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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未来改革的方向。2014年是更为重要的一年，因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都将在这一年里开始实施。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及其弯路，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矛盾：盘根错节，犬牙交错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这个现象，即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席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内政联着外交，经济联着政治，现实的情绪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关联着对未来走向的茫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也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必然要面临的挑战。
如果这样说还太抽象，那请允许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像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像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更多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既然这样，今天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不单是外交家和军事家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对内政转型的通盘把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一定不是纯经济学家们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着背后的具有政治高度的考量。同样，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甚至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是司法和纪检系统就能解决的，而必然联系着对中国转型更为深层逻辑的把握和运用，其中包括建构一个合理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架构独立运作的法治等等。
35年改革的基本特点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所没有遇到过的。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过去35年，中国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79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二是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三个里程碑在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上层层递进，一步步使中国从1978年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三个里程碑所折射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基本上没有摆脱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即从孤立领域切入和“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其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这既有1989年以后的无奈。也有浓厚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里强力推进了中国经济，但也带来了今天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问题。若没有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加年的这—模式带来的；同时，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也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
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另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成就还是问题，都不再通过单一领域的切入就能解决。而必须诉诸跨领域的、综合的视野和手段。
另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是使中国摆脱各种羁绊，如虎添翼。“入世”前很多人的种种不安和担心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入世”后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又仅用了四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随着中国在短短几年里“一不小心”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贸易冲突到能源、领土争端，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情绪，从历史恩怨到面向未来的茫然，这几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冲突无休无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力逆转所导致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以及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成熟。中国双重转型的艰难
另外，大家不知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到两个互相关联，但本质上又有区别的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自1979年始，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9年改革开放。它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走上现代化之路，各路仁人志士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综合，也是中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带有一般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往往可以在国际和历史的背景下，找到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最初是中国执政党为实现民族现代化而做的一种尝试。又是中国执政党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先是在1979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又在1992年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则带有史无前例的特征。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惯性使然和体制转型的滞后，中国的改革至今仍遇到许多羁绊。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在现阶段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交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也须承认，改革的滞后有时又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未来改革：拒绝试错，少走弯路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由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在多年后回首，当时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或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以政府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当年有否预计到今天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过去20年，政府职能在干预和审批方面高度“越位”的同时，也有在承担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严重“缺位”。当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设计？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其差错大都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计划经济做法严重窒息了上述三个领域活力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市场化不等于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当房价已极度扭曲、畸形，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的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改革设计及其问题，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中国的房价显然已是极其荒唐的现象。但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否可用另一个荒唐的手段来治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一定将导致更大的荒唐。然而，过去几年房价调控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用高度的行政干预试图抑制或打压房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捡回了户籍制度一个必将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陈旧事物。
当年盲目迷信市场化而忽略政府保障之手，“倒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今天为打压房价而捡回高度行政干预和户籍制度，“捡孩子把脏水也一起捡回来了”。
更要命的是，所谓打压房价，始终都是在打压需求面，而从未在高房价的供求面（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动过任何手术。因此，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虽然限购、限贷措施异常严厉，但刚性需求依然如洪水般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这样的现象还可以罗列很多，听上去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其实是为了我们以后的路能走得更加稳健。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我们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因此还往往乐在其中。岂不知，很多的“试错”本可避免，改革原本可以走得更顺畅一点。
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试错和纠错的成本往往超过了改革的收益。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人民往往为此而跌入失望的境地。
中国改革的早年，这样的试错和纠错是完全应该被允许的，不然就不可能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但在改革进行了35年之后，尤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试错”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时，“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及其成本。很可能是未来的中国难以承受的。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来源于我们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我们据此公开认为，这再次证明我们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残留着极其浓厚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继续改革；而同时，由于对市场化缺乏全面认识，中国在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又过度市场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现象又恰恰需要纠正。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后得到了加强。2008年后。一方面政府干预之手越伸越长，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腐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保障之手不见踪影，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完全被推入市场化的漩涡。任由国民在漩涡里沉浮、挣扎…… 5年后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折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官员及其智囊没有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5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
“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里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难题。
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了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的良性和有序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妥协精神的确立、在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就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幸福的光明未来，并逐步有效缓解并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却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一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撞车。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
而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李克强经济学”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或遇到挑战，那么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而且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就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疾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就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疾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的时间。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
“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将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到一些经济供求面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一百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但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之中。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却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事实上。过去5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但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一切都与未来的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但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该文摘自邱震海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前言）
中国矛盾：盘根错节，犬牙交错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这个现象，即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席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内政联着外交，经济联着政治，现实的情绪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关联着对未来走向的茫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也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必然要面临的挑战。
如果这样说还太抽象，那请允许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像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像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更多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既然这样，今天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不单是外交家和军事家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对内政转型的通盘把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一定不是纯经济学家们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着背后的具有政治高度的考量。同样，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甚至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是司法和纪检系统就能解决的，而必然联系着对中国转型更为深层逻辑的把握和运用，其中包括建构一个合理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架构独立运作的法治等等。
35年改革的基本特点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所没有遇到过的。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过去35年，中国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79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二是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三个里程碑在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上层层递进，一步步使中国从1978年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三个里程碑所折射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基本上没有摆脱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即从孤立领域切入和“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其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这既有1989年以后的无奈。也有浓厚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里强力推进了中国经济，但也带来了今天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问题。若没有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加年的这—模式带来的；同时，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也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
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另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成就还是问题，都不再通过单一领域的切入就能解决。而必须诉诸跨领域的、综合的视野和手段。
另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是使中国摆脱各种羁绊，如虎添翼。“入世”前很多人的种种不安和担心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入世”后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又仅用了四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随着中国在短短几年里“一不小心”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贸易冲突到能源、领土争端，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情绪，从历史恩怨到面向未来的茫然，这几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冲突无休无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力逆转所导致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以及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成熟。中国双重转型的艰难
另外，大家不知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到两个互相关联，但本质上又有区别的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自1979年始，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9年改革开放。它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走上现代化之路，各路仁人志士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综合，也是中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带有一般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往往可以在国际和历史的背景下，找到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最初是中国执政党为实现民族现代化而做的一种尝试。又是中国执政党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先是在1979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又在1992年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则带有史无前例的特征。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惯性使然和体制转型的滞后，中国的改革至今仍遇到许多羁绊。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在现阶段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交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也须承认，改革的滞后有时又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未来改革：拒绝试错，少走弯路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由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在多年后回首，当时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或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以政府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当年有否预计到今天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过去20年，政府职能在干预和审批方面高度“越位”的同时，也有在承担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严重“缺位”。当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设计？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其差错大都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计划经济做法严重窒息了上述三个领域活力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市场化不等于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当房价已极度扭曲、畸形，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的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改革设计及其问题，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中国的房价显然已是极其荒唐的现象。但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否可用另一个荒唐的手段来治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一定将导致更大的荒唐。然而，过去几年房价调控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用高度的行政干预试图抑制或打压房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捡回了户籍制度一个必将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陈旧事物。
当年盲目迷信市场化而忽略政府保障之手，“倒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今天为打压房价而捡回高度行政干预和户籍制度，“捡孩子把脏水也一起捡回来了”。
更要命的是，所谓打压房价，始终都是在打压需求面，而从未在高房价的供求面（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动过任何手术。因此，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虽然限购、限贷措施异常严厉，但刚性需求依然如洪水般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这样的现象还可以罗列很多，听上去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其实是为了我们以后的路能走得更加稳健。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我们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因此还往往乐在其中。岂不知，很多的“试错”本可避免，改革原本可以走得更顺畅一点。
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试错和纠错的成本往往超过了改革的收益。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人民往往为此而跌入失望的境地。
中国改革的早年，这样的试错和纠错是完全应该被允许的，不然就不可能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但在改革进行了35年之后，尤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试错”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时，“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及其成本。很可能是未来的中国难以承受的。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来源于我们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我们据此公开认为，这再次证明我们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残留着极其浓厚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继续改革；而同时，由于对市场化缺乏全面认识，中国在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又过度市场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现象又恰恰需要纠正。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后得到了加强。2008年后。一方面政府干预之手越伸越长，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腐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保障之手不见踪影，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完全被推入市场化的漩涡。任由国民在漩涡里沉浮、挣扎…… 5年后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折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官员及其智囊没有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5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
“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里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难题。
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了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的良性和有序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妥协精神的确立、在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就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幸福的光明未来，并逐步有效缓解并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却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一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撞车。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
而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李克强经济学”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或遇到挑战，那么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而且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就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疾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就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疾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的时间。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
“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将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到一些经济供求面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一百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但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之中。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却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事实上。过去5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但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一切都与未来的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但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该文摘自邱震海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