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汉 口
　　家里最先醒来的人总是婆婆，其次是父亲、母亲，最后是我。这天也不例外。不过，这次我不是被他们揪着耳朵拉起来的，也不是被他们的吵骂惊醒的。在我看来，醒来即意味着争吵，或者换个角度，是争吵让一天开始。不是婆婆和母亲对嚷，就是父亲跟母亲对骂，有时婆婆跟父亲也骂，但这种情况的确较少。总之，我一醒来就会听到吵闹，可以是为了任何一件事情。有时是互相指责对方起得晚。婆婆拖板车收完街上的垃圾回来，如果母亲仍躺在床上就会被咒“懒得屙血”；有时是母亲埋怨父亲没有帮她把麻袋搬到板车上——她靠着堆在墙角的那七个蛇皮袋里的武侠和言情书籍维持这个家；有时根本没有原因。他们习惯了，所以我也习惯。我躺在他们的吼声里继续做梦，他们在吵闹中还不忘突然扯掉我的被子，喝令我立即起床。但今天我不是被吵醒的，我觉得是身体里有一根弦把我拨响了。
　　这次是为了带在路上的几个白水蛋。母亲煮是煮了，但她煮了三个，被婆婆狠狠地咒骂道：“蠢得冒烟！煮三个，哪个吃，哪个不吃？”矮小的媳妇一直不大敢跟她对骂，懦懦地辩解：“你们一人一个，我又不吃！”“我吃？你哪次看我吃过你的蛋！”她们争吵时，父亲耷拉着肩膀，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拨弄他的单波段收音机，迎春牌的，那个东西时好时坏，所以他成天拿把螺丝刀，拆开捣弄半天，有时能行，有时又不行。于是他总是这样撬来撬去，一直到收音机的各种零件和螺丝滚得到处都是，最后，总是只剩下一个壳，和一块主板。这个收音机大概也好不了了。我一边想一边端着搪瓷碗来到后门，对着火红的鸡冠花，边撒尿，边刷牙。院子里原来有一只大公鸡，现在它死了，被我们吃进了肚子。还有两只下蛋的母鸡，现在一只在院子里散步，一只被装进了一个布口袋——剩下一个乌突突的脑壳在外面转来转去，今天它将被我们带到汉口去。
　　那三个白水蛋最终谁也没吃，被包进一个小布袋，放到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那里面鼓鼓囊囊，塞满衣服、毛巾和袜子。“蛋放在那是最安全的。”婆婆忘记了不快，为自己的小聪明乐了起来。她是那种极易满足的女人。
　　她们执意送我们到长途车站，这似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路过生产街菜市场，母亲去早点摊上买了四个肉包子，我吃了一个，感觉肉有点腥。我告诉母亲时挨了她一顿好嚼：“哪里腥？你嘴巴腥！肉哪有不腥的！”她将剩余的包子也塞进包裹，拿一张试卷包着。
　　如果不是凭票进场，她们肯定跟我们到车上直到发动，可是长途车站兴检票了，她们被拦在外面，一脸沮丧。我却顿时轻松了不少，跟着肩挑背驮的父亲跨了进去，一个面无表情的登记员冷冰冰地瞟了一眼车票，扯下票根，像轰鸭子一样把我们吆上了车。
　　车上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乘客，但整个车厢似乎已经被塞满了。货架上，座位下，驾驶室，走道，甚至引擎盖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物品。这时我才理解婆婆说的，“东西实在带得太少了！好难得下一趟汉口，该带的都要带上”。可是又如她所说，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可带的。除了行李，那只母鸡，她翻遍了整个屋子，终于找到一小袋子炒米，那是前阵子九真乡下的亲戚用一辆二八自行车驮来的；还有就是在菜市场刚买的十五个锅盔。“谁让我们穷呐！不过，”她说，咂了一下干瘪的嘴唇，“你幺大最喜欢锅盔了！蒸肉的时候，垫一个锅盔，不晓得几好吃！”她喜欢什么就说“不晓得几好”！她总是说汉口几好几好，说得好像她去过一样。
　　这是我头一次出远门，也是我头一次单独跟父亲待在一起，还要挨得那么近。
　　不像我们那条街上任何一对父子，他从不问我“你成绩怎么不行啦”“晚上你想吃点什么”或是“这个暑假你想去哪”。从不。我相信他连我读几年级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屋里撞见了，总是漠然地擦身而过。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是说，以当时我的年纪很难考虑到这种问题。那是1985年，我刚满十岁。还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有多憎恶。只是惧怕，就像鼠与猫的关系，不是迫不得已，我尽量不跟他接触。
　　他是街上出名的酒鬼，从晚饭开始喝，可以一直喝到凌晨。有时他喝着喝着会突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酒话，问题是，我从来都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他哭哭啼啼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整条街都挪走，叫别人听不到他的号啕。可街道是挪不走的。我母亲就习以为常，她说：“他哭他的，你睡你的，当他不存在。”可是，他明明存在呀。他不光会哭，还会发酒疯，冲着所有人咆哮，砸碎所有的碗碟，以及一切能发出声响的东西。我家已没什么可扔的东西了，连大门上也有他踹过的破痕。我最怕他动手，因为挨打的总是母亲。偶尔，那种粗暴也会转移到我身上——有一回，我被他倒挂在床架上，用皮带抽了十几下。但那次他是清醒的，原因在我，我撒了谎被他捉到。
　　其实白天他并不是这样。他不是暴君，而是一个清秀、寡言的人。往往这时，邻居们蹲在门口笑话他昨夜是不是又发酒疯，别人戏耍时他也跟着笑，像个犯错的孩子。说起来我还从未见过他哈哈大笑。从来没有。
　　这时他已经病休在家了。婆婆说他之前在县里的第四机械厂烧锅炉，也就是站在锅炉前铲煤的工人，婆婆说他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一，铲不了煤了，就被调到纠察队去了。婆婆说到他的胃的时候还要拿手比画，“这么长”。我似乎真的看见那遗失的形象，就像一块完整的猪腰子。可是，无论哪份工作我都觉得跟他不符，对不上号。他太清秀了，又太腼腆了，他怎么可能铲煤和抓贼呢？总之，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更符合他。
　　相比而言，我偏向于白天的他。但总归来说，不管是白天的还是晚上的他，我都尽量避免跟他接触。当然，能够让我们接触的时候并不多。
　　但这次不可能了，我得紧紧地挨着他，而且还要跟他待上更久，从上午九点半开始，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并排坐在从县城驶往汉口的长途班车上。
　　不过，对于汉口的向往，远大于跟他坐在一起的不适。
　　我们一直在车上等到上午十点一刻，那辆深红色的长途汽车才终于在乘客的抗议声里发动了引擎，整个车身瑟瑟抖动，像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哮喘病人。一些不耐烦的乘客兴奋起来，车厢里说话的声音也跟着提高了，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的声音就会被那股巨大的噪声所淹没。 　　我跟父亲坐在第八排，正对着紧闭的车门，下面是那个低吼的发动机，这个巨大的震动器让我的肛门一阵酸麻，这是一种既尴尬又奇怪的体验。
　　那排座位上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这是个三人座，还有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在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这样我可以一直盯着外面——尽管那里什么也没有，这一路上，所有的房子，屋顶，河塘，牛，鸭，鸡，甚至人，都是一个样的，但我必须紧紧盯着它们，我必须让自己显得对它们更感兴趣，这样我就能减少跟他说话的机会。
　　他边上是一个戴帽子的人，四方脸，他说自己是搞销售的，他很能吹，就连像我父亲那样的木讷的人，他都能找点话说。他太能说了。
　　比这更让人惊奇的是，父亲居然也能搭上几句话。比如那个人问他去汉口做什么的时候，他甚至回答说，去找自己的妹妹什么的。
　　当然更多时候他只是全力在应承，他跟不上那个人的思路，只能用哦、嗯、嗬之类的词来应对直到那个能说会道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
　　我发现此刻坐在我边上的父亲才是正常的，因为他不像在家里那样，尽管他也不大适应跟陌生人交流，毕竟他看起来与世界上其他父亲、男人都没甚区别，甚至还有一些假模假式的神态。
　　还是春天那阵，幺大（姑姑）从汉口来信，是喜讯。说自己的老娘也就是我婆婆一辈子都没出过一回县城，现在她好难得分到了一个房子，小是小，但总归是个人的，还在江岸区的永清街，盼老娘到她那里去住几天，享几天福。
　　“我哪里享得起那个福哦！”婆婆听父亲念完，从小凳子上起身，“那么死鬼远，汽车颠一天，只怕我的肠子肚子都要呕出来！茂堂你带进伢儿去。哎哟，腰疼，生炉子去了！”
　　她可能觉得让父亲带我下一趟汉口，是对小学毕业的我这个暑假最完美的安排。因为她总是耿耿于怀前两次去幺大家我毫无记忆，一次是在母亲肚子里，一次是两岁半。要知道，能拥有一个在汉口的亲戚是很金贵的，还是直系亲属，就更金贵了。这是我们一家唯一拥有的一种可依靠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对我来说，则是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可以向别人吹嘘的事情。
　　我对汉口的好感是难以形容的。每次幺大从汉口回来（当然她极少回来），就是我最欢喜的时候，因为她多少会带回一些礼物：苏打饼干，大白兔奶糖，麦乳精，龙卷酥，水果，或者是一些熟食，比如一块卤牛肉之类。都是我没见过，或是没吃过的稀罕玩意。
　　从她嘴里，我知道汉口还有更多诱人的事物，比如解放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六渡桥的无轨电车，蜿蜒而过的长江，还有黄鹤楼下的长江大桥……我甚至无法想象那些石头是如何跨越一条宽阔的江面的，但我知道那条桥应该很壮丽，那条江则可以淹死掉我所有在小学里拥有的形容词。
　　我喜欢汉口。跟现在相反，那时我就喜欢大得无边无际的东西。
　　何况，我最好的朋友童伟也在汉口，那几乎是我唯一的朋友。
　　这条街上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从来不和我耍。当然，除非他们需要一个猎物，可以戏耍的一个多余的人。嗯，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人。跟他们耍我占不到一点儿便宜，我知道，但是我仍然远远地看着他们，直到他们其中一个喊到我的名字。
　　童伟是唯一没有欺辱我的人，他总是维护我。他甚至还送给我一个他父亲自制的乒乓球木拍。我是这么信赖他，我喜欢有他在的时候。从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我感受到别处没有的那种温柔，还有安全。他像我的哥哥，尽管他只比我大半岁。可是，这唯一对我好的朋友三年前突然搬走，听说，他去了汉口。他走后，我常常黄昏时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个紧闭的房子。他再也没回到这里。
　　车出县界后，父亲第一次开口跟我讲话了，虽然简短，但声音很低，很温柔，而且难得地带着征询的意思，一点不像我熟悉的他说话的样子。“吃点东西？”他拿出那三个肉包子，面皮上是试卷上的墨迹。我摇摇头，上车前吃了一个，现在我嘴里还是腥的，闻到味道就反胃。于是他从包裹里拿出一个白水鸡蛋，剥掉蛋壳后递给我，自己则解决那些冷包子。我拿着鸡蛋，没有一点胃口。我注意到，他一边咀嚼着，一边将另一只手垂下，将蛋壳撒在座位下。不知为什么，这个微小的动作让我有一点羞耻。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把眼睛侧向窗外。
　　过了十分钟，他才发现我并没有吃。所以他跟我说了今天的第二句话：“怎么还不吃？”但是语气里并没往常的凌厉和叱责的意味。
　　我艰难地吞咽着寡淡的白蛋，注视着窗外。一旦房屋开始密集起来，我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经过下一个市镇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新鲜感，车外的人，摊点，门店，徐徐从你眼前划过。美妙的时刻。你会觉得这儿的什么都跟你所在的县城不那么一样。那些地名更是吸引你的注意。田二河——是有两条河？城隍庙，街边还真有一座庙，庙门上是描金的罗汉。
　　这时，车厢里的声音渐渐小了许多，对于邻座的搭讪，父亲显然捉襟见肘，那位推销员看到自己的话题总得不到恰当的回应，果断地闭嘴，假寐起来。
　　再有一会儿，车厢完全安静了，只有一些鼾声埋伏在四处，就像漂浮在隆隆的河流里，时高，时低。经过一段冗长的约四小时的颠簸，一度陷入昏沉和酣睡的乘客们再度骚动起来。就像他们体内有一个准确的闹钟——“要进城了。”一些人很老练地说，一些人在对自己表上的时间，还有一些性急的人已经开始翻点自己的行李了。汽车带着刹拐了个弯，我看到一块“卓刀泉”的路牌。我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县城里没有这样奇怪的地名。
　　一路上我没怎么说话，但也睡不着，那些隐隐的兴奋并未消失，它们随着车窗外的树林一路小跑，事实上，我感觉奔驰的是林木而我是静止的。
　　直到客车抵近汉口郊区，我的口腔里还是那个鸡蛋的味道，它似乎是揳在我的嗓子里，上下不得，让我有一点难受，我的嗅觉和胃是饱的，尽管我的身体是饿的。
　　好在，我们已经到了。马上就有很多的好东西可吃了。
　　我是这样以为的。
　　汽车终于上了进城的大道。
　　其间车子在308省道路口停了一会儿，有两个乘客从这里下车转道武昌。现在，从车外我能看到的事物有很多，很丰富，街市，车辆，行人，延绵的门店，那是一种宏大的让我突然觉得振奋的场景，我第一次见到街道的内容竟然有这么的丰富。 　　又走了二十分钟，车上的女售票员开始嚷嚷：“水厂！水厂！要下车的提前准备！”
　　我开始变得紧张，我问父亲：“是这儿吗？”
　　“不是。”他把头探出去，一边倾听售票员的吼声，一边盯着车窗外。我发现，他比我还紧张，可是他来过汉口的啊。
　　水厂是一个大站，客车在这里暂停好些时间，太多的货物要在这里卸下。几分钟，又开始向前行驶。此时的车厢轻松了不少，车座、车厢甚至车顶都是空荡荡的。
　　几分钟后，售票员又报了一个站名，我没听清楚，但是父亲紧张不安的表情——却被我看到了，我一直紧张地看着他。我着急于他为什么不问问售票员。事实上在售票员叫嚷时我小声说过：“你问问她？”他“嗯”了一声。
　　“不是这站。”他收回投向窗外的视线，如释重负。我也看见了外面街道上的地名：唐家墩。在幺大写的那封信上，曾指示我们应该在哪一站下，但显然，我记得她所写的不是“唐家墩”。
　　从这一刻起，父亲一直焦灼地注视着窗外，似乎在尽力搜索着可能的讯息。又有四个乘客在这里下了车，我也怀着那种焦虑——眺望他们离开，混入浩浩荡荡的人群，瞬间就再也找不见，被这座城市所吞没。
　　我很想提醒说，“我们在哪站下？”或者是，“你去问问售票员吧！”但我没说，这点我太像他了。
　　这也是头一次我发现他其实并没想象中那么粗暴，相反，他甚至不敢上前去问询那个胖胖的女售票员，“要到我们要下的那个站啦”？
　　车子陡然摇晃了几下，继续往前行驶，他呆呆地盯着窗外，看他迷惘的神情，我知道他其实一无所获。
　　我的腿因为紧张而有些麻痹，我将它们卸下来，搁在车道上。我满心焦急却不敢说什么，父亲把我感染了。我盯着那个售票员，她在跟驾驶员说些什么好笑的事，咧着嘴哈哈大笑。
　　下一站，她报的名字，不是幺大写的那个。
　　下下个站，也不是。
　　父亲终于忍不住了，当汽车再度停靠路边，他犹豫了几秒，突然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带着我尾随几位乘客下车了，他是被一种绝望的压迫感驱赶下去的。
　　可我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下车，至少不是这一站。只是我也没说。其实我很想上去，对那个胖女人说：“麻烦您，我们要到永清街，应该在哪一站下车？”这句话我在心里至少默念了二十多遍，还是没勇气说出来。我想他应该也是。
　　黄昏时，我们像游魂一样在人行道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沿着宽阔的解放大道往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走。他在前，我在后，他走得很快，我必须用尽力气才能跟上他的步子。
　　自我们下车后，他一直没问过路，一次也没有。
　　他背着两个蛇皮袋，里面是一只六斤重的母鸡，一袋炒米，十五个锅盔；另一个则是我们的换洗衣服，以及两套厚厚的书，金庸的《鹿鼎记》和《天龙八部》，是从母亲的租书摊上拿的。我也提着两个布袋，我甚至忘了里面装的是什么，也许有一块旧毛巾（我们家从来没新毛巾），但绝对没有牙刷（这不可能），不重，只是两个袋子分量并不均衡，我必须要经常换手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总走得那么急的话，在汉口走几个小时也不会很累，这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街两边都是店铺，四面都是五层左右的楼房，远处还有更高的，数了数，吓一跳，妈呀十几层！街边的房子大多涂成深红色，墙壁上有很多广告，甚至镶了霓虹灯。
　　走着走着，父亲会停驻在某个巷口，想一想，看是不是记忆中的那样，然后拐进去。这些里巷就像一个个迷宫一样，但是最终这些巷口都到不了那个我毫无印象的永清街。他会失望地从另一个巷口走出来。我知道他认错路了。
　　但我隐约知道那个永清街也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穿过了近十个里巷，每个里巷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那里居住的人都是大同小异的，门口搁着竹凳，上面摆着同样的红金龙香烟，或者同样的黄鹤楼酒瓶，深褐色的竹床随意地竖立在楼道，靠着被油烟熏得发黑的墙壁。在巷子里，我看到的那些中年妇女都是相似的，踏着拖鞋，穿着宽大的白色或花点的连体袍子走来走去，白色的肉体肆意地从胸口、袖口和裙底流淌出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睡衣。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盒子一样整齐的单元楼房里飘出来的油烟味，很香，香得让我的胃一阵痉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分辨出那是酱油的味道。可是我们家的酱油为什么从来没这么香呢？
　　我们经过了无数的行人和住户，每到一间打开的门，我忍不住向里面张望一眼，兴许童伟就住在这里呢。
　　自始至终，父亲没有询问过任何一个人，经过每一个路口，每一个治安亭，每一个戴袖章的人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我听到从暗处飘来新闻联播的旋律。
　　现在，这个城市就像被上帝拨动了开关，我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奇幻的灯火世界，天穹是黑漆漆一片，但我四周都是灯光，不均衡的灯光，照耀着眼前的一切，包括阴影。那些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次第燃放——再没有比这更叫人激动的时刻了，我甚至已经忘记自己在一个大城市里迷失了。
　　我们已经在晦暗中走了很久，父亲没有表，他的一块梅花表早就被拆得只剩下表盘了。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无所谓的东西。
　　新闻联播已经结束了很久很久，路上的街市慢慢阖寂，路人越来越少，我们走的这条街上，霓虹也隐没了，只剩下枯燥的路灯。就在绝望的时刻，我们眼前出现了一道长长的铁栏杆，里面有亮光，可以看到草坪和高大的树木，还有影影绰绰的建筑。不知为什么，我隐隐觉得应该要到了，就我们的路程和花去的时间而言，走到北京似乎也应该快了。
　　“累不累？”
　　他突然问我。说话时很柔和，好像那神奇的路灯使他变得跟以往不一样了。
　　我摇摇头。
　　“饿不饿？”他继续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但我的肚子已经回应道：“咕咕咕。”
　　他笑了，这很奇怪。
　　“再过刻把钟我们就到了。” 　　他说这句话时，有着非比寻常的笃定。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我饿得已经不行了，走了至少五个小时，路过了各种各样的小吃铺子，饭馆，面馆。我们路过了热干面的芝麻味，牛杂面的香气，焦黄的欢喜坨，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锅贴。他从不曾向它们瞟上一眼。他不吃任何东西，于是也不问我是不是需要吃什么东西。他就这样走着，没有目的地走着，而且走得那么快，仿佛我们来到汉口就是为了走上这几个小时，为了这个盲目的路途。
　　几分钟后，他回头，声音里有一丝兴奋：“你看，到了！”
　　我朝他指向的街对面看去，就在铁栅栏的尽头，高高的石头门楣上，篆刻着几个大字：“解放公园”。
　　幺大家在离解放公园不远的永清街，这是我们全家都知道的名词。
　　可我们还是又走一个多小时的弯路才找到那条永清街。甚至不是找到了永清街，而是找到了那栋这条街上最有名的坐标——八路军办事处遗址。
　　过了三十年，幺大还记得那晚。
　　她说那天上了一整个白班，半夜睡得正香，做梦梦见有人敲门，“敲得那么鬼轻，我还真以为是做梦呢”！
　　“哪想得到嘛，”她轻轻叹气，说话时仍然是一多半汉腔，一点点土话，“你爸爸，就是不喜欢说话。”然后愤慨起来，“从来就不晓得问个路！一个苕！”
　　前不久，她也不提前招呼，突然从天而降。本来，她那个打鼓队要去贵州参加一个婚礼，可是她执意要邀请伙伴们“顺路”来重庆逛逛，“看看”她那神奇的侄子，从她娘家那个穷窝居然还钻出来一个混得不错的人物呢。于是，十几号人呼啦啦就来了，一点不客气，满满当当地占领了我的房子，三个房间四个空调全开起，阳台上，卫生间，卧室，客厅，到处挂着湿嗒嗒的换洗内衣。退休让她变了一个人。这老太婆宁可满世界穷游，也不愿安静在家待着。
　　晚饭后，离开闹哄哄的家，我带着她去小区散步，在浓烈的黄桷兰香味里，我们很自然地提到了父亲，然后就说到了那次下汉口的事情。她居然还记得清清楚楚。但对我来说，在汉口的这份记忆完全消逝了，在那里待的我曾经那么期待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样食物，都不记得了。我偏偏记得这趟路途，它如此深刻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直到父亲去世，我们再也没有这么单独而紧密地走在一起。可是尽管有过那段独处的时刻，也并未对我们恶劣的对立关系有任何促进。
　　从汉口回来不久，我第一次敢于跟父亲对抗了。那是初一下学期，夜自习归来，我看见他又喝醉了，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眼睛鼓起，逮着一个无辜的过路人骂骂咧咧，手指头在黑暗的光影里划来划去。我扔下书包，横在他面前，恶狠狠地盯着他。他用同样凛冽的目光瞪着我。我们瞪了一会儿，他咆哮着，劣质高粱酒的味道全部喷溅到我脸上，“瞪着我干吗？你还想打人？！”我说你回屋去。“你还活得不耐烦了！给我滚！”我昂着头，“回屋去！”他的手指探出来，点着我的额头，犹如某种粗重的打桩机。“老子打死你个小鸡巴！”“你再不回屋我就动手了。”我拼命克制自己但身体在瑟瑟发抖。他讶异了几秒，手指头又点过来，看样子接下来就是给我一个耳光。婆婆突然在旁边说：“就打你！伢儿，捶他！捶他狗日的！”于是，我的拳头就迸了出去——那天，我们的纠斗以他流血而结束。我跑进厨房拿了一柄火钳刺伤他的手掌，血滴得到处都是。他感觉不到疼痛，但紫色的血让他的酒醒了。那年我才十一岁，已经长得像个大人了。
　　我们这一生都在对抗，直到他死去前四年才稍微缓和起来，那时，一场重症冠心病让他的脂肪不翼而飞，体重骤降到六十斤。他是陡然衰败的。
　　七年前，我从老家过完春节，返回重庆还不到一周，他就过世了，死在六十二岁。他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离去的，对我们这些生者而言——在医院，他脆弱的血管由于承受不了这个寒冷的凛冬陡然爆裂，身下的被褥被血浸透，在血泊中他清醒地躺了整整一晚，然后他说要回家。翌日早晨他被送往家里，随后血尽而死，但一直不闭上眼睛。母亲说他是想等我回来。我的不幸在于目睹了这一段视频，堂弟用手机拍摄的，他在血泊中安静地蜷曲着，眼睛睁开，不知在想什么。这段视频，时间是三分五十七秒。我握着手机，浑身战栗。自那时起，我便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他是谁？他为什么要折磨家人，也折磨自己？
　　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天天酗酒？母亲鼓着眼睛说：“那还为什么？他就是一个神经病，酒鬼，街上哪个不晓得！”
　　“他脑壳哪里有问题？有问题那他喝酒了怎么不骂你婆婆？一次都没有！他是孝顺伢儿，他心里苦啊，你晓得为什么一直到十岁都让你跟着一起睡吗？”幺大的说法是，“你爸爸一直喜欢一个女的，他不喜欢你妈妈，自从生下你，他就再也没跟你妈妈同过床。”
　　可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早已死去。
　　但我一直记得那次路途。我们一块儿去汉口，他带着我在那个城市迷失了几个小时，那是我见过的他为数不多的清醒的时刻。
　　拣 时 光
　　在我们那条街上，称得上人物的不少。比如夏显福，粮校副校长。比如刘黑皮，是葡萄牙归国华侨。比如坐了十年牢的尚登，县里第一个注册的个体户。包括我们城关的镇长也住在这条街上。对这些人，街坊都很尊重，但多多少少是尊重他们的身份。只有老茧，我们尊重的是他这个人，他没有身份。当然，也许他可以被归为老师这一类。
　　每个周六，是老茧授课的时间。通常是下午两点半至黄昏。我们如果要去旁观的话，就得磨皮擦痒地等他从悠长的午睡醒来。后来我们变聪明了，提前去给他打下手，帮着给炉子上煤，打水，把那尊练功的木头人扛到院坝里，再小心翼翼地捧出那套天青色的盖碗茶具。当老茧披着绸缎短打从卧室出来，沿着墙根的鸡冠花撒上一泡尿，就意味着——马上要开课啦。
　　不过，老茧这个老师只教一样东西，就是怎么合理地将陌生人身上的东西夹出来，安全地放进自己口袋。
　　老茧是扒手。
　　但没人这么称呼过他，至少这条街上没有。街坊一般叫他“老茧”。如果叫他“茧师傅”，那指定是有事要找上他了。我们这些孩子还有那些青皮晃晃，则称他为“魔术师”。因为他那混账的手指就像具有某种神力一样，瞬间就能把你身上的东西变到他手上来，他有这个本事。当然，有关他的一切，几乎都是传说。而传说中的很多部分，都是从海棠麻子嘴缝里漏出来的。 　　海棠麻子常常高举大拇指：“在城关，老茧是这一行里的这个！”
　　我们为这条街上拥有这样的人物感到骄傲。
　　城关派出所的王大毛，有一次喝醉了说：“狗日的老茧，你的手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我常常偷看老茧的手指，细长，柔软，白皙得近似于透明。这条街上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的手指比他的秀气。
　　王大毛经常来我们街上活动，多半不是为了什么公务，而是找老茧喝酒的。一个是扒手，一个是警察，称兄道弟，不醉不归，也只有老茧这样的人物才配拥有这样的友谊。
　　关于王大毛和老茧，有一个故事。
　　王大毛刚从乡镇调到城关派出所，就找上门来，盯着老茧：“都说你喜欢明着扒？”
　　“有时是。”老茧回答得很谨慎。
　　王大毛鄙夷地瞧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最好笑的笑话：“来吧，看看我身上有什么可拿的。”
　　老茧推托了一会儿，王大毛当然不干，谁都瞧出来了，他是带了宝塔来镇河妖的。后来老茧表示，自己可以玩一个小把戏来补偿。
　　他让王大毛将手铐放在一张纸上，然后请他用自己的圆珠笔描一下手铐的轮廓。这时海棠他们一些人也渐渐聚集在周围。王大毛不知他要干吗，但还是把腰间的手铐取下来，从上衣口袋上取出笔，可是，他准备描的时候愣住了，“妈的！” 这时老茧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东西：是他的笔芯。
　　我是如此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不仅仅只是故事。
　　一到周六，我们都抢着去听老茧讲课。
　　他讲课比我任何一个老师都要生动。再说，他教的东西，的确比我在教室里学的那些要有趣多了。他还编撰了一套三字诀：“心要稳，眼要冷，手要勤，脚不停……”应该说，他教课是很有趣的。
　　老茧并不特别反感我们旁听，除非你多嘴多舌。那样他不喜欢。不过他的徒弟不怎么固定，有时是四个，有时是三个，总之是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就是他儿子，小茧子。
　　就连花鼓剧团旁边说书的瞎子九爹都瞧出来了：“老茧对儿子是有想法的。”
　　“他要是把儿子教出来了，咱们这条街上又可安生十几年。”我婆婆这样说。
　　胜利二路夹在城关中央，像个丰满的核桃，四周都是繁茂市井，但据说街坊们多年没人丢过钱包。
　　“你哪怕是被掏走了，第二天——至多不过三天，那个钱包也会乖乖地回来，就像长了眼，还生着腿一样。老茧就是包长，全城关的钱包都归他管！”海棠麻子说完后往往要再加上一句，“除非汉正街也生蚊子！”
　　这也是街坊经常在乘凉时讨论的一个话题。据说省城的汉正街上，一只蚊子都没有，但从来没人说得出原因。只能说这世上出奇的事儿太多了。
　　可是要让儿子也像老茧那样能干，显然是蛮困难的。
　　谢红旗嘟哝着：“这小狗日的明显没那个上进心嘛！”
　　他发牢骚是可以理解的。两年前他鼓捣着要拜老茧为师，被老茧拒绝了。
　　“我这门手艺，从来都是师傅找徒弟，绝对没有徒弟找师傅的。几百年都是这样。”老茧一脸和气，“再说，你老头儿还是土华侨呢，你犯不上。”
　　但他对苟三说的可就直接多了，“不是我不教你，而是我教不出来呀，你太钝了，”他抚摩着黑皮的短粗的指关节，“先决条件不够。”又摇摇头，“不够！”
　　无论如何，他不收这条街上的娃儿做徒弟，除了小茧子，那是他自个的儿子，谁也没话可说。当然，即便只是看看他教儿子也是很喜剧的一件事。每当小茧子夹不起肥皂，我们就都很幸灾乐祸，一阵哄笑。
　　其实这活儿我们也练过。接一盆水，把母亲的肥皂剪成一片一片的扔在里面，龇着牙往水里夹。新鲜劲很快就过了，这种游戏压根就不好玩。
　　老茧对自己的职业有个好玩的说法，“拣时光”。街坊们挺喜欢这个词，谁撞见他出门都会搭个白：“老茧，出去拣时光呀？”要不就是：“老茧，今天的时光怎么样呀？”
　　“嗯呐！托您的福。”答话时，老茧会收住脚，上身稍倾，这是一种很礼貌的姿态。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讲究的人物。
　　我对这个说法很好奇。几次我差点问老茧：“为什么要叫拣时光呀？”
　　可是我从没问过。
　　对于我们来说，老茧是一个谜。包括他的手艺何来，也是。
　　有人说，老茧小时候遇见一个老乞丐，给他端了一碗热饭，那个老乞丐是个深藏不露的神人，念他这个好，就把这门神奇的手艺传给他了。
　　这个说法很流行。
　　据说有人问老茧这事儿是不是真的，老茧说，你说真就是真，说假，就假。
　　哎，这算什么，跟瞎子九爹一样，云遮雾罩，“父在母先亡”——你随便在哪加个逗号，意思就全变了。
　　海棠总是知道得更多。他说，老茧九岁时走丢了，被一帮乞丐捡到，学了几手三脚猫功夫。几年后老茧因扒窃被抓，在牢里遇见一个高人，从此习得了绝世奇艺。
　　这个说法隐隐具有某种权威性。因为海棠算是街上跟老茧走得最近的人。有段时间，他跟着师傅学开货车，经常帮老茧寄信，跟车走到哪个城市，就顺便帮老茧把一些驾照、工作证那些东西，找个邮局寄走。
　　“日了狗哟，”我们哗然，“整这么麻烦干吗？”
　　“这你们就不会懂了噻。”海棠很神秘。
　　其实我猜海棠也未必就一定比我们更清楚。
　　“我跟你们一般大那会儿……”海棠说起老茧，总是这样起头，然后，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老茧的形象出现在起伏不定的话语里。
　　“我是亲眼见过的，”海棠手臂一挥，“那年，他们扒协搞的比武大赛，外地扒手来了几十个，先是文比，什么是文比？对对，苟三说对了！就是比指力、比眼力。老茧一上场就把他们全镇住了，噢嚯！一块石子儿，两个指头这么一捻，石头就粉了！”
　　“紧接着就是盗铃。”海棠说，“盗铃你们知道噻？就是木头人上挂铃铛，然后取钱。有个扒手真厉害呀，过了十三个铃铛！十三个呀！可是……你猜老茧试到几个铃铛？” 　　“五十个？”我赶大了说。
　　海棠白了我一眼：“屁！你们没听过瞎子九爹讲过吗？当年侠飞也才到四十八个，五十个？做梦吧。”他接着说，“老茧干得漂亮，三十三个！第一！”
　　“那么武比呢？”虽然这故事我们听了十七八遍，但每回讲起，就觉得热血沸腾，巴望这故事更长一些，最好永远不要结束。
　　“什么武比？行话叫路考！”海棠不满地说，“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总记不住。”
　　其实大家都记得，是故意讨好他呢。关于那次路考我听了至少二十三遍啦。几十个扒手分成几组，分别上了几辆车，老茧这一队当然拿了头名。至于具体细节，海棠从来不说，我想因为这是他也没有见识过。但每回海棠说起这件往事，就像是他自己赢得冠军一样。
　　老茧有时像一位哲学家，说话蛮绕。
　　比如他谈到自己两次入狱的经历，“人不可能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听起来很玄，其实意思就是不会再进去第三回。
　　比如老茧教训儿子：“正确的习惯是人生的最大指导。记着，这是修罗说的。”
　　修罗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苟三说是一个诗人，海棠说是一个和尚，印度的。后来读了高中我才发现，这话应该是休谟说的。
　　训练徒弟的手法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记住了，你们眼前没有物体，只有运动。”我敢肯定，这也是某位思想家的结晶。
　　某天，儿子抱怨说：“我又不是天才！”老茧说：“什么天才，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再加上三个俯卧撑。”
　　再后来，我在一本小书上看到，这大概是篡改了爱迪生的话。
　　实际上，据我所知，老茧连小学都没读完。当然，据海棠讲，老茧的知识是坐牢时得来的。这个说法容易让人信服。看来我们想要提高成绩，最好的方式不是去上学，而是去坐几年牢。何况老茧坐了两回呢！他比其他人学问高，这几乎就是毋庸置疑的。
　　但仅有一件事，就这件事，足够抵消我们对老茧全部的崇拜：他是个耙耳朵，他怕老婆怕得要命！
　　有一次，老茧教儿子做一个动作（当然是指导这个，他从不管儿子的家庭作业），死活都不得要领，他就很焦躁，吼道：“蠢得像谭木匠家的磨盘。”一把将儿子倒提起来，一个迎风飘忽的瘦弱的幽灵挂在老槐枝丫上，飘来荡去，鼻涕眼泪掉一地。
　　恰好他老婆看见了，“哇”地扔下菜篮子冲过来，两个爪子像电扇一样，挥舞个不停。老茧瘦削的身影左躲右闪，就是不还手。被她逼到阴沟边，一失足，跌倒在黑黢黢臭烘烘的淤泥里啦！
　　就这样他老婆还不肯罢休，气咻咻地说：“打儿子算什么能耐！狗东西，你是有病？”
　　“是啊，我病了。”老茧从阴沟里爬起来，浑身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气息，伸出手说，“你该挽救我嘛。”
　　大伙儿一阵哄笑。
　　但这一件难堪的事实是明摆在我们面前的。老茧虽然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那个庸俗的女人面前，竟然如同绵羊。这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
　　海棠哀叹：“摊上这种女人是老茧的不幸！”
　　我默默想，老茧应该把她像钱包一样放到别人口袋里去。
　　儿子上五年级时，老茧无事可干了。
　　因为儿子每天的作业都足够花两天来写，没有闲时间再学他的手艺活了。所以我们总是看见他坐在后门，伤感地凝视自己的手指。
　　海棠远远地盯着他：“老茧是心痒痒了。”
　　“老茧为什么不出门呀？”我说。
　　“懂个屁！”海棠白了我一眼，斜着身子，从栏杆上跳下。
　　说起来，是有一段日子了，我们很少听到老茧去拣时光了。
　　“怎么搞的？”我追问道。
　　“唉，现在风气太败坏了。”海棠也是面色凝重，“老茧平生最瞧不起的就是硬扒，但这样的扒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不讲江湖规矩。那哪是偷？是抢！”
　　“什么天窗、地道、平台、二夹皮这些暗语都没几个扒手会说了，”他愤愤然，“现在很多妇女也是的，好好的衣裳不穿，都穿的什么鬼打架嘛！”
　　毫无疑问，老茧最讲究的就是技术性，以前在训练儿子时，他总皱鼻子：“外衣口袋——不碰，那是白给。”
　　“白给为什么不要？”儿子反问。
　　“记住了，如果你是匠人，”老茧说，“就得有匠人的操守。”他说这话时眼睛有点发狠。
　　老实说，我们都不能理解。但海棠自有一番见解。“老茧追求的就是这个。”他伸出一只拇指，“艺术，你知道啵，任何东西，你只要玩成精了，就是艺术。”
　　他慎重表态：“他是艺术家。”
　　什么是艺术我不懂，但老茧的确评价过自己的手艺。
　　比如他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犯罪，但都不值得去犯，只有我们这一行，是最浪漫的。”说得好像他跟手指谈恋爱一样。
　　他也常常情绪低落，因为觉得自己这门行业也许很多年后就没有了。有一次他说：“兴许，以后我们这些手艺人，不用再上街，上台表演也是可以的。”
　　上台表演歌舞，诗歌朗诵，包括魔术我都是见过的，但扒窃怎么表演呢？我想了很久，还是茫然而无答案。
　　我是这么崇敬老茧，我喜欢上课时他的那种认真的神情，还有那些似懂非懂的词儿，跟我所认识的老师完全不同，他讲课让人迷醉。我甚至相信他是一位诗人，因为只有诗人才会那样说话：“扒不仅仅是完成动作和目标，一个好的手艺人应该能够左右目标的情绪、感觉，甚至思想。”
　　“一个好的手艺人光凭手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气功、肢体，”老茧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还有思考，要多读书。”
　　如果老茧是我的老师该有多好？我想。
　　比如他在讲解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步骤后，又演示了一遍从口袋里取物——他的一只手插在儿子右边口袋里，另一只扶着儿子的肩轻轻朝左转，物品就顺势落入他的手心。
　　“看见没？”他说，“最好的方式不是取出来，而是让它自己跳进手心。” 　　“这是怎么办到的？”我们简直目瞪口呆。
　　“很简单，转移注意力。”他说，“注意力就像水，它是活的，流动的。你给它指条道，引着它走。你让它流向该去的地方。”
　　如果老茧是我的老师该有多好？我忍不住再次想到。他会给你演示的同时给你启迪，一个优秀的老师不该是这样的吗？
　　一个夏天，老茧去了外地，说是去了义乌，他女人的姐姐在那里做布匹批发。说起来，好像我们这条街上，凡是没有工作的人都开始外出做买卖，又都是去做服装。总之，老茧的女人去义乌帮了几天工，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把老茧也带去了。
　　几年后，等老茧回来，胜利二路变了天。
　　海棠说得对，现在的扒手根本就不是一种手艺活，连障眼的道具都不需要了。就靠人多，四五个人围堵一个，也很少有人反抗，腰里的匕首把露着呢。
　　就是派出所来扫荡也没用。街上的落叶黄昏时你扫了，第二天天黑前，绝不会比今天干净。
　　“这帮杂种，太猖獗了！”海棠说，“等着，等老茧回来，这群小耗子就要拍屁股，跑了。”
　　现在，老茧回来了，但我们在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讯息，好像压根就没看见这些事儿。
　　最失望的是海棠，见人就说：“这是什么世道？”
　　但老茧没让他失望，几天后，他开始下手了。他的方式很特别，扒手们偷，他就偷扒手的。
　　那些扒手，连警察都拿他们没法，但却被老茧整惨了。辛辛苦苦忙一天，晚上盘存，赫然发现钱没了！扒手肯定以为撞鬼了，惶惶地闹了几天，撤了。
　　又过了几天，川老鼠不知怎么发生了内讧，在红星旅社的三楼房间，据说啤酒瓶砸碎了一屋，脑壳打破了好几个。那晚，卫生院的夜间门诊简直忙死了。
　　我们知道，这一定是源于老茧那神奇的手指。
　　但胜利二路还是清静不了，本地扒手还是一拨拨窜来窜去，一个比一个年轻。
　　我们想不通，老茧为什么不修理他们。
　　海棠解释：“老茧是给那不争气的徒子徒孙一个脸。他们懂得起的。”
　　但那帮崽子根本不懂。年关近了，他们打街打得更勤了。
　　老茧选择了一种古老但让我们兴奋的方式，他给几个扒手口袋里塞了纸条。
　　“那是战书。”海棠看起来兴奋极了，“他约那帮小狗日的，在东湖比一场。请王大毛监考。如果他们能赢，胜利二路从此归他们。”
　　那天，扒手们如约到场。一个个，嚣张地站在一排，叼着烟，吊儿郎当，可是怀里鼓囊囊的。
　　明摆着他们不是来比技术的，而是想来砍老茧的。要不是王大毛来得及时，老茧说不定就要吃大亏了。
　　“你要小心哦，”那几个黄毛不甘心地离开后，王大毛提醒老茧，“现在的娃儿不是以前的那种娃儿了。屁眼都是黑的，你那套过时了。”
　　“过时了？你的意思是说，以后做匠人是可以不要规矩的喽？”老茧很生气，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为了儿子之外的事情生气。
　　“现在哪里还有匠人？现在混社会的青皮，都不跟你讲道理的，个个都照电影学，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连我都要绕着走。”王大毛说，“你就莫去惹他们了，还有些是吸毒的，命都不要的崽。”
　　只是我很失望，这场表演赛根本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大年初六，老茧在路口过早，一群人猛地从背后冲过来，提刀就砍。
　　“像一张血肉模糊的纸片，”这是烧腊馆的毛师傅说给我们听的，他目睹了现场，“七八把刀，全部是一米多长的，”他有点语无伦次了，用手比画着刀的长短，“一起拥上去，就是一阵猛砍，几秒钟，就只几秒钟。”毛师傅哭着脸，“日他妈的，肠子都甩出来了，滑溜溜的，硬是塞都塞不回去嗳！”
　　老茧被送到了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海棠打探的消息是，“被砍了二十多刀，派出所带回去的那些刀刃，基本上都砍卷了。”海棠说，“你们说，那帮狗日的心有多黑！”
　　过了两天，老茧醒了，但他的右手，他赖以为骄傲的那只优秀的艺术家的右手，手筋被彻底砍断了，一根小手指也只剩半截。
　　老茧没有报案，做笔录的警察一句话都没问到，他连嘴皮都没动一下。
　　那几天，海棠蛮以为老茧的那帮徒子徒孙会涌出来给他报仇。结果这种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他成天抱怨：“狗日的世道！”
　　那帮砍杀老茧的家伙还是被抓了。一共五个，关了一个多月，都出来了。
　　海棠更愤怒了：“只要有钱，杀人放火都可以买得出来！”
　　“王大毛呢？”街坊们追问，“他怎么也不管管？”
　　“管个屁！”海棠说，那帮小子的后台，是拆迁公司的老板，分分钟就把事情抹平了。“王大毛未必没拿他们的好处！我看他现在滑得很哟，一个小警察，又买房，又买车。钱从哪里来？”他哀叹，“这个社会只认钱，不认理，也不认感情了。”
　　缺了指头的老茧再也不扒了。他自己的说法是：“戒了。”听起来就像在说“戒烟”“戒酒”一样，而不是一种职业，甚至是一门艺术。
　　老茧出院后，没有任何要赴东门的迹象。
　　这害得海棠白白为他担忧了很长一段时间。
　　更让我们想不通的是，老茧竟然开始去做一份正经事情，他在新建的服装批发市场租了两节柜台，跟老婆做起了布匹买卖。
　　没人知道那个成天跟大婶们为几块钱争得面红耳赤的老板曾经是扒手中的魔术师。我敢打赌，连那些袖着手钻来钻去的扒手们也未必知道，那个一脸木然的中年人，竟然是传说中的老茧。
　　可老茧是越来越怕老婆了！一天到晚被支使，不是喊他打酱油，就是喊他去驮米。下午收摊后，他喜欢抱一本书躺在院子里，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老茧现在是越来越胖了，脸都圆了。来找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他的酒量倒是越来越大。跟当初他的志愿相反，他对读高中的儿子的警告是：“只要你不去当扒手，杀人放火我都不管。”
　　好多次，我们看见老茧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后门喝酒。
　　偶尔，海棠去陪他坐坐，碰几杯。
　　每次陪老茧喝酒，自称海量的海棠总会喝醉。喝得麻麻焦焦的，在街上打转转，寻魂一样。
　　“哎，哎！”有一回他跟老茧在屋门后喝得摇摇摆摆的，抓住刚从鬼巷解手回来的我，眼睛直突突的，一双手像扳手钳着我的肩膀，撇撇嘴，一行唾液从嘴角漏出来，“哈，你看狗日的老茧，你看看，鲨鱼被水杀死啦！”
　　老茧冲我一笑，坐在落日的余晖里，悠闲地耍着手里的杯子，无论他怎么翻滚，杯中酒丝毫不会溢流。
　　这就是手艺啊，就像我曾经近距离瞧他演示他的技术，看见的——或者根本没看见——那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他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他把胳膊放在某个地方绝不是偶然。显然，即使他不再运用他的手艺，也比我们更懂得自己的手指。就像他以前当着我们说过的，爱你的手指，学着去理解你的手指。所以，哪怕他的手指少了那么一截，他依然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而我们不是。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