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但社会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矛盾依然存在，从哲学的角度，应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看待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著名哲学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孙正聿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哲学的双重使命

　　南风窗：今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热情赞扬了马克思在学术上和指导人类解放的革命上的丰功伟绩。你怎么评价今天中国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
　　孙正聿：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起了双重的使命。一方面它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它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的一个总体判断。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我们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了改革开放所必要的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打好了思想基础。此外，当我们说到真理、说到解放思想的问题的时候，就要重新去思考对于真理本身的理解。我做了一个概括，叫“常识的表象之真、科学的本质之真、哲学的理念之真”。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它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理念，或者说它在哲学理念的层次上，支撑着改革开放。
　　而哲学要推进社会解放思想，是同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分不开的。哲学自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了五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它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中解放出来，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这五方面的解放，才能够出现哲学理论探讨的拓展和深化。也正由于哲学自身实现了思想解放，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一种哲学层次的新的理解；才能够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从而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南风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到今天，在新时期是否有新的挑战，继续去适应快速变化的发展现状？
　　孙正聿：毫无疑问。哲学如果没有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就承担不起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这样一个重大使命。
　　改革开放40年来，哲学适应着改革开放，它自身发生着深层观念上的、理念上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原来都说世界观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然而，如果我们是历史地而不是非历史地看问题，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断变化的。当世界图景变了，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一系列的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原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述中，没有凸显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重要地位。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更为自觉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改革开放。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变化了，那么对于世界观、对于什么叫作本体、什么叫作反思、哲学如何存在、哲学如何进行工作都发生一系列变化了。哲学工作应该是：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也正因为哲学自身思想解放了，哲学自身的观念变革了，它才能够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

　　南风窗：古老的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哲学王国，今天的民族复兴、民族自信，都强调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怎样摆放两者的位置？如何通过交流碰撞乃至融合，共同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呢？
　　孙正聿：首先，是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的东西，它吸收了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离开对文明的总体思考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如果认为中国的哲学只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理论表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理论表现，那就简单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了。所以，特别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那么理所当然地，它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概括、总结、积淀和升华。
　　此外，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文明传统，我在《哲学通论》里强调，哲学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就是说哲学肯定有它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它自己的民族精神，所以哲学是有民族性的，我们应当重视自己本民族的文明传统、文化精神传统，其中包括哲学传统。
　　在我看来，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我们到底是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要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文明的总体背景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指导思想和文化血脉的统一。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它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理念，或者说它在哲学理念的层次上，支撑着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认为这里边的“不忘本来”，第一个不忘的“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通常人们认为的“不忘本来”是不忘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不忘两个“本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不忘这两个“本来”，才能把指导思想和文化血脉统一起来。

40年的深刻变革

　　南风窗：马克思说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是否也可以用于解释改革开放的初衷？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改革开放”呢？
　　孙正聿：这就触及到改革开放的一个最根本的理念了，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到今天仍然应该坚持的基本理念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呢？答案就是你引证的马克思这句话。
　　其实这个更标准的表述是什么呢，是恩格斯说的“马克思发现了这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够从事其他的各种活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才能好起来，小平把它叫作“富起来”。怎么才能富起来呢？发展才是硬道理！
　　南风窗：哲学地看，当前的“改革开放”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又有何不同呢？
　　孙正聿：有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对于中国这40年来的发展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叫作“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个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富起来。而现在已经过去40年，根本问题转变为强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凝练形成了许多新的理念，比如说现在讨论最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新发展理念。
　　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40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这种深刻的变化，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当然也变了。它要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中国所面对的新的历史任务，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历史眼光里的40年

　　南风窗：从解放思想和解放人类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哪些成就？其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规律或理论依据？
　　孙正聿：最直观的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了。我今年72岁了，我是最有切身体会的。
　　改革开放前30年，改革开放后40年，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改革开放前，那时候吃粗粮、穿布衣、住平房、骑自行车、做广播体操，现在是吃细粮、穿时尚、住洋房、开私家车、跳广场舞。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最直观的、最朴素的，但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这也是最深刻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说人们首先追求的就是生活要好起来。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专题采访，你幸福么？怎么看待幸福与否，就是怎么看改革开放这个巨大变化。人是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存在，人的生活幸福与否，要看这三个：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对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对人的伦理需要的满足。你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改革开放40年，就知道变化太深刻了。
　　我特别强调哲学研究，包括所有的理论研究，也包括大家看待问题，一定要注重历史的解释原则，历史地去提出问题，你不能离开历史去看问题。有的人说，不就是因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搞得现在贫富差距大。但是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能发展起来么？马克思说过，任务本身，只有在完成任务的条件具备时，才会被提出来。只有发展了，经济上去了，才会凸显公平、正义问题，才会有条件去解决这个问题。新的发展理念，正是在中国“富起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就完全看不懂中国的现实了。
　　南风窗：恩格斯说，“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总是以退步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进步”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倒退式进步”呢？
　　孙正聿：最有标志性的就是我们又搞市场经济了。社会进步应该是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原来最基本的一个思路和逻辑。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理念上的变革，就是他在南方讲话时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所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以一种退步的方式实现进步。

人的生活幸福与否，要看这三个：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对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对人的伦理需要的满足。

　　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市场经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说了，即使我们发现了历史运动的规律，但是历史本身是不能跳跃的。所以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不解决现代化的进程衔接，实际上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但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跳过文明发展所必需经历的阶段。
　　我们看资本，看市场经济，应该看到它的双重性，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说，资本主义好像从地底下召唤出无数的生产力，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创造出了人类几千年没有创造出的奇迹。他们认为离开它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了，资产阶级这种文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中去了。那这不是退步么？但是呢，它实现的是另一个进步—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就是必须要历史地看问题。当然对于这个“以退步的形式实现的进步”，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哲学上叫作“否定之否定”。它的意思就是，似乎重复了以前的东西，但它不是完全重复，它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过程。恩格斯所说的以退步的形式实现进步也好，片面性形式也好，说的是历史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它必然显现出一些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我们以这四个“不是”去看待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当然也就不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视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翻版”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南风窗：即便改革开放已经40周年，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以奇迹形容毫不为过，这在西方学者圈里也是不否认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恐怕还是千里跬步。怎样认识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位置，关系到我们下一步能否冷静理性地做出决策。对此我们應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孙正聿：有许多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前面说过的，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另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清醒定位。但是，虽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第二位了。所以又可以做出另一个判断，我们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承担起更大的世界性责任。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我们在世界上占有这样一种地位。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水平，需要我们带有反思性地看待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要注重创新、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且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承担起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