或多或少有家庭冷暴力的倾向。在鼠疫来临之后，吴芬的情人巴音染病死后被众人剥去衣裤，他竟是心里对巴音有股说不出的怜惜和心疼，鄙视吴芬无情无义，没有为她的情人收尸。以及后来吴芬死后，他所记住的全都是妻子的好，妾金兰染鼠疫死亡之后，接受了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继英。可见在王春申软弱的表面之下还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仁爱之心。虽然对妻妾无感，但是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俄国演员谢尼科娃诗意般的情感。他爱谢尼科娃，在她死后，他拉着空车重走她生前在每个礼拜走过的路，来到谢尼科娃生前每周必去的钟表店，“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到了谢尼科娃的脸。”甚至将带着对谢尼科娃的爱坚强地活下去。可见凡夫俗子也有不俗的情感寄托和诗意的升华。在王春申一把火烧了三铺炕客栈，连带着翟役生的“高升”也付之火炬后，他体验到了复仇的快感，快活地问翟役生“你的宝贝，还剩几样呀？”被人欺压久了，也是有决绝的力量去毁灭对方的报复行为。但是在鼠疫疯狂肆虐之际，普通人皆为了维护家园而展露出“无私”人性，王春申也是其中一份子，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主动承担起拉埋死人的工作。可见小人物身上也有伟大的一面。在鼠疫过后，大地回春之时，他也和翟役生把酒言和，选择原谅。从这发生的一切来看王春申，是一个怯懦与坚强并存，平凡与伟大共生的人物。在平常的琐屑日常中，看到的是些庸常的人性，但在面对灾难时，人物身上伟大的一面显露出来，并成为战胜灾难的一剂良药。灾难过后，人物思想也经历了一次蜕变，变得大度，无私，原谅了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翟役生，选择与这个世界和解，用温情来滋润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可见，灾难对于王春申而言是人性的试金石，同时也是人性得以提升的一个契机。
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翟役生则选择与这个世界对抗，面对鼠疫大灾难，他更是将人性最丑恶的部分释放出来，诅咒傅家甸人死光，盼望哈尔滨城成为死城，为人类的死亡而高兴而欢呼雀跃，灾难在他面前，成了报复世界的绝佳机会。此时的人物展示出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恶人形象。但作者在小说后半部分介绍了导致翟役生如此毁灭的原因所在。他由于家庭生计艰难，十几岁被送入宫中做了太监，本以为可以飞黄腾达，却不曾料到尽遭李太监的陷害欺负，最终被打折一条腿逐出宫门。命运的折磨并没有到此止步，父母被大火烧死，妹妹被卖入妓院，如果说人生中还有一点亮光的话，那便是幸好有金兰的安慰，可以给他心灵的慰藉，但随着鼠疫的到来，金兰不幸感染随他而去。这世上最后一丝温情也没有了，自己再怎么挣扎也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索性放弃，自轻自贱。这就造成了他扭曲变态的心理，诅咒着这个世界。这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到的：“……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沉迷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中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3]之后，翟役生流浪乞讨于街头，也正是无力掌控自己命运，任其自身软弱下去的结果。
翟芳桂跟她的哥哥有相似的经历，也是一个尽遭磨难的苦命人，哥哥被送进宫当太监、父母被大火烧死、自己被张二郎玷污、投靠姑妈，却被狠心的姑父卖入妓院、后被纪永和赎出，却被强迫进行皮肉生意，甚至闹出“典妻”的丑闻。但翟芳桂选择善待这个世界，依旧通过自己的爱与善去感化这个世界，灾难在她面前，只是更将她内心强大的爱与善表现出来。 “妓女”在文学作品中通常是作为社会底层边缘被损害被侮辱的对象予以关注，她并不是一位靠出卖肉体来求生存的无情娼妇，她同样有着普通女性那纯洁的情感与爱恋，只是因为身份特殊，而不得不将这份美好深藏。翟芳桂对于欺凌、践踏她的任何人或事，面对生活的艰辛和苦痛，她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是用女性特有的隐忍、宽容和大度去接受着身边的一切罪恶。生活即使这样不堪，她依旧没有失掉她的善良和爱心，将所有大豆卖与顾维慈，照顾死去的陈雪卿的儿子。作者将其放置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经历各种苦难，以此来彰显她身上散发的人性美，在乱世，我们看到了女性美、坚韧和宽容。“人在无可反抗，或反抗也无任何意义的处境下，关爱生命、保全生命，在不参与直接反抗中隐忍的‘活着’，恰恰是最人性最人道的。”[4]尤其是在灾难面前，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翟芳桂的身上体现着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温顺、谦卑、善良、坚韧。这种美德类似于严歌苓在《扶桑》中命名的“母性”或“雌性”。这种“母性”或“雌性”是否可以解释翟芳桂在朝夕相处的丈夫纪永和染鼠疫死后，她却没被感染相安无事的活下来的这一奇迹，我想是可以解释的，作为一个身上具有强大母性光环的人，本身可能就具备藏污纳垢的能力。如陈思和所言：“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又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5]。在鼠疫灾难面前，靠着温和坚韧造就的弱势生存力量，使她一次次与死亡插肩而过，她超越了灾难本身，以最本能的“受”，化解了一切凌辱，她甚至不是普通地瓦解灾难，而是消除了灾难的概念，使得一切经过成为生命最自然的过程，那么最后人生回春，获得爱情，得到儿子，这一切就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处理历史的方式时会遵从的几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即是：“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所以我的小说讲的那些历史事件经常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6]这里要注意不能混淆两件事情：“一方面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另一方面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说化了的历史记录。”[7]《白雪乌鸦》正是写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审视人類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官方记载的冷冰冰的死人数背后着多少生动鲜活的俗世光影，作者要做的就是复活这些累累的白骨生前的悲欢离合，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窥视那个时代这一方土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精神面貌。这是将对社会历史的兴趣和探索存在之谜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的成果。确实作者也做到了，傅家甸的人们经历了鼠疫灾难存活下来的人儿恢复了生气，“人们在坟场哭够了，搭帮结伙回程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种地的和种地的并肩走着，讨论着今年是多种点大豆好呢，还是多种点高粱;卖布的和开裁缝铺的人走在一起，猜测着今年哪种花色的布，会受女人的喜欢……。”[8]这也正对应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谈到：“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这可以成为富有韧性和坚持奋斗的信念基础。”[9]也正是这种为生存和生活而积极活动，重视自然生命，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的“中庸”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灾难后复原。
在《白雪乌鸦》小说中还可以看到作者在极力构造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讲到的：“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的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了这样或者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10]相比较上面提及的中国人的“中庸”精神对灾难后重建的意义，我想作者提出的温情的力量、以及建构的爱与信仰会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全人类的可能性。《白雪乌鸦》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善良朴实的美好，如富商傅百川兼济百姓加工口罩、于晴秀一家义务为灾民做饭、医官伍连德研究防制鼠疫等，都表现着人性中的大善大美。同时，她也看到人性中的恶，如翟役生疯狂的诅咒鼠疫中人的全部死光，但人性中不美好也有其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只是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表现出来，即使面对丑恶时，也能以平视的视角去审视，在审视过程中充满悲悯情怀。正如作者曾经讲到的那样：“我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就是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有一天能良心发现、自思悔改，因为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们身上总会存留一些善良的东西。”[11]并且在故事结尾用回归的方式成全圆满，这是作者为理想世界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未来世界治愈痛苦的有效措施。同时作品又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她的视角也投向了广阔的自然天地。正如作品标题所呈现的那样，白雪、乌鸦，作者生活的东北天寒地冻，本身就是白雪飘飘的地方，白雪对作者而言就是故乡，生命的一部分。在小说结尾《珍珠》（后记）里写道：“外婆去世，赶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12]自己与外婆生活的日子，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里都有大雪的陪伴，如今外婆已走，只剩白雪依旧。东北这片地域就是白雪的世界，也是作者生命中的一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动物、自然早已溶入到作者的血脉里，割舍不断。就像乌鸦，在萨满文化里被视为神鸟，救世的英雄，不管是在鼠疫未发生之前，还是鼠疫时在隔离院里、纪永和医院去世时、鼠疫过后人们重建家园的行动中都有乌鸦的出现，伴随着傅家甸的人们，显示着乌鸦的灵性。还有作品中提到的王春申的马，被它主人当做家人一般呵护怜爱。都可看出作者对自然的敬畏，恰如作者所说：“大自然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13]
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抚慰心灵的良药，对人性的剖析，对温情与爱的坚守，必定会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
参考文献：
[1]迟子建《白雪乌鸦·珍珠（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58页。
[2]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页。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0页。
[4]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9（5）。
[5]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⑺[6][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6-47页。
[8]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42页。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0]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4页。
[11]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作家1999（3）。
[12]迟子建《白雪乌鸦·珍珠（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63页。
[13]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