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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白区的工作全面转入地下，斗争形势日趋严峻。1931年的春夏之交，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又先后被捕叛变，白色恐怖骤然更加窒息，让人喘不过气来。
早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更加忙碌了，他和陈云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转移领导干部和撤离领导机关。直到同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他才决定去赣南中央苏区任职。
从上海到苏区，中央交通局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几乎都被敌人破坏了。想“回家”，周恩来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由他親手创立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中央红色交通线”又称“南方线”、“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途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长达数千里，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戒备森严，沿途城镇遍布特务，交通要道关卡林立。此行不单路途遥远，而且十分凶险。
启程
启程前，周恩来就和邓颖超一起在上海英租界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向他详细了解交通线沿途情况，共同研究护送和应对方法。之后，又布置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做好沿途接送的准备工作。1931年12月，正式启程。
送周恩来离沪的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交通工作的黄平，据他回忆：“他（周恩来）当时住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大概是烟纸杂货店，夜晚看不清楚）楼上。”
“我是晚上8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起身了。为避免引入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立即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小广东”即为交通员肖桂昌，广东中山县人，曾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同行的交通员还有黄华，广东大埔县人，路况熟，人又机灵。在他们的护送下，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周恩来平安抵达汕头。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那时的汕头水运交通十分方便，北上可抵上海、青岛等地，南下可经香港到东南亚一带，是个繁华的大商埠。1930年，党中央正是利用汕头华洋杂处、人来人往，易于化装上路的有利条件，在此开设了绝密交通站。当时，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通过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建立了中法西药房，作为中央交通局的直属中转站，专门负责高级干部过往的接待任务。为防万一，中央交通局1931年又派陈彭年到汕头，在海平路98号以华富电器材料行作掩护设立备用站。陈彭年是留法旅欧支部成员，又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外是电器行经理，对内是秘密交通站站长，见识广胆略大，到汕头后经常与上层人物拉关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顾顺章叛变后，因他知晓中法西药房的地址，正式启用华富电器行。
周恩来启程时，设在香港的华南交通总站给陈彭年发来通知，要他亲自按船期与约定的暗号到码头接“客人”。凭经验，要站长亲自出马的，一般都是党的重要干部，所以他早早就来到海关等候。轮船靠岸时，在人群蜂拥的出口，陈彭年与肖桂昌接上了关系。因为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当肖桂昌指着远处站着的“客人”时，陈彭年一眼就认出“客人”正是周恩来。他把“客人”领到华富电器行，详细向周恩来汇报了汕头交通站的情况和汕头的社情敌情，介绍以往多次接送过往干部的做法。
其实，周恩来对汕头的情况很熟悉，他曾在这个粤东重镇战斗过。1925年3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那时就来过汕头。同年11月，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并留在汕头出任东江各属行政专员，主持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市的政务。1927年9月，他还率“八一”南昌起义军挺进汕头，建立了红色政权。不过，尽管对这片土地格外亲切，但由于白色恐怖，周恩来也不敢在街头多呆一刻。
当晚，按照商人身份，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进当地最大的一间旅社“金陵旅社”。安顿停当后，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不露声色地观察四周。当他信步走到右边拐角时，发现墙上的玻璃镜框里镶嵌着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里面就有周恩来。这张照片无异于一张带肖像的“通缉令”，尽管6年过去了，但他特有的浓眉大眼和气宇轩昂的神情，还是不难辨认。大家都感到在这里住宿不够安全，陈彭年立即利用其在汕的特殊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棉安街的一间小旅店。这个旅店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的私产。
那时候，张瑞贵正加紧对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残酷镇压潮汕各地的革命志士。敌人对汕头控制也很严，车站码头严加盘查，市区不时清查户口，马路经常连夜宵禁。但唯独这间宾馆，不但警察、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密侦“查夜”也不来，是个相当安全地方。陈彭年就利用这把保护伞把周恩来安插在敌人眼皮底下住宿。有时，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一夜，有惊无险。
机智应对
第二天7时许，陈彭年陪同周恩来等人坐人力车到汕头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潮安。考虑到周恩来的装扮，买的是二等票，谁知上车后二等车厢人很少，这不成了故意引人注目吗？三人急忙转到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又多又杂，他们和老百姓挤在一起，周恩来取出报纸，低头阅看。谁知无巧不成书，来查票的人是认识周恩来的！原来，这名检票员曾是铁路工会的骨干，6年前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虽已时隔6年，周恩来依然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认出了他。此人现在是“红”还是“黑”，谁也不知道！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沿，扭头望向窗外。肖桂昌见状，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他，随手把车票交给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着隔邻的车厢，要他们三人到那边去。肖桂昌当面答应，见那人走后，就坐着不动。幸好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只有一个检票员，火车很快到了潮安。
接力护送
午饭后，他们上了下午2点开往大埔的小汽船，在船尾的小厢房关门休息。此时，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已经在做准备了。接到通知后，他估计是周恩来要来，马上派出交通员先到大埔打前站，并要求闽西后方派武装准备接送。可到了时间，竟然没接到人！
原来韩江冬季水浅，小汽船又是逆流顶风而上，周恩来他们迟到了。打前站的同志担心情况有变，就把化了装的便衣队拉到离城5里的地方埋伏瞭望，准备必要时武装接应，同时派人到城郊沙坝江边等候。幸好在大埔的狮子口接应上了。于是周恩来等人转乘交通站的木船逆汀江而上，中途在青溪上岸。青溪是大埔县的边陲，也是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大埔交通站就设在此。这里不单有党的组织，而且有秘密赤卫队，暗中保护过往人员。晚饭后，卢伟良率手枪队八九人，和肖桂昌、大埔埔北交通站负责人蔡雨青等星夜护送周恩来绕过民团力量较强的虎头沙（又名石下坝），前往10里外的多宝坑交通小站（邹日祥家）。休息半小时后，又趁夜翻山越岭，经洋门、党坪一带，抵达铁坑小站。他们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交通站派出可靠向导和驳壳枪队，护送他们过了伯公坳。山的另一边，就是福建。当地有一个村庄，被“剿共”的国民党保安队和民团烧得只剩断垣破壁。交通员邹清仁就是这个村子的，他的亲属都被民团杀光了，因此大家都叫他“清仁古”，最熟悉这一带情况，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来往同志引路，周恩来也是由他带领顺利进入福建永定陶坑交通站的。之后，周恩来等人经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达永定，再由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 2月22日到达汀州进入苏区。
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还给苏区输送了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和各种出版物，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作为红色交通线的主要创建者，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红色交通线上的英雄们。建国后，周恩来到广州，福建视察指导工作时，高度赞扬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革命群众为中央苏区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称他们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无名英雄”。
早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更加忙碌了，他和陈云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转移领导干部和撤离领导机关。直到同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他才决定去赣南中央苏区任职。
从上海到苏区，中央交通局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几乎都被敌人破坏了。想“回家”，周恩来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由他親手创立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中央红色交通线”又称“南方线”、“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途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长达数千里，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戒备森严，沿途城镇遍布特务，交通要道关卡林立。此行不单路途遥远，而且十分凶险。
启程
启程前，周恩来就和邓颖超一起在上海英租界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向他详细了解交通线沿途情况，共同研究护送和应对方法。之后，又布置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做好沿途接送的准备工作。1931年12月，正式启程。
送周恩来离沪的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交通工作的黄平，据他回忆：“他（周恩来）当时住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大概是烟纸杂货店，夜晚看不清楚）楼上。”
“我是晚上8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起身了。为避免引入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立即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小广东”即为交通员肖桂昌，广东中山县人，曾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同行的交通员还有黄华，广东大埔县人，路况熟，人又机灵。在他们的护送下，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周恩来平安抵达汕头。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那时的汕头水运交通十分方便，北上可抵上海、青岛等地，南下可经香港到东南亚一带，是个繁华的大商埠。1930年，党中央正是利用汕头华洋杂处、人来人往，易于化装上路的有利条件，在此开设了绝密交通站。当时，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通过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建立了中法西药房，作为中央交通局的直属中转站，专门负责高级干部过往的接待任务。为防万一，中央交通局1931年又派陈彭年到汕头，在海平路98号以华富电器材料行作掩护设立备用站。陈彭年是留法旅欧支部成员，又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外是电器行经理，对内是秘密交通站站长，见识广胆略大，到汕头后经常与上层人物拉关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顾顺章叛变后，因他知晓中法西药房的地址，正式启用华富电器行。
周恩来启程时，设在香港的华南交通总站给陈彭年发来通知，要他亲自按船期与约定的暗号到码头接“客人”。凭经验，要站长亲自出马的，一般都是党的重要干部，所以他早早就来到海关等候。轮船靠岸时，在人群蜂拥的出口，陈彭年与肖桂昌接上了关系。因为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当肖桂昌指着远处站着的“客人”时，陈彭年一眼就认出“客人”正是周恩来。他把“客人”领到华富电器行，详细向周恩来汇报了汕头交通站的情况和汕头的社情敌情，介绍以往多次接送过往干部的做法。
其实，周恩来对汕头的情况很熟悉，他曾在这个粤东重镇战斗过。1925年3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那时就来过汕头。同年11月，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并留在汕头出任东江各属行政专员，主持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市的政务。1927年9月，他还率“八一”南昌起义军挺进汕头，建立了红色政权。不过，尽管对这片土地格外亲切，但由于白色恐怖，周恩来也不敢在街头多呆一刻。
当晚，按照商人身份，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进当地最大的一间旅社“金陵旅社”。安顿停当后，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不露声色地观察四周。当他信步走到右边拐角时，发现墙上的玻璃镜框里镶嵌着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里面就有周恩来。这张照片无异于一张带肖像的“通缉令”，尽管6年过去了，但他特有的浓眉大眼和气宇轩昂的神情，还是不难辨认。大家都感到在这里住宿不够安全，陈彭年立即利用其在汕的特殊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棉安街的一间小旅店。这个旅店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的私产。
那时候，张瑞贵正加紧对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残酷镇压潮汕各地的革命志士。敌人对汕头控制也很严，车站码头严加盘查，市区不时清查户口，马路经常连夜宵禁。但唯独这间宾馆，不但警察、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密侦“查夜”也不来，是个相当安全地方。陈彭年就利用这把保护伞把周恩来安插在敌人眼皮底下住宿。有时，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一夜，有惊无险。
机智应对
第二天7时许，陈彭年陪同周恩来等人坐人力车到汕头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潮安。考虑到周恩来的装扮，买的是二等票，谁知上车后二等车厢人很少，这不成了故意引人注目吗？三人急忙转到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又多又杂，他们和老百姓挤在一起，周恩来取出报纸，低头阅看。谁知无巧不成书，来查票的人是认识周恩来的！原来，这名检票员曾是铁路工会的骨干，6年前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虽已时隔6年，周恩来依然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认出了他。此人现在是“红”还是“黑”，谁也不知道！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沿，扭头望向窗外。肖桂昌见状，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他，随手把车票交给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着隔邻的车厢，要他们三人到那边去。肖桂昌当面答应，见那人走后，就坐着不动。幸好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只有一个检票员，火车很快到了潮安。
接力护送
午饭后，他们上了下午2点开往大埔的小汽船，在船尾的小厢房关门休息。此时，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已经在做准备了。接到通知后，他估计是周恩来要来，马上派出交通员先到大埔打前站，并要求闽西后方派武装准备接送。可到了时间，竟然没接到人！
原来韩江冬季水浅，小汽船又是逆流顶风而上，周恩来他们迟到了。打前站的同志担心情况有变，就把化了装的便衣队拉到离城5里的地方埋伏瞭望，准备必要时武装接应，同时派人到城郊沙坝江边等候。幸好在大埔的狮子口接应上了。于是周恩来等人转乘交通站的木船逆汀江而上，中途在青溪上岸。青溪是大埔县的边陲，也是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大埔交通站就设在此。这里不单有党的组织，而且有秘密赤卫队，暗中保护过往人员。晚饭后，卢伟良率手枪队八九人，和肖桂昌、大埔埔北交通站负责人蔡雨青等星夜护送周恩来绕过民团力量较强的虎头沙（又名石下坝），前往10里外的多宝坑交通小站（邹日祥家）。休息半小时后，又趁夜翻山越岭，经洋门、党坪一带，抵达铁坑小站。他们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交通站派出可靠向导和驳壳枪队，护送他们过了伯公坳。山的另一边，就是福建。当地有一个村庄，被“剿共”的国民党保安队和民团烧得只剩断垣破壁。交通员邹清仁就是这个村子的，他的亲属都被民团杀光了，因此大家都叫他“清仁古”，最熟悉这一带情况，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来往同志引路，周恩来也是由他带领顺利进入福建永定陶坑交通站的。之后，周恩来等人经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达永定，再由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 2月22日到达汀州进入苏区。
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还给苏区输送了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和各种出版物，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作为红色交通线的主要创建者，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红色交通线上的英雄们。建国后，周恩来到广州，福建视察指导工作时，高度赞扬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革命群众为中央苏区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称他们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