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论著中包含大量当代读者所不熟悉的外国人名，如何把这些外国人物注释出来，帮助读者读懂李大钊的文章，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稍有不慎或“想当然”，就会造成误注，从而误导读者。《新版（李大钊全集）注释疏证》中对“鲍德荫”、“司铁特”、“古里天森”等外国人物的注释错误很典型的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要避免类似的错误，准确注释李大钊，就必须谨守规范，辨清史实，探析研究。
虽然是一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研究人员，我原先对吴伯超先生却所知不多。其缘由固然是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位在1943年后一直在国统区任国立音乐院院长，1949年初为考察该院迁台不幸遇海难去世的音乐家，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作为非革命音乐家极少被人提及；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之前的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根据课程主干建设重在音乐创作和思潮的需要，还多停留在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想的领域，对于相关的作曲家、理论家的
人类学家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民族甚或一个群体共享的、不同于他者的意义结构。共享的实在意义的全部组成,称之为文化。有很多方式把所有的身体异常划分成为种种疾病,不同文化中的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两种文化中的人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疾病。信念可以引起和战胜真正的肉体疾病,因为身体对信念和意义做出响应。社会学家的目标是理解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规范和价值观。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社会里医生权力的差异,权力是他们治愈疾病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的疾病和疾病名称的改变,并非仅仅基于研究上的改进。医生就像其他社会成员
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近期内仍难以改变。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是我国根据国情,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切入点。我国＂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在促进节能和低碳能源发展的技术和资金上需要比＂十一五＂有更大的投入,而且在调整产业结
每当我读到一本我国年轻一代音乐学者的新著时，我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近日当我读到曾遂今同志的手稿《音乐社会学导论》时，就正是这种心情。这是一部作者整整花费了十年心血的学术结晶。自从1986年在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上作者提交涉及音乐社会学问题的论文以来，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作者在音乐社会学这个学术领域里孜孜不倦地耕耘，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音乐社会学方面的著述，终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成了这部专著。
在音乐美学的学科发展中，中西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遗产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代音乐思想在整个音乐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各自地域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先秦音乐思想所达到的水平构成了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异常辉煌的时期，历史影响深远；而在西方，古代希腊在音乐思想领域所获得的成果则成为近代西方各种不同音乐美学学派的理论思想渊源。
我以非常欣喜的心情拜读了张帆君这部《专业音乐教育学导论》经计算机处理过的整洁、清晰的手稿。今天当这部著作能得以出版问世，终于呈现在读者们面前时，这确是令人感到异常欣慰的。这里，应作者的意愿在卷首写下几段话，也是为了表达对作者辛勤劳动所获得的学术成果的祝贺之情。
在一次艺术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审定会上，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吴钊先生晤面，他希望我为他不久即将出版的新著《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一书撰写一篇序言。我的学术背景不是中国音乐史，实无资格担当此事，但碍于友人之邀，只好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