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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借助耶稣“自愿”被钉十字架事件作为象征意象，从耶稣与以色列人的对立关系以及耶稣精神与肉体双重自我间的对立关系，呈现出先觉者启蒙庸众过程中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庸众残忍钉杀“人之子”的过程中，一个来自于人民之间但精神凌驾于现实之上，在悲悯与诅咒之中走向虚无的耶稣形象耸立起来。这背后是一个因一无所有而更加坚定启蒙道路的战斗者，在虚无之中启蒙精神走向永恒的过程。
关键词：《野草》；《复仇（其二）》；启蒙者 “人之子”
作者简介：张芊（1991-），女，满族，黑龙江省牡丹江人，青岛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前言：
1924年12月24日晚，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阵营解体和分化、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期间，恰逢鲁迅刚翻译完成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精神双重压力中《复仇（其二）》诞生。“复仇”可以说是鲁迅创作的重要表现内容，面对不被人民理解的命运，鲁迅彻底摆脱了对“人民”的盲目崇拜，有了鲁迅式的愤怒与复仇——“没有悲怆的叹惋，无用的眼泪，只有一腔悲愤化作抗争的烈焰”。启蒙庸众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战斗并倍感无望的过程，《复仇（其二）》反映了鲁迅对于民众复仇的决绝姿态，启蒙者对死亡不厌恶不恐惧，对于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有大欢喜”，即使死也不肯给敌人“一点惠而不费的欢心”，纵令一时看不清前途，也要作“绝望的反抗”。
一、复仇之源
耶稣“自以为”神之子，去钉十字架，耶稣的主动受难中带有一种自愿殉身的意味。受了神启的人之子因意识到以色列人乃至全体人类的罪恶本质决定救赎人类自愿殉身，耶稣寄寓着鲁迅的自我情怀，象征当下觉醒的以“受难”而赎罪的先觉者。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讥诮、辱骂与戏弄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心理：看客们根本不理解自身利益之所在，对于拯救自己的先觉者，反而在他赴难献身时要拿他受刑的痛苦“做娱乐”，处在这样一种窒息的包围之中，耶稣深感孤独绝望，身心沉酣于大痛楚之中。较之被钉杀的悲剧性遭际，于耶稣而言，目睹了同胞的麻木冷漠，更令其沉潜悲戚。对于这种文化心理，鲁迅在1919年的随感录中曾做过思考：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到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具有启蒙意识的先觉者不但要品味与群众隔膜所带来的孤独感和无聊感，更要成为拯救对象的牺牲品，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生存悖论：一方面救赎是他的职责，一方面受难是他的命运。耶稣的复仇最直接的表现是不喝没药调和的酒，对于麻木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同时“较永久的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耶稣的肉体虽被钉于十字架之上但其灵魂由于处于觉醒状态而表现出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姿态，可怜人在现在的不觉醒正是“我”永久悲悯他们之处，复仇来源于耶稣的怜悯之心。
二、复仇之姿
以色列人钉杀耶稣时，耶稣的心理活动，营造出了一种异在的精神空间，是焦虑和恐惧的藏身之地，是诱发大欢喜和大悲悯的根源，这也是启蒙希望用理性之光照亮的另类空间。“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头，痛楚也透到心髓中”，这种肉体上的痛感表现出了神之子的人性，这是觉醒者与庸众根本的同一之处。来自于民间的先觉者对于尽管与庸众处于尖锐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中，仍要拯救民众，但却为民众所害：投之以“牺牲”，报之以“杀戮”。但先觉者对于民众仍心存爱意，因为鲁迅深刻的意识到失去了最广泛的现实基础，少数先觉者的战斗和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先觉者个性的扩张是与广大社会阶层的真正解放不可分割的。由于精神上，启蒙态度的决绝，耶稣受到的神启即是启蒙思想的呼唤，此时人之子蒙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死亡和济世救人的神圣目标是相联系的，因而受刑更使他自觉其崇高，而从被钉杀的痛苦超越，将痛苦升华为复仇的大欢喜，精神的不在场靠着肉体的疼痛标记了自己的在场。值得一提的是“玩味”一词，鲁迅用了三次“玩味”， “玩味”表现出了自我的超脱之感，肉体即将走向毁灭然而精神则在痛苦的挣扎中趋向崇高，精神的观瞻带来了大欢喜和大悲悯，在生死存亡之际，耶稣将渺小的感情与必然死亡的命运给了和预支给了他的敌人，而将高高在上的诅咒的特权与他的敌人“求之不得”的永生归诸自己。这种心灵的“玩味”在两种视界的观照下充满了复调的意味。在耶稣看来，以色列人的行为愚昧而残暴，钉杀救赎他们的神之子其实就是在钉杀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的未来，这不禁萌生一层深深的悲哀。而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的行为顺天应地，同时在戏弄和钉杀神之子的过程中获得将残酷戏剧化所带来的欢喜的悸动。“玩味”既有自我观照下他人的可悲，又有自身的痛楚和这种痛楚在他人表现出的欢喜，它是在被动的大局面中构造的局部的主动，但却更加从容，更加博大，仿佛是神的普视众生，在忍受和承受当中观照人类的可悲与可恕，复仇里面包含了更高意义上的拯救。先觉者的受难一方面获得了精神上“神之子”的超脱，一方面在忍受肉体上“人之子”的痛苦中加强了他的现实性和世俗性。
三、永恒的复仇
“遍地都黑暗了”，耶稣高呼“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反问上帝对自己的离弃，但在最后多加了一个“！”意味着这不仅是耶稣对上帝的询问，也确证了神对耶稣的离弃，鲁迅悬隔了一位超绝的神，并将其转换为虚空。神性光辉的陨落象征着启蒙的现实性，也表明了鲁迅对现实的关注与对未来黄金世界的否定。遍体鳞伤的“人之子”显现了人性的膨胀，人们在钉杀人之子之时也是在钉杀他们自己，耶稣之死是“一个”人的受难，也是一个“人”的受难。耶稣神性的消失、人自身肉体的陨灭、先觉者精神的无处安放，使得遍地都黑暗了，十字架虚空了，信仰的被遮蔽、现实的不可挽救使一切陷入虚无之中，一无所有的虚无是黑暗本身。虚无正是启蒙者的精神走向，正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它使得启蒙走向永恒。遍地黑暗，世界陷入虚无的境地，被上帝离弃了的神之子最终显现出人性的本质，肉体虽在以色列人的钉杀中陨灭，但永久的人性却在无境的虚无中永生，当抛诸一切牵绊后，启蒙也就永恒的具有了韧性的战斗精神，一无所有也便无所惧，启蒙之路也便走得更坚定，正如求乞者一样，走向虚无也便走向永生。
结语：
《复仇（其二）》借助象征性意象——耶稣—鲁迅—先觉者，其自身来自于民间这一根本，引发启蒙者悲悯之心。先觉者观察到了人类的苦难，并报以强烈关注，同时深刻意识到只有在人类全部得救后才能达到自我救赎，否则只能受难。这种受难是双重的：以自己之受难将“众人”救赎、同时自己也才能获得拯救。诅咒来自于清醒的意识，觉醒带给鲁迅的是俯视众生的姿态以及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看客”的关注中被解构，虚无使得鲁迅战士的姿态更加坚毅。《复仇（其二）》中启蒙的精神走向是趋向永恒的。
参考文献：
[1]浙江鲁迅研究协会.鲁迅研究论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8—1983）[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4]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王富仁，赵卓.我看鲁迅：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J].鲁迅研究月刊，2005，06：46-61.
关键词：《野草》；《复仇（其二）》；启蒙者 “人之子”
作者简介：张芊（1991-），女，满族，黑龙江省牡丹江人，青岛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前言：
1924年12月24日晚，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阵营解体和分化、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期间，恰逢鲁迅刚翻译完成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精神双重压力中《复仇（其二）》诞生。“复仇”可以说是鲁迅创作的重要表现内容，面对不被人民理解的命运，鲁迅彻底摆脱了对“人民”的盲目崇拜，有了鲁迅式的愤怒与复仇——“没有悲怆的叹惋，无用的眼泪，只有一腔悲愤化作抗争的烈焰”。启蒙庸众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战斗并倍感无望的过程，《复仇（其二）》反映了鲁迅对于民众复仇的决绝姿态，启蒙者对死亡不厌恶不恐惧，对于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有大欢喜”，即使死也不肯给敌人“一点惠而不费的欢心”，纵令一时看不清前途，也要作“绝望的反抗”。
一、复仇之源
耶稣“自以为”神之子，去钉十字架，耶稣的主动受难中带有一种自愿殉身的意味。受了神启的人之子因意识到以色列人乃至全体人类的罪恶本质决定救赎人类自愿殉身，耶稣寄寓着鲁迅的自我情怀，象征当下觉醒的以“受难”而赎罪的先觉者。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讥诮、辱骂与戏弄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心理：看客们根本不理解自身利益之所在，对于拯救自己的先觉者，反而在他赴难献身时要拿他受刑的痛苦“做娱乐”，处在这样一种窒息的包围之中，耶稣深感孤独绝望，身心沉酣于大痛楚之中。较之被钉杀的悲剧性遭际，于耶稣而言，目睹了同胞的麻木冷漠，更令其沉潜悲戚。对于这种文化心理，鲁迅在1919年的随感录中曾做过思考：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到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具有启蒙意识的先觉者不但要品味与群众隔膜所带来的孤独感和无聊感，更要成为拯救对象的牺牲品，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生存悖论：一方面救赎是他的职责，一方面受难是他的命运。耶稣的复仇最直接的表现是不喝没药调和的酒，对于麻木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同时“较永久的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耶稣的肉体虽被钉于十字架之上但其灵魂由于处于觉醒状态而表现出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姿态，可怜人在现在的不觉醒正是“我”永久悲悯他们之处，复仇来源于耶稣的怜悯之心。
二、复仇之姿
以色列人钉杀耶稣时，耶稣的心理活动，营造出了一种异在的精神空间，是焦虑和恐惧的藏身之地，是诱发大欢喜和大悲悯的根源，这也是启蒙希望用理性之光照亮的另类空间。“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头，痛楚也透到心髓中”，这种肉体上的痛感表现出了神之子的人性，这是觉醒者与庸众根本的同一之处。来自于民间的先觉者对于尽管与庸众处于尖锐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中，仍要拯救民众，但却为民众所害：投之以“牺牲”，报之以“杀戮”。但先觉者对于民众仍心存爱意，因为鲁迅深刻的意识到失去了最广泛的现实基础，少数先觉者的战斗和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先觉者个性的扩张是与广大社会阶层的真正解放不可分割的。由于精神上，启蒙态度的决绝，耶稣受到的神启即是启蒙思想的呼唤，此时人之子蒙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死亡和济世救人的神圣目标是相联系的，因而受刑更使他自觉其崇高，而从被钉杀的痛苦超越，将痛苦升华为复仇的大欢喜，精神的不在场靠着肉体的疼痛标记了自己的在场。值得一提的是“玩味”一词，鲁迅用了三次“玩味”， “玩味”表现出了自我的超脱之感，肉体即将走向毁灭然而精神则在痛苦的挣扎中趋向崇高，精神的观瞻带来了大欢喜和大悲悯，在生死存亡之际，耶稣将渺小的感情与必然死亡的命运给了和预支给了他的敌人，而将高高在上的诅咒的特权与他的敌人“求之不得”的永生归诸自己。这种心灵的“玩味”在两种视界的观照下充满了复调的意味。在耶稣看来，以色列人的行为愚昧而残暴，钉杀救赎他们的神之子其实就是在钉杀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的未来，这不禁萌生一层深深的悲哀。而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的行为顺天应地，同时在戏弄和钉杀神之子的过程中获得将残酷戏剧化所带来的欢喜的悸动。“玩味”既有自我观照下他人的可悲，又有自身的痛楚和这种痛楚在他人表现出的欢喜，它是在被动的大局面中构造的局部的主动，但却更加从容，更加博大，仿佛是神的普视众生，在忍受和承受当中观照人类的可悲与可恕，复仇里面包含了更高意义上的拯救。先觉者的受难一方面获得了精神上“神之子”的超脱，一方面在忍受肉体上“人之子”的痛苦中加强了他的现实性和世俗性。
三、永恒的复仇
“遍地都黑暗了”，耶稣高呼“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反问上帝对自己的离弃，但在最后多加了一个“！”意味着这不仅是耶稣对上帝的询问，也确证了神对耶稣的离弃，鲁迅悬隔了一位超绝的神，并将其转换为虚空。神性光辉的陨落象征着启蒙的现实性，也表明了鲁迅对现实的关注与对未来黄金世界的否定。遍体鳞伤的“人之子”显现了人性的膨胀，人们在钉杀人之子之时也是在钉杀他们自己，耶稣之死是“一个”人的受难，也是一个“人”的受难。耶稣神性的消失、人自身肉体的陨灭、先觉者精神的无处安放，使得遍地都黑暗了，十字架虚空了，信仰的被遮蔽、现实的不可挽救使一切陷入虚无之中，一无所有的虚无是黑暗本身。虚无正是启蒙者的精神走向，正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它使得启蒙走向永恒。遍地黑暗，世界陷入虚无的境地，被上帝离弃了的神之子最终显现出人性的本质，肉体虽在以色列人的钉杀中陨灭，但永久的人性却在无境的虚无中永生，当抛诸一切牵绊后，启蒙也就永恒的具有了韧性的战斗精神，一无所有也便无所惧，启蒙之路也便走得更坚定，正如求乞者一样，走向虚无也便走向永生。
结语：
《复仇（其二）》借助象征性意象——耶稣—鲁迅—先觉者，其自身来自于民间这一根本，引发启蒙者悲悯之心。先觉者观察到了人类的苦难，并报以强烈关注，同时深刻意识到只有在人类全部得救后才能达到自我救赎，否则只能受难。这种受难是双重的：以自己之受难将“众人”救赎、同时自己也才能获得拯救。诅咒来自于清醒的意识，觉醒带给鲁迅的是俯视众生的姿态以及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看客”的关注中被解构，虚无使得鲁迅战士的姿态更加坚毅。《复仇（其二）》中启蒙的精神走向是趋向永恒的。
参考文献：
[1]浙江鲁迅研究协会.鲁迅研究论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8—1983）[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4]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王富仁，赵卓.我看鲁迅：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J].鲁迅研究月刊，2005，06：4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