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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0日下午6点,占据了台湾“立法院”整整24天的反服贸学生群体退出了会场,轰轰烈烈的“太阳花学运”暂告一个段落。作为一个大陆交换学生,我目睹了学运现场的热火朝天,领略了课堂讨论的针尖麦芒,更见识了当地电视节目的疯狂炒作。
这场运动从“占领36小时”到攻下“行政院”,再到舉行50万人大游行和公民议会;学生的要求从反服贸黑箱立法监督再审查。在这24天中,台湾社会为之牵动而不得安宁。
我第一次听闻“反服贸”这个说法,是在3月19日早晨上课途中。我偶遇几位同校的台湾学生,寒暄没几句他们就主动和我说起了昨晚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经过19日一整天的酝酿,在学生群体中似乎已经无人不知晓,熟人见面必谈“服贸”。
其实,“反服贸”的声音由来已久,只是在3月17日之前,仅仅由一些较活跃民主团体进行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较少为民众所熟知。3月18日,台湾“立法院”内举行了内政等八个委员会联席会。其间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抢到麦克风,用30秒的时间宣布了会议决议:“出席人数52人,已达法定人数,开会,进行讨论事项。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已逾3个月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散会。”这时的张庆忠一定料不到,他的这段话将会点燃一场海内外瞩目的学生运动。
18日当晚,由反服贸民主阵线等数十个民间团体组织于“立法院”门口举行“3·18守护台湾民主晚会”。然而,原本希望通过街头民主讨论和静坐抗议“执政党野蛮粗暴做法”的活动,在400名学生冲破警方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之后,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上半场:“狂欢节”
3月20日晚,是学运最初“占领36小时”呼吁到期的前一晚。台北下了一整晚的雨,而学生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响应。我抱着看看事件真相的想法,与几位好友到“立法院”一探究竟。听说当晚将会有政府的清场行动,我原以为现场气氛应是紧张和不安的。但真的进入了学运现场后,却惊异于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简直是一个狂欢节。
“立法院”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1号,邻近忠孝东路。中山南路是台北南北向主干道,而忠孝东路是东西向主干道。除此以外,距离高铁、台铁以及两条捷运线汇集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不过200米。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头攒动的闹市区,学运人群将“立法院”团团围住。
北边的青岛东路与南边的济南路是运动的主阵地,抗议学生占据了马路,人挨着人坐,水泄不通。人群的中心设有公民讲台,时不时会有人冲上去把着麦克风大吐唾沫星子。此外,也有各种各样唱着民主歌曲的乐队、提供免费食物和水的学生纠察队零星分布在四周。
而“立法院”正门则遭受一排排简易棚围堵,棚顶大多标有白底上绿色台湾地图的民进党标志。在这周围,满满地插上了数十面旗子,小字口号虽各异,大字标语却如出一辙地写着“台湾独立”。这里是所谓的“台独组织”大本营,棚里坐着的不是搞运动的学生,而是民间组织的活跃分子。“立法院”那小小的门口则由防暴警察以身躯堵住,防止更多的人冲击会场。不时有人上前,对着沉默的警察大动口舌,不遗余力地咆哮。
我在“立法院”四周据称数量过万的抗议人群中艰难穿梭,耳边远远传来大喇叭里的呼喊声。随着进入“立法院”围墙内的想法渐渐打消,我决定要在学生群体中过夜。
我在青岛东路人群的外围偶遇同校的陈同学。陈同学的身边是他在台中上大学的姐姐和在台南工作的哥哥,他们特地赶来,想亲身体验一下学运。当我问及他们对“服贸”的看法,提及对“服贸”的了解,他们几乎只停留在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的层面。
坐在青岛东路,我穿着从纠察队志工递来的黄色一次性雨衣,淹没在了人群中。饥饿、寒冷和耳边的嘈杂让我着实想睡也无辙,愣是坐着听了一整晚的公民短讲。其间,偶有志工分发姜汤、面包、暖宝宝等为学生果腹驱寒,我全递给了身边的人。作为来自对岸的学生,我不会戴上抗议的黄色布条,也不会穿上游行的黑衫,更不会为台上恶意的污蔑和讽刺叫一句好。
同在外围两个角落中,有两只聚光灯。光线照亮了围墙内的讲台,讲台边悬挂着两条大标语──“人民议场,坚持民主”。愿意站上讲台的人络绎不绝,有学生,有学者,也有社会人士。就像学生暴力冲入“立法院”一样,讲台上的人在我看来也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吹着冲锋号,满嘴跑火车。“这样对不对”、“你们要不要”之类煽动式的语句不绝于耳,偶有对大陆的非客观评价更是引来阵阵呼应和叫好。我非常惊异于周边同龄同胞们,何以如此剑拔弩张地恶意中伤?我尽量压抑着内心想要反驳的冲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身份的差异只会牵扯到政治立场的对立。
早晨,我起身离开的时候,把身上的雨衣还到了志工处。
下半场:分歧与理性回归
3月23日,“狂欢”不再。晚间时分,大量学生冲过路障,用占领“立法院”相同的手段──爬梯子、破窗户,进入了“行政院”。同时,台湾警方于凌晨开始采取强制的驱离行动,一度动用了防暴水车。一直到清晨,占据“行政院”及在“行政院”外静坐的所有学生驱离完毕。事情演变到此,开始多向发展。一边,“反服贸学生”谴责政府动用行政暴力,但学运团体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另一边,民众开始反思学生的行为,更多的异见声音出现。
在我们针对服贸议题的课堂讨论中,那个曾明确表示反对服贸,要求退回甚至不愿见到台湾与大陆签订服贸的某同学,在此次事件之后也改变了观点。他对学生行为合理性乃至整个活动的正义性都产生了质疑,从而更倾向于对服贸进行重新审查,并对可能的通过表达承认。某档谈话类电视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也对学生运动表达出质疑。他们质疑学生领导人林飞帆和陈为廷过于煽动性的言论,左右了学生们的主观意见。质疑学生对林飞帆的盲目崇拜行为,诸如林同款外套的走俏售罄、学生群声呼吁林“选总统”等。
与此同时,“反反服贸”的群体渐渐抬头。4月1日,“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在国会示威,甚至以台语痛骂民进党籍人物与反服贸学生;因名字被错念为“王伟忠”而名声大噪的青年政治人物王炳忠,也开始在新闻和电视节目中出现,并谴责学生运动是“绑架‘国会’”。对立意见的出现也能让民众更好地认识和看清“服贸”和这场运动。
这场运动从“占领36小时”到攻下“行政院”,再到舉行50万人大游行和公民议会;学生的要求从反服贸黑箱立法监督再审查。在这24天中,台湾社会为之牵动而不得安宁。
我第一次听闻“反服贸”这个说法,是在3月19日早晨上课途中。我偶遇几位同校的台湾学生,寒暄没几句他们就主动和我说起了昨晚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经过19日一整天的酝酿,在学生群体中似乎已经无人不知晓,熟人见面必谈“服贸”。
其实,“反服贸”的声音由来已久,只是在3月17日之前,仅仅由一些较活跃民主团体进行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较少为民众所熟知。3月18日,台湾“立法院”内举行了内政等八个委员会联席会。其间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抢到麦克风,用30秒的时间宣布了会议决议:“出席人数52人,已达法定人数,开会,进行讨论事项。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已逾3个月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散会。”这时的张庆忠一定料不到,他的这段话将会点燃一场海内外瞩目的学生运动。
18日当晚,由反服贸民主阵线等数十个民间团体组织于“立法院”门口举行“3·18守护台湾民主晚会”。然而,原本希望通过街头民主讨论和静坐抗议“执政党野蛮粗暴做法”的活动,在400名学生冲破警方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之后,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上半场:“狂欢节”
3月20日晚,是学运最初“占领36小时”呼吁到期的前一晚。台北下了一整晚的雨,而学生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响应。我抱着看看事件真相的想法,与几位好友到“立法院”一探究竟。听说当晚将会有政府的清场行动,我原以为现场气氛应是紧张和不安的。但真的进入了学运现场后,却惊异于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简直是一个狂欢节。
“立法院”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1号,邻近忠孝东路。中山南路是台北南北向主干道,而忠孝东路是东西向主干道。除此以外,距离高铁、台铁以及两条捷运线汇集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不过200米。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头攒动的闹市区,学运人群将“立法院”团团围住。
北边的青岛东路与南边的济南路是运动的主阵地,抗议学生占据了马路,人挨着人坐,水泄不通。人群的中心设有公民讲台,时不时会有人冲上去把着麦克风大吐唾沫星子。此外,也有各种各样唱着民主歌曲的乐队、提供免费食物和水的学生纠察队零星分布在四周。
而“立法院”正门则遭受一排排简易棚围堵,棚顶大多标有白底上绿色台湾地图的民进党标志。在这周围,满满地插上了数十面旗子,小字口号虽各异,大字标语却如出一辙地写着“台湾独立”。这里是所谓的“台独组织”大本营,棚里坐着的不是搞运动的学生,而是民间组织的活跃分子。“立法院”那小小的门口则由防暴警察以身躯堵住,防止更多的人冲击会场。不时有人上前,对着沉默的警察大动口舌,不遗余力地咆哮。
我在“立法院”四周据称数量过万的抗议人群中艰难穿梭,耳边远远传来大喇叭里的呼喊声。随着进入“立法院”围墙内的想法渐渐打消,我决定要在学生群体中过夜。
我在青岛东路人群的外围偶遇同校的陈同学。陈同学的身边是他在台中上大学的姐姐和在台南工作的哥哥,他们特地赶来,想亲身体验一下学运。当我问及他们对“服贸”的看法,提及对“服贸”的了解,他们几乎只停留在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的层面。
坐在青岛东路,我穿着从纠察队志工递来的黄色一次性雨衣,淹没在了人群中。饥饿、寒冷和耳边的嘈杂让我着实想睡也无辙,愣是坐着听了一整晚的公民短讲。其间,偶有志工分发姜汤、面包、暖宝宝等为学生果腹驱寒,我全递给了身边的人。作为来自对岸的学生,我不会戴上抗议的黄色布条,也不会穿上游行的黑衫,更不会为台上恶意的污蔑和讽刺叫一句好。
同在外围两个角落中,有两只聚光灯。光线照亮了围墙内的讲台,讲台边悬挂着两条大标语──“人民议场,坚持民主”。愿意站上讲台的人络绎不绝,有学生,有学者,也有社会人士。就像学生暴力冲入“立法院”一样,讲台上的人在我看来也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吹着冲锋号,满嘴跑火车。“这样对不对”、“你们要不要”之类煽动式的语句不绝于耳,偶有对大陆的非客观评价更是引来阵阵呼应和叫好。我非常惊异于周边同龄同胞们,何以如此剑拔弩张地恶意中伤?我尽量压抑着内心想要反驳的冲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身份的差异只会牵扯到政治立场的对立。
早晨,我起身离开的时候,把身上的雨衣还到了志工处。
下半场:分歧与理性回归
3月23日,“狂欢”不再。晚间时分,大量学生冲过路障,用占领“立法院”相同的手段──爬梯子、破窗户,进入了“行政院”。同时,台湾警方于凌晨开始采取强制的驱离行动,一度动用了防暴水车。一直到清晨,占据“行政院”及在“行政院”外静坐的所有学生驱离完毕。事情演变到此,开始多向发展。一边,“反服贸学生”谴责政府动用行政暴力,但学运团体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另一边,民众开始反思学生的行为,更多的异见声音出现。
在我们针对服贸议题的课堂讨论中,那个曾明确表示反对服贸,要求退回甚至不愿见到台湾与大陆签订服贸的某同学,在此次事件之后也改变了观点。他对学生行为合理性乃至整个活动的正义性都产生了质疑,从而更倾向于对服贸进行重新审查,并对可能的通过表达承认。某档谈话类电视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也对学生运动表达出质疑。他们质疑学生领导人林飞帆和陈为廷过于煽动性的言论,左右了学生们的主观意见。质疑学生对林飞帆的盲目崇拜行为,诸如林同款外套的走俏售罄、学生群声呼吁林“选总统”等。
与此同时,“反反服贸”的群体渐渐抬头。4月1日,“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在国会示威,甚至以台语痛骂民进党籍人物与反服贸学生;因名字被错念为“王伟忠”而名声大噪的青年政治人物王炳忠,也开始在新闻和电视节目中出现,并谴责学生运动是“绑架‘国会’”。对立意见的出现也能让民众更好地认识和看清“服贸”和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