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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其在精神领域的核心是高度发展的环境意识｡本文对研究环境意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这有助于明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精神领域的核心坐标系,进而有利于寻求改善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意识;理论回顾
[中图分类号]C1,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59-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精神领域的核心则是高度发展的环境意识｡
一､环境意识的思想轨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坐标
有学者指出,“孔子和老子都认为,与自然保持和谐是最重要的,这比单单谈环境保护要深刻得多”｡这一认识直接道出了我国儒家与道家思想中环境意识的基本特征｡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综观环境意识的前世今生时,往往发现,这一特征的先进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指出的,东方世界观具有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就像一个充满古老智慧的思想坐标,虽然历时久远,但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去引领那些徘徊在现代化的旅途而迷失了生态方向的人们回来追寻｡
(二)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环境意识轨迹
1.环境意识的边缘化与再回归之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巴克尔以及亨廷顿,他们相继阐释的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发展到19世纪中后期,一度影响了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想家｡随着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环境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影响的有限性认识逐渐成为主流｡在此基调之下,环境意识的发展呈现了几条日益边缘化的线索｡一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极端文化主义潮流｡二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主流｡三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生态缺失倾向｡四是社会学研究中人类豁免主义的确立｡以此为线索,环境意识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变成了次要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意识在社会研究领域开始走上了回归之路｡在生态伦理学领域,由施韦兹､辛格､泰勒以及利奥波德分别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开始走向理论中心｡在经济学领域,卡普最早将公害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卡顿和邓拉普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生态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社会学呈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环境意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分｡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出现了环境问题进而环境意识的建构性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环境问题始终是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提出的,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被证明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巴特尔､汉尼根､贝克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开始趋向于环境问题的问题化研究｡“环境问题是如何被大家所意识到的”成为问题的核心,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最终使自己走入公共意识”｡
3.环境意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政治之变｡环境意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回归直接引发了学术界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工业社会文明的集体反思和批判,萌生了从局部的环境主义向伴随全局性变革的生态政治转变的深刻倾向｡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认为,生态危机是父权制的产物,女性附属地位的改变对生态危机的缓解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生态学学者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生态危机的主因｡因此强调要对“人类”的概念进行细分,并提出弘扬社会正义的解决思路｡由挪威哲学家纳斯创立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则将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归结为环境恶化之源,主张以分散化的､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社区取代现在大规模聚集的人类生存方式,以生物或生态中心取代人类中心｡在生活上提倡绿色消费主义,在政治上提倡绿色政治｡
可以发现,这一反思和批判过程体现了环境意识指向的深刻变迁,蕴涵着现代环境意识的社会思想,不再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补丁,而是具有了颠覆性的力量｡它期待一种新的生态文明,以取代——曾经取代了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
二､环境意识的理论脉络
概括说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围绕环境意识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意识的内涵与概念
“环境意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杂概念”｡虽然这一单词在1933年已经出现,但赋予其现代内涵大体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关于环境意识内涵与概念的不同主张及见解也主要见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区间之中｡
在这一时期,国际上关于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探讨构成了环境意识概念的重要内涵——“其含义与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1968年,美国学者Roth针对当时媒体所渲染的公民中的环境盲(Environmental Illiterates)现象,提出了环境素养的概念｡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以环境素养为题报告指出,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发展环境素养,而环境素养则包含人与其环境关系发展的新的认识､知识､概念和态度｡美国学者Rosalyn Mckeown-Ice于1999-2000年进一步提出环境素养具有7方面特征: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敏感性;二是了解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三是了解有关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四是了解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五是了解环境问题;六是拥有分析环境问题的技能;七是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对环境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中国对环境意识概念的采用与理论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日渐活跃｡一般认为,环境意识就是一种认识,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国际上对环境素养的界定方式,认为环境意识还包含着实践要素和行动维度｡
(二)环境意识的层次与结构
一般而言,层次划分涉及到纵､横两个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是从环境意识的内涵出发,按照从对环境的感观认识到自觉参与环境保护行为倾向之间的不同的层次进行区分,表现为环境意识光谱中从浅绿到深绿的递进分布形态｡横向方面则主要根据环境意识的不同形式进行划分｡从形式上,环境意识可以被分为个体环境意识和群体(社会)环境意识｡
与此不同,前述Hungerford､陈飞星等人则同时采用了纵横两方面视角来划分环境意识的层次｡在每个横向层次上都可以各自对应所有的纵向层次,从而形成了矩阵型的平面环境意识结构｡王民按照环境意识的层次､部分､同层次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立体的环境意识结构｡进而,杨莉等人在详细划分了环境意识纵横方向的层次以外,又为其添加了时空维度｡这一认识突破了环境意识已有的矩阵型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进一步刻画了环境意识的多维结构特征｡
(三)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影响
人类的环境意识在近50年来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在这一认识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方面的倾向｡一是强调环境意识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这一特定的客观存在”｡二是强调环境意识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出现｡
在此,对环境意识发挥影响和作用的具体社会机制进行识别成为问题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识别过程可能也会对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作出解释｡汉尼根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的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社会建构的过程,勃格和勒克曼也指出,要建构某种主观现实,只要知道关于它的知识､合理性常识以及传播手段,就可以使其在社会共同体中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一般认为,环境意识的产生与作用都要遵循同样的社会建构过程｡洪大用教授因此指出,运用建构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作为一种观念的环境问题,分析其建构的社会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环境意识的测评､比较与分析
定量､数理研究与经验调查是环境意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环境意识(环境素养)进行测评的研究倾向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在数理方法方面,Hungerford等人做了环境素养组成部分的层次模型分析并创建了环境素养模式,Sia则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素养模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Hines和Marcinkowski等人又先后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修改和分析｡经验调查方面,邓拉普以“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为理论假设进行了量表设计与调查,英格尔哈特则以4-12个项目来测量公众的价值倾向(包括物质主义倾向与后物质主义倾向),发掘价值倾向与环境意识水平之间的关系｡
迟于国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对环境意识进行数量化分析的重视倾向,但在相关的调查与实证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洪大用将环境意识的综合概念进行分解,制定了包含4组13项19道问题的环境意识总加权量表｡陈德权等按照目标层､单元层与次元层的划分方法设立环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谭千保等则对学生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问卷的建构程序与测试方法进行了讨论｡
(五)环境意识的培育､保护与提高
在国外研究中,对诸多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改革与环境教育､政府与公众团体的协作以及公众价值倾向等方面｡
国内对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同样强调环境教育｡除此之外,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的研究更为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行为､媒体宣传等方面｡尤其认为经济发展是提高环境意识的根本背景,政府是推动公众环境意识提高的行为主体,教育和大众传播是政府推动环境意识提高的主要载体,相关制度和法规是政府推动的主要形式｡有研究显示,我国环保工作以及公众的环境意识都存在着明显的政府依赖型特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西方则是自下而上,从而使得国内外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
三､环境意识的思想回顾与理论总结
综观环境意识研究将近50年的已有成果,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已涵盖了环境意识论领域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方面,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树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形象｡
首先,已有的研究缺乏一个统一或者兼容的思想框架｡有学者虽然不断尝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如政治经济学范式､系统论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整合研究范式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范式能够统一多元化的研究思想｡这一局面大大降低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知识累积效果｡
其次,虽然对于环境意识的产生､作用､培养､提高等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已有文献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相关的对策建议也在不断提出,但是对问题的核心部分——环境意识产生和作用的深层社会机制,还没有给出完善的理论解释｡这也正是使相关对策建议的主要理论基础仍然薄弱的原因｡
再次,在西方相关研究的理论视野中,纵向的社会设置如大众传媒､环境教育等受到较多的关注,横向的民间环保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被直接作为一个发育成熟的因素加以考虑｡但在西方直接的环境意识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明确纳入大的社会转型和组织､制度变迁的背景,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也是最为深刻和深远的现实背景之一｡不关注这一背景,就有可能误解环境意识的形成机制,失去重塑环境意识的良机｡
责任编辑 邹顺桥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意识;理论回顾
[中图分类号]C1,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59-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精神领域的核心则是高度发展的环境意识｡
一､环境意识的思想轨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坐标
有学者指出,“孔子和老子都认为,与自然保持和谐是最重要的,这比单单谈环境保护要深刻得多”｡这一认识直接道出了我国儒家与道家思想中环境意识的基本特征｡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综观环境意识的前世今生时,往往发现,这一特征的先进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指出的,东方世界观具有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就像一个充满古老智慧的思想坐标,虽然历时久远,但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去引领那些徘徊在现代化的旅途而迷失了生态方向的人们回来追寻｡
(二)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环境意识轨迹
1.环境意识的边缘化与再回归之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巴克尔以及亨廷顿,他们相继阐释的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发展到19世纪中后期,一度影响了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想家｡随着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环境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影响的有限性认识逐渐成为主流｡在此基调之下,环境意识的发展呈现了几条日益边缘化的线索｡一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极端文化主义潮流｡二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主流｡三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生态缺失倾向｡四是社会学研究中人类豁免主义的确立｡以此为线索,环境意识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变成了次要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意识在社会研究领域开始走上了回归之路｡在生态伦理学领域,由施韦兹､辛格､泰勒以及利奥波德分别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开始走向理论中心｡在经济学领域,卡普最早将公害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卡顿和邓拉普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生态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社会学呈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环境意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分｡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出现了环境问题进而环境意识的建构性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环境问题始终是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提出的,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被证明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巴特尔､汉尼根､贝克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开始趋向于环境问题的问题化研究｡“环境问题是如何被大家所意识到的”成为问题的核心,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最终使自己走入公共意识”｡
3.环境意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政治之变｡环境意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回归直接引发了学术界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工业社会文明的集体反思和批判,萌生了从局部的环境主义向伴随全局性变革的生态政治转变的深刻倾向｡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认为,生态危机是父权制的产物,女性附属地位的改变对生态危机的缓解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生态学学者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生态危机的主因｡因此强调要对“人类”的概念进行细分,并提出弘扬社会正义的解决思路｡由挪威哲学家纳斯创立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则将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归结为环境恶化之源,主张以分散化的､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社区取代现在大规模聚集的人类生存方式,以生物或生态中心取代人类中心｡在生活上提倡绿色消费主义,在政治上提倡绿色政治｡
可以发现,这一反思和批判过程体现了环境意识指向的深刻变迁,蕴涵着现代环境意识的社会思想,不再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补丁,而是具有了颠覆性的力量｡它期待一种新的生态文明,以取代——曾经取代了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
二､环境意识的理论脉络
概括说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围绕环境意识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意识的内涵与概念
“环境意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杂概念”｡虽然这一单词在1933年已经出现,但赋予其现代内涵大体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关于环境意识内涵与概念的不同主张及见解也主要见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区间之中｡
在这一时期,国际上关于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探讨构成了环境意识概念的重要内涵——“其含义与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1968年,美国学者Roth针对当时媒体所渲染的公民中的环境盲(Environmental Illiterates)现象,提出了环境素养的概念｡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以环境素养为题报告指出,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发展环境素养,而环境素养则包含人与其环境关系发展的新的认识､知识､概念和态度｡美国学者Rosalyn Mckeown-Ice于1999-2000年进一步提出环境素养具有7方面特征: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敏感性;二是了解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三是了解有关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四是了解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五是了解环境问题;六是拥有分析环境问题的技能;七是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对环境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中国对环境意识概念的采用与理论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日渐活跃｡一般认为,环境意识就是一种认识,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国际上对环境素养的界定方式,认为环境意识还包含着实践要素和行动维度｡
(二)环境意识的层次与结构
一般而言,层次划分涉及到纵､横两个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是从环境意识的内涵出发,按照从对环境的感观认识到自觉参与环境保护行为倾向之间的不同的层次进行区分,表现为环境意识光谱中从浅绿到深绿的递进分布形态｡横向方面则主要根据环境意识的不同形式进行划分｡从形式上,环境意识可以被分为个体环境意识和群体(社会)环境意识｡
与此不同,前述Hungerford､陈飞星等人则同时采用了纵横两方面视角来划分环境意识的层次｡在每个横向层次上都可以各自对应所有的纵向层次,从而形成了矩阵型的平面环境意识结构｡王民按照环境意识的层次､部分､同层次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立体的环境意识结构｡进而,杨莉等人在详细划分了环境意识纵横方向的层次以外,又为其添加了时空维度｡这一认识突破了环境意识已有的矩阵型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进一步刻画了环境意识的多维结构特征｡
(三)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影响
人类的环境意识在近50年来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在这一认识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方面的倾向｡一是强调环境意识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这一特定的客观存在”｡二是强调环境意识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出现｡
在此,对环境意识发挥影响和作用的具体社会机制进行识别成为问题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识别过程可能也会对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作出解释｡汉尼根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的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社会建构的过程,勃格和勒克曼也指出,要建构某种主观现实,只要知道关于它的知识､合理性常识以及传播手段,就可以使其在社会共同体中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一般认为,环境意识的产生与作用都要遵循同样的社会建构过程｡洪大用教授因此指出,运用建构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作为一种观念的环境问题,分析其建构的社会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环境意识的测评､比较与分析
定量､数理研究与经验调查是环境意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环境意识(环境素养)进行测评的研究倾向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在数理方法方面,Hungerford等人做了环境素养组成部分的层次模型分析并创建了环境素养模式,Sia则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素养模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Hines和Marcinkowski等人又先后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修改和分析｡经验调查方面,邓拉普以“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为理论假设进行了量表设计与调查,英格尔哈特则以4-12个项目来测量公众的价值倾向(包括物质主义倾向与后物质主义倾向),发掘价值倾向与环境意识水平之间的关系｡
迟于国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对环境意识进行数量化分析的重视倾向,但在相关的调查与实证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洪大用将环境意识的综合概念进行分解,制定了包含4组13项19道问题的环境意识总加权量表｡陈德权等按照目标层､单元层与次元层的划分方法设立环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谭千保等则对学生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问卷的建构程序与测试方法进行了讨论｡
(五)环境意识的培育､保护与提高
在国外研究中,对诸多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改革与环境教育､政府与公众团体的协作以及公众价值倾向等方面｡
国内对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同样强调环境教育｡除此之外,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的研究更为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行为､媒体宣传等方面｡尤其认为经济发展是提高环境意识的根本背景,政府是推动公众环境意识提高的行为主体,教育和大众传播是政府推动环境意识提高的主要载体,相关制度和法规是政府推动的主要形式｡有研究显示,我国环保工作以及公众的环境意识都存在着明显的政府依赖型特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西方则是自下而上,从而使得国内外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
三､环境意识的思想回顾与理论总结
综观环境意识研究将近50年的已有成果,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已涵盖了环境意识论领域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方面,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树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形象｡
首先,已有的研究缺乏一个统一或者兼容的思想框架｡有学者虽然不断尝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如政治经济学范式､系统论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整合研究范式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范式能够统一多元化的研究思想｡这一局面大大降低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知识累积效果｡
其次,虽然对于环境意识的产生､作用､培养､提高等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已有文献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相关的对策建议也在不断提出,但是对问题的核心部分——环境意识产生和作用的深层社会机制,还没有给出完善的理论解释｡这也正是使相关对策建议的主要理论基础仍然薄弱的原因｡
再次,在西方相关研究的理论视野中,纵向的社会设置如大众传媒､环境教育等受到较多的关注,横向的民间环保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被直接作为一个发育成熟的因素加以考虑｡但在西方直接的环境意识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明确纳入大的社会转型和组织､制度变迁的背景,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也是最为深刻和深远的现实背景之一｡不关注这一背景,就有可能误解环境意识的形成机制,失去重塑环境意识的良机｡
责任编辑 邹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