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边书得先谈它的定义。由于现代的铅印平装书对于我们来说是舶来品，而线装书才是我们的专利，所以谈起“毛边”的定义，还是得遵从西方的说法。法俄英德称毛边书为“未切本”，定义是“书籍出版后，有经装订而书页尚未切开的，称为‘未切本’，在法文书中甚为流行。”我们叫习惯了的“毛边书”之“毛”，实际就是西方定义的“未切边”——“书或杂志常有折页尚未切口的，此边称之为‘未切边’。”
　　说起来，毛边书实属图书装帧的范畴，是装帧的手段之一，如同封面、扉页、字体、行距、插图一样，它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的外观和内在。只不过读者们习惯了切边本，看到毛糙糙的没有裁开的书页很是怪异，他们通常会说，“这本是个废品吧，你瞧连页还没裁开呢。”实际上，读者没有说错，将书边裁齐是印书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除非作者特别嘱托了“别裁边”，工人们是不会忘了这“最后一刀”的，忘了就是废品。一个世纪以来，喜欢毛边书的人群乃“小众里的小众”。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毛边书热了三十来年了，但是如今谈起毛边书来，好像仍然处于启蒙阶段，仍然得ABC地从头谈起，这个A就是鲁迅先生；说毛边书，鲁迅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号主角。鲁迅关于毛边书的经典语录被无数次地提及，现在依然如此。
　　鲁迅先生曾自称“毛边党”，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就是毛边本，如今已成珍罕书籍。他曾在1935年4月1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此事是指《集外集》的付印，大概是曹聚仁筹划此事，所以才会有先生的叮咛。在同年的7月16日，鲁迅先生给萧军的一封信中同样说到毛边书的问题：
　　许（指许广平）谢谢你送给她的小说，她正在看，说是好的。切光的（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有毛边本）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对毛边书有着精辟的见解。周氏兄弟所办《语丝》杂志是非常有名的刊物，在1927年4月的那期（第129期）上有位青年读者方传宗给周作人写信询问“毛边装订的理由”。方说，“近来毛边装订书的制出真是风行一时了：北新啦，创造社啦，光华啦，开明啦……等书局最新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是毛边装订的。”这口气分明是对一窝风的毛边书热的不满。方抱怨道，“若说阅读时带着一把小刀是富有艺术意味，那更是不值一驳的一句牵强话！”方向周作人求助，“岂明先生，你是留心我们青年种种问题的人，好在《语丝》也并不是那一类毛边装订的书，那我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我的意见，求你公开解决我们对于读那类书的时间上的损失（至少是我个人的损失）；或者请你更详细地，满意地来解答毛边装订书的理由。但切不要以‘此自古已有之’或‘外国亦然’等敷衍话来塞责！”
　　令我想不到的是，当年毛边书初兴之时，会遭到如此猛烈的反对。这位方先生说《语丝》不做毛边，也许是他没看到，《语丝》也做有少量的毛边本，笔者收存好几本呢。有趣的是，我抄方先生的这段话就是从毛边《语丝》上抄来的。
　　周作人回复方先生，称毛边书有两个好处“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
　　热爱毛边书的一族虽然拥有鲁迅这面大旗，可是在民族危机频发的年代，这种小摆设的个人趣味，只有黯然地隐退到书房一隅，这一退便是半个世纪的光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泰民安，“毛边书热”又悄然兴起，尽管依旧文人趣味，但是赶上了全民收藏热潮，毛边书沾了光，勃兴至今三十年，未见颓势。狂热之程度，参与之人数，均非二三十年代可比。
　　说起毛边书的第二次热潮，藏书家唐弢（1913-1992）居功至伟。唐弢的杂文风格酷似鲁迅，在三十年代唐弢使用笔名“晦庵”发表杂文，居然被误为鲁迅的又一个笔名。唐弢藏书多为新文学绝版书，自然地继承了鲁迅的爱好。唐弢说：“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是我的偏见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所以所购取的书籍，也以毛边的居多。”唐弢去世后，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唐弢藏书的图书，使毛边书爱好者可以一睹早期毛边书的风采。据最新消息，前向在香港的一场旧书刊拍卖会上，唐弢签名本《晦庵书话》拍出了27000港币的惊人高价。
　　比唐弢稍晚一辈的藏书家姜德明、倪墨炎也为第二次毛边书热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姜倪所出作品都要留几十本毛边本，以赠同好。二十年前我初涉猎书之事，听说到了“毛边书“这个专业词，那是从唐弢、姜德明这一代新文艺藏书家写的书里得知的，感觉真是很了不起的一种书。唐弢先生我没见过，他去世的那一年（1992年），我开始给姜德明先生写信，一封接着一封地写。姜先生当时已写了文章《告别“毛边党”》，文中说，他编撰的《北京乎》出版时曾留有几十册毛边本，寄给了朋友。孙犁给他写信说：“从昨天上午收到你惠寄的书，就开始了裁书的工作，手眼跟不上，直到今日上午才把两册裁完。这当然是雅事，不过也耽误先睹为快的情绪。心急读不了毛边书，这就是结论。当年鲁迅提倡，然而‘毛边党’后来没有普及，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孙犁的话给姜先生提了个醒，至少毛边书对于老年读者不适宜。孙犁说的很对，“先睹为快”是一本好书对读者的召唤，而毛边阻隔了阅读的快感。当一本书失去阅读的快感，它的外型再奇特也没有实际的意义，也就是一向所说的“徒有其表”。
　　我认识的几位资深“毛边党”（对深度毛边书痴爱者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操守，新入手的毛边书只为收藏绝不会裁开了阅读，如果阅读的话就会另外买一本，并美其名曰“一本藏，一本读”。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边书，操守便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能够得到早期毛边书的机率很低，更不大可能收藏到没有裁开的毛边书。精明的贩书者会在出售一本毛边书时着重加一句“本书的毛边是没有裁开的”，当然价钱你可是要多付三四成的。 　　我以前说过很多赞美毛边书的话，现在似乎不觉得毛边书有神乎其神那么美丽，甚至对于当下“逢书必毛”的现象心生反感。不只毛边书这一件事，我对过去如痴如狂地热爱过的许多事物的态度都发生了相反的改变。我惟一没有改变的是对于图书本身的喜爱。
　　当年我也收到了姜德明先生赠送的毛边本《北京乎》，异常兴奋，别说裁了，连姜先生邮书用的旧报纸和大信封我都原封未动地保存至今。我又另外买了一本《北京乎》来读。
　　在收到《北京乎》之前，姜先生还送了我一本他的书话集《余时书话》，也是毛边的。这本书初版只印了一千五百本，其中毛边做了一百册。当时我还不知道毛边书的珍贵，收到书后马上就急着咔嚓全给裁了，还在书页的空白处乱写了许多字，现在很后悔，我毁了一本极其难得的毛边书。
　　对于书什么要做成毛边，周作人的说辞是毛边翻脏了还可以切掉，这本书又跟新书一样了。这个理由看似有道理，仔细一想则不尽然，世上除了辞典一类的工具书有可能由于经常使用而翻脏之外，还有哪种书能达到翻脏之程度？过去有可能，因为过去图书是稀有之物得来不易，一本书会被很多人传阅。脏即切掉，此书就不再翻阅了么，再脏可就无边可切了。
　　毛边书是对书籍本身功能的反动，这话也许说得不大得劲儿，还是打个比方吧。邮票的功能是邮资，是寄信使用的，可是一旦进入了收藏的范畴，邮票原来的固有属性就发生了动摇甚至完全改变了原有属性，这是现成的例子。当然这种动摇或改变，并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反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一开始是集邮的，后来才转入搜集图书。我写过《别矣，我的集邮》，意思有点像现在对毛边书的态度。我断然将收集了二十年的邮票“清仓出货”，可说是情断意绝。对书籍，我却是一本也不愿意舍弃，利用自有书刊，竟然写了十几本书。
　　我写的书，每本都嘱付责编做些毛边本。1999年第一本书《漫话老杂志》做了十本毛边，做出来后编辑觉得新奇留了两本，到我手只有八本了。我的朋友当然都得送毛边的，现在我只剩一本了，有人出很高的价钱，我舍不得卖，由此可见我对毛边书的态度是游移的，多重标准的。上海译文社2010年出了一系列精装毛边本，做工很精致，内容又是我所喜欢的，当即在当当网订了其中的《美国散文精选》，其中一篇《古宅琐记》，最初读的是北岳文艺版，那时的书做的真够粗糙的，但是那时读书就是读书，不大关注书的外貌。
　　毛边书近年大受追捧，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大家都没有提到，说的最多的老是“鲁迅如何如何倡导毛边本”的那几句话。毛边书大行其道，北京的网络书店“布衣书局”功不可没，这家书局八九年来不遗余力地宣扬毛边书，最重要的一点是书局是卖书的，不间断地出售毛边书，终于形成了规模效应，集结了一大批铁杆“毛粉”。毛边书好卖，出版社闻风而动也愿意做毛边。最快的毛边书销售速度是布衣书局创造的，100册《书边梦忆》（姜德明著）4分30秒售空；最多的毛边书销量也是布衣书局创下的，《四手联弹》售出235册。这样的销售业绩连大书店也自叹弗如。毛边书一旦和商业挂钩，来势之凶猛，前景不可限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