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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甲龙是湖南攸县党政领导中与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志交往密切的人之一。他说,与谭老相识相交,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值得骄傲的幸事。这不仅是他个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攸县人民值得珍重的历史财富。不久前,笔者走访了颜甲龙同志,听他讲述了与谭震林交往的点点滴滴。
1957年4月,谭震林来湖南攸县上云桥乡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住在县委院内(中街),陪同谭老办点的有湖南省委秘书长秦雨屏和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
我当时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地委指示,要求县委对当前农村阶级现状做个调查,我被抽调出来担任调研组组长。
“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县委副书记易晚珠陪同谭震林在县委院内散步,我把调研材料送给易晚珠时,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谭老。易书记顺便告诉谭老:这是县委调研组组长,姓颜。谭老听了易书记的介绍,一口攸县土腔朝我问:“小鬼,你现在在做什么调查?”
我说:“搞农村阶级调查,做阶级分析。”
谭老饶有兴趣,说:“你谈谈调查情况。”
因为是在室外,我不好意思让谭老站着听汇报,就说:“我们有个材料……”易书记忙拦住我的话头:“首长要听情况,你就简单汇报一下吧!”
这样,3个人站在院子里,谭老认真听我讲了攸县农村劳动者的阶级情况。易书记见谭老还没有走开之意,便拎来一把椅子,让谭老坐着。后来话题转到阶级敌人方面(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我说:“中央文件讲,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敌人鸣冤叫屈,配合台湾反攻大陆,暗杀干部,颠覆人民政权。从我们调查看,攸县的情况有点不同。”
谭老插话:“你认为攸县有哪些不同?”
我说:“攸县调查的实际情况,阶级敌人有四怕:一怕干部,见到干部绕道走;二怕讲错话,平日很少与人交谈;三怕斗;四怕‘土劳改’。”
谭老听得很仔细,问:“‘土劳改’是什么?”
我说:“‘土劳改’是把地富反坏分子集中,日里(方言,指白天)加倍劳动,晚上开斗争会,写交代书。地富反坏分子说,这样土劳改还不如去坐牢,坐牢每天政府还给饭吃。”
谭老说:“这‘土劳改’还比较厉害呀!”随即又问,“阶级敌人这么怕,你是如何了解到的呢?”
我说:“我常和乡治安主任、民兵营长打交道,集中四类分子开训话会,让他们自我汇报,了解改造情况时听到的。”
“还有什么办法?”
“我还到组里去,到群众中去,听群众反映四类分子的平日表现。有些积极分子,晚上还常到四类分子家外面去偷听他们讲什么。一来什么运动,他们会说,这会子(方言,这阵子的意思)要小心,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挨斗;‘十一’‘五一’节期间,他们会说,这会子不怕,不会有斗争会开。”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还有,上门去看,找四类分子本人去问。”
“什么人去呀?”
“我自己去。”
“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怎么行,人家怕挨‘四类分子’边,一挨就有人说闲话。上云桥有个地主分子叫胡伯友,有点文化,过去哪年哪月有兵荒马乱,何时何地遭水灾、旱灾、虫灾。受害多少田,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市场谷米什么价,记载很清楚,解放后不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记,他说怕作为记共产党的账,挨批斗。”
汇报完天也快黑了,谭老说:“这个材料可以,给我看看。”临走,谭老伸出手和我握手:“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快来看家乡的烟呀!”
“文革”中,谭老受到冲击。北京来了红卫兵,指名道姓要找我,开头要我讲攸县怎样学大寨,怎样搞水利建设等,后来集中到谭老身上,要我揭发谭老在攸县的活动情况。我知道来者不善,因此只强调谭老来攸县时我是一般干部,不知情,始终没吐露谭老与我谈话的情节。这天从上午开始一直批斗我,到了下半夜,红卫兵们把桌子敲得咚咚响,问我对毛主席忠不忠,叫我背“老三篇”,还骂我是黑爪牙、打手等,我由他們怎么弄,也没有给他们制造诬陷谭老的半句口实。
1977年4月,我(时任攸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会议在大庆报到,到北京结束,前前后后有一个月,湖南省委带队的是于明涛,湘潭地区带队的是陆明。在北京开会时,湖南与会人员住在北京西苑宾馆。一天上午,会上通知,湖南代表颜甲龙请到大会秘书处来,中央领导通知他到中南海汇报。大会秘书处派车把我送到谭老家。我来到谭老住处的客厅,谭老和夫人葛慧敏大姐在门口迎接。一见面,谭老双手抱着我,对夫人葛慧敏说:“葛秘书啊,我说了,就是这个乃几(方言,指男孩)。”后来才知道,谭老是在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中见到有攸县代表颜甲龙,但此颜甲龙是否是他曾经相识的颜小鬼呢,他自己认为是,但葛大姐认为不会有那么巧,两人为此可能有过分歧,因此才有了见面时的这一话语。
谭老的家,其实也是办公室,室内整洁,很简朴。因为“文革”结束不久,我落座后,谭老便问:“你被批斗了吧!”
我说:“不但斗了,而且被打伤了。”
谭老说:“你告诉他们嘛!怕什么!”这时候我才听出,原来谭老是在担心北京红卫兵为找他的材料而牵连我挨打,我连忙解释,我的挨打别有原因,与北京红卫兵无关。
家里水果早已摆好,谭老一面招呼要我吃水果,一面说:“今日我们谈谈攸县情况,谈一日。”我就攸县农业和工业生产情况向谭老汇报,汇报是漫谈式的,我讲,他听,时不时他问一问。听到攸县农业“四年三大步”,他很高兴。中餐谭老陪我在家里用餐,吃的菜是谭老亲自点的,武昌鱼、辣椒豆豉、红烧肉和汤。谭老怕我吃不饱,把他自己那一份饭的大半拨给我。中餐后安排我在会客室休息,休息后又继续谈,晚餐后我才回大会住所。
1957年4月,谭震林来湖南攸县上云桥乡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住在县委院内(中街),陪同谭老办点的有湖南省委秘书长秦雨屏和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
我当时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地委指示,要求县委对当前农村阶级现状做个调查,我被抽调出来担任调研组组长。
“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县委副书记易晚珠陪同谭震林在县委院内散步,我把调研材料送给易晚珠时,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谭老。易书记顺便告诉谭老:这是县委调研组组长,姓颜。谭老听了易书记的介绍,一口攸县土腔朝我问:“小鬼,你现在在做什么调查?”
我说:“搞农村阶级调查,做阶级分析。”
谭老饶有兴趣,说:“你谈谈调查情况。”
因为是在室外,我不好意思让谭老站着听汇报,就说:“我们有个材料……”易书记忙拦住我的话头:“首长要听情况,你就简单汇报一下吧!”
这样,3个人站在院子里,谭老认真听我讲了攸县农村劳动者的阶级情况。易书记见谭老还没有走开之意,便拎来一把椅子,让谭老坐着。后来话题转到阶级敌人方面(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我说:“中央文件讲,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敌人鸣冤叫屈,配合台湾反攻大陆,暗杀干部,颠覆人民政权。从我们调查看,攸县的情况有点不同。”
谭老插话:“你认为攸县有哪些不同?”
我说:“攸县调查的实际情况,阶级敌人有四怕:一怕干部,见到干部绕道走;二怕讲错话,平日很少与人交谈;三怕斗;四怕‘土劳改’。”
谭老听得很仔细,问:“‘土劳改’是什么?”
我说:“‘土劳改’是把地富反坏分子集中,日里(方言,指白天)加倍劳动,晚上开斗争会,写交代书。地富反坏分子说,这样土劳改还不如去坐牢,坐牢每天政府还给饭吃。”
谭老说:“这‘土劳改’还比较厉害呀!”随即又问,“阶级敌人这么怕,你是如何了解到的呢?”
我说:“我常和乡治安主任、民兵营长打交道,集中四类分子开训话会,让他们自我汇报,了解改造情况时听到的。”
“还有什么办法?”
“我还到组里去,到群众中去,听群众反映四类分子的平日表现。有些积极分子,晚上还常到四类分子家外面去偷听他们讲什么。一来什么运动,他们会说,这会子(方言,这阵子的意思)要小心,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挨斗;‘十一’‘五一’节期间,他们会说,这会子不怕,不会有斗争会开。”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还有,上门去看,找四类分子本人去问。”
“什么人去呀?”
“我自己去。”
“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怎么行,人家怕挨‘四类分子’边,一挨就有人说闲话。上云桥有个地主分子叫胡伯友,有点文化,过去哪年哪月有兵荒马乱,何时何地遭水灾、旱灾、虫灾。受害多少田,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市场谷米什么价,记载很清楚,解放后不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记,他说怕作为记共产党的账,挨批斗。”
汇报完天也快黑了,谭老说:“这个材料可以,给我看看。”临走,谭老伸出手和我握手:“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快来看家乡的烟呀!”
“文革”中,谭老受到冲击。北京来了红卫兵,指名道姓要找我,开头要我讲攸县怎样学大寨,怎样搞水利建设等,后来集中到谭老身上,要我揭发谭老在攸县的活动情况。我知道来者不善,因此只强调谭老来攸县时我是一般干部,不知情,始终没吐露谭老与我谈话的情节。这天从上午开始一直批斗我,到了下半夜,红卫兵们把桌子敲得咚咚响,问我对毛主席忠不忠,叫我背“老三篇”,还骂我是黑爪牙、打手等,我由他們怎么弄,也没有给他们制造诬陷谭老的半句口实。
1977年4月,我(时任攸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会议在大庆报到,到北京结束,前前后后有一个月,湖南省委带队的是于明涛,湘潭地区带队的是陆明。在北京开会时,湖南与会人员住在北京西苑宾馆。一天上午,会上通知,湖南代表颜甲龙请到大会秘书处来,中央领导通知他到中南海汇报。大会秘书处派车把我送到谭老家。我来到谭老住处的客厅,谭老和夫人葛慧敏大姐在门口迎接。一见面,谭老双手抱着我,对夫人葛慧敏说:“葛秘书啊,我说了,就是这个乃几(方言,指男孩)。”后来才知道,谭老是在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中见到有攸县代表颜甲龙,但此颜甲龙是否是他曾经相识的颜小鬼呢,他自己认为是,但葛大姐认为不会有那么巧,两人为此可能有过分歧,因此才有了见面时的这一话语。
谭老的家,其实也是办公室,室内整洁,很简朴。因为“文革”结束不久,我落座后,谭老便问:“你被批斗了吧!”
我说:“不但斗了,而且被打伤了。”
谭老说:“你告诉他们嘛!怕什么!”这时候我才听出,原来谭老是在担心北京红卫兵为找他的材料而牵连我挨打,我连忙解释,我的挨打别有原因,与北京红卫兵无关。
家里水果早已摆好,谭老一面招呼要我吃水果,一面说:“今日我们谈谈攸县情况,谈一日。”我就攸县农业和工业生产情况向谭老汇报,汇报是漫谈式的,我讲,他听,时不时他问一问。听到攸县农业“四年三大步”,他很高兴。中餐谭老陪我在家里用餐,吃的菜是谭老亲自点的,武昌鱼、辣椒豆豉、红烧肉和汤。谭老怕我吃不饱,把他自己那一份饭的大半拨给我。中餐后安排我在会客室休息,休息后又继续谈,晚餐后我才回大会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