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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经济学界对于新经济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以知识为生产力的智慧经济形态在新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第三产业中，5G、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正极大地释放生产力，新经济、新业态大量涌现。面对新的市场格局与市场力量，传统的产业管理方式应该如何创新适应新的经济业态？监管应该做哪些变革？企业原有的治理结构是否适应新的变化与竞争，又应该如何有效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作为感知新经济的第一主体，企业家们摸索出了哪些经验与心得？6月9日，在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新经济带来的挑战“煮酒论道”，各抒己见，共话未来。
“新经济就像车的引擎，21世纪的汽车总比19世纪的马车跑得快，但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把汽车的引擎安装到马车上做做樣子，未必能跑得过不装引擎的马车。”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丁健认为，就像1886年德国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一样，这辆当时时速仅有16公里的奔驰汽车跑起来甚至没有马车快，当前的新经济正处在从马车向汽车过渡的过程中，它的发展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引导。
“在马车往汽车时代走的时候，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红旗法案》。《红旗法案》要求人必须走在汽车前面，那时的汽车每小时大概能跑十几公里，前面必须要有一个人举一个小红旗给汽车开路，避免前面的人群和马车被汽车撞到，这是汽车刚出来时的治理方法。”
在丁健看来，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经济的引擎真正地融入到企业的运营中。在融合、过渡的过程中，他建议治理方式要以人为本，从而最大程度降低社会风险。
亚商集团董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与丁健持有不同观点。在他看来，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新经济的到来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实质性的变化正在快速地到来。
“对一个已经到来的变化的市场和局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应对，邓小平先生曾讲过‘要应对而不是应付’。”陈琦伟认为，应付是指企业用老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新的经济模式，如何从被动、消极地应付，转变为主动、积极地应对，才是新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要把应付变成应对，最重要的就是面对新经济时，用什么样的新结构去治理。”陈琦伟说。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互联网、5G、无人驾驶等一系列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驱动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与人类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创新速度快”“技术扩散速度快”“交叉性强”的特点，这给政府管理者和企业从业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当科技创新高速发展、未来发展路径不甚清晰时，企业选择路径的成本会随之增高、规章制度的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
传统治理模式是通过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进行规制，这种模式具有规制出台周期长的特点。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现状，如果用传统治理模式会出现外部延迟性问题。
以人脸识别等应用为例，这些技术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在薛澜看来，要想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规制，“敏捷治理”是避免陷入路径依赖惯性陷阱的一个方法。
“敏捷治理是指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治理行为要相应发生改变，例如调整传统管理方式，用引导性规则去影响企业的行为。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改变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二者不是‘猫哭耗子’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从规制转变为伙伴关系。”薛澜说，虽然新经济治理是挑战，但好的治理可以促进新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面向未来，新经济下一步发展要注意什么？薛澜认为，不仅需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还要注意补好规制和体系的短板，同时新经济的领军企业和领军人要发挥领头作用，树立核心价值观，为行业吃好定心丸。
“敏捷治理包含着柔性治理。所谓敏捷是指如果企业走偏时，政府应赶快采取措施。”薛澜说。
6月9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右二）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分会场表示，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应推进“敏捷治理”。
“当前很多科技企业的重要属性仍然是不断地生产‘更多’的东西，但当新经济到来时，这一重要属性应从‘更多’向‘更好’转变。不仅要有‘更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好”的体验。”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说。
“两年前我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我把丁香园的愿景改了。这篇文章发表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是比尔·盖茨先生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问，在过去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有哪一项科技产品最具有代表性？在看他的回答之前，我先把文字盖上不看，我自己先想一想哪一项科技产品最具代表性？是互联网？是电？还是蒸汽机？最后看到答案那一刻我是比较震惊的，答案是犁，就是农民种地用的犁。”
面对记者和参会嘉宾的疑问，李天天解释了比尔·盖茨给出这一答案的原因。为什么犁具有代表性？在盖茨看来，犁这个科技产品在过去人类文明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更多”。
“有了犁，我们就生产出了更多的庄稼，开垦出了更多的耕地，养活了今天更多的人口。”
李天天认为，对于新经济的新治理而言，也要从“更多”转向“更好”。他认为，并不是监管政策越出越多，行业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以我们互联网医疗行业为例，监管者不了解这个新概念时，套用原来管理公立三甲医院的思路来管理互联网医疗，但公立医院的监管模式并不适合用在互联网医疗场景，那么怎么办？作为一线创业者，我们最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于是我们想到了行业自律的办法。我们在银川成立了互联网医院协会，发布行业自律准则公约、管理方法，甚至开始讨论出台行业标准。”
在此过程中，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构建了流畅的交流模式，监管机构每次定政策都会让企业讲反馈和建议，“这就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李天天分享说，在这个过程中，从业者不再仅仅是被监管的对象，而是行业的推动者。监管者不仅仅扮演了行业监管角色，同时也是行业的赋能者，此举有效降低了双方的管理总成本。
面对新经济这个社会发展新引擎，新治理不仅是“刹车”，同时也是“油门”，面对未知挑战，只有兼顾“油门”与“刹车”，才能既保护新经济的开放性和活力，同时做到以科学方法防范风险。
企业要“应对”而不是“应付”
“新经济就像车的引擎，21世纪的汽车总比19世纪的马车跑得快，但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把汽车的引擎安装到马车上做做樣子，未必能跑得过不装引擎的马车。”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丁健认为，就像1886年德国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一样，这辆当时时速仅有16公里的奔驰汽车跑起来甚至没有马车快，当前的新经济正处在从马车向汽车过渡的过程中，它的发展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引导。
“在马车往汽车时代走的时候，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红旗法案》。《红旗法案》要求人必须走在汽车前面，那时的汽车每小时大概能跑十几公里，前面必须要有一个人举一个小红旗给汽车开路，避免前面的人群和马车被汽车撞到，这是汽车刚出来时的治理方法。”
在丁健看来，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经济的引擎真正地融入到企业的运营中。在融合、过渡的过程中，他建议治理方式要以人为本，从而最大程度降低社会风险。
亚商集团董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与丁健持有不同观点。在他看来，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新经济的到来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实质性的变化正在快速地到来。
“对一个已经到来的变化的市场和局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应对，邓小平先生曾讲过‘要应对而不是应付’。”陈琦伟认为，应付是指企业用老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新的经济模式，如何从被动、消极地应付，转变为主动、积极地应对，才是新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要把应付变成应对，最重要的就是面对新经济时，用什么样的新结构去治理。”陈琦伟说。
政府应推进“敏捷治理”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互联网、5G、无人驾驶等一系列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驱动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与人类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创新速度快”“技术扩散速度快”“交叉性强”的特点，这给政府管理者和企业从业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当科技创新高速发展、未来发展路径不甚清晰时，企业选择路径的成本会随之增高、规章制度的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
传统治理模式是通过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进行规制，这种模式具有规制出台周期长的特点。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现状，如果用传统治理模式会出现外部延迟性问题。
以人脸识别等应用为例，这些技术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在薛澜看来，要想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规制，“敏捷治理”是避免陷入路径依赖惯性陷阱的一个方法。
“敏捷治理是指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治理行为要相应发生改变，例如调整传统管理方式，用引导性规则去影响企业的行为。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改变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二者不是‘猫哭耗子’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从规制转变为伙伴关系。”薛澜说，虽然新经济治理是挑战，但好的治理可以促进新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面向未来，新经济下一步发展要注意什么？薛澜认为，不仅需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还要注意补好规制和体系的短板，同时新经济的领军企业和领军人要发挥领头作用，树立核心价值观，为行业吃好定心丸。
“敏捷治理包含着柔性治理。所谓敏捷是指如果企业走偏时，政府应赶快采取措施。”薛澜说。
行业应以“自律”心态提供“更好”服务
“当前很多科技企业的重要属性仍然是不断地生产‘更多’的东西，但当新经济到来时，这一重要属性应从‘更多’向‘更好’转变。不仅要有‘更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好”的体验。”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说。
“两年前我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我把丁香园的愿景改了。这篇文章发表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是比尔·盖茨先生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问，在过去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有哪一项科技产品最具有代表性？在看他的回答之前，我先把文字盖上不看，我自己先想一想哪一项科技产品最具代表性？是互联网？是电？还是蒸汽机？最后看到答案那一刻我是比较震惊的，答案是犁，就是农民种地用的犁。”
面对记者和参会嘉宾的疑问，李天天解释了比尔·盖茨给出这一答案的原因。为什么犁具有代表性？在盖茨看来，犁这个科技产品在过去人类文明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更多”。
“有了犁，我们就生产出了更多的庄稼，开垦出了更多的耕地，养活了今天更多的人口。”
李天天认为，对于新经济的新治理而言，也要从“更多”转向“更好”。他认为，并不是监管政策越出越多，行业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以我们互联网医疗行业为例，监管者不了解这个新概念时，套用原来管理公立三甲医院的思路来管理互联网医疗，但公立医院的监管模式并不适合用在互联网医疗场景，那么怎么办？作为一线创业者，我们最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于是我们想到了行业自律的办法。我们在银川成立了互联网医院协会，发布行业自律准则公约、管理方法，甚至开始讨论出台行业标准。”
在此过程中，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构建了流畅的交流模式，监管机构每次定政策都会让企业讲反馈和建议，“这就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李天天分享说，在这个过程中，从业者不再仅仅是被监管的对象，而是行业的推动者。监管者不仅仅扮演了行业监管角色，同时也是行业的赋能者，此举有效降低了双方的管理总成本。
面对新经济这个社会发展新引擎，新治理不仅是“刹车”，同时也是“油门”，面对未知挑战，只有兼顾“油门”与“刹车”，才能既保护新经济的开放性和活力，同时做到以科学方法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