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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大黄鸭了吗？”成了这个秋天北京人跟小伙伴们打招呼的流行语。从五月开始，一种绰号“大黄鸭”的巨型充气橡皮鸭先后在香港、北京、高雄和桃园县亮相，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还持续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闻话题。
大黄鸭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跨文化符号，天然具有与海外读者的贴近性，因此，“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也自然成了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共同关注的热点事件。
在对大黄鸭的媒体报道中，海外主流媒体深度关注，国内主力外宣平台持续发力，呈现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报道策略。本文介绍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整体表现，并对其中的经验进行初步回顾和剖析。
一、海外媒体：大黄鸭“形象不佳”
在境外主流媒体的文字报道中，来到北京的“大黄鸭”似乎形象不佳：他们反复提及散布在各地的山寨复制品，调侃因拼接错误而导致初次亮相“鸭嘴下垂”，吐槽北京“大黄鸭”入住收费公园有偿展示，还间接提到某知名烤鸭店挂出大黄鸭打出的烤鸭广告。
山寨大黄鸭是外电关注的首要问题。几乎所有外电都引用了《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今日美国报》和法新社等媒体引用那篇评论，指出中国的党报也“看不惯”这种抄袭现象，官方认为“山寨鸭”在给中国的形象抹黑。
《今日美国报》的文章说，党报发表的评论强烈批评山寨鸭，称其“缺乏原创”，可以看出“山寨鸭”非但没能取悦官方，反而是惹恼了中共。法新社则是直接大篇幅转引了《人民日报》的评论。
外电报道将“山寨鸭”的产生，归咎于中国商人追逐暴利。报道将山寨大黄鸭的出現类比中国的山寨手机产业，甚至还发挥想象，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指责中国官方故意修改统计信息。
法新社在六月至九月连发三篇文章，持续关注中国的“山寨鸭”。有意思的是，标题和内容越来越灵活和丰富。
6月1日的报道中，标题选用“imitators”（抄袭者）和“copy”（复制）。而到9月6日的文章，标题则选用了词组“quake up”。“quack”作动词，特指“鸭子嘎嘎叫”，而做形容词时，意为骗人的、冒牌的，标题一语双关。
法新社的三篇文章在话题上也不断扩充。9月6日的报道聚焦于北京大黄鸭放在收费公园有偿展示上。文章开头说霍夫曼认为“大黄鸭”是“友好的，无边界的，”但在北京要花钱买票才能看，无疑阻挡了一部分观众，有悖创作者的初衷。
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通过引用游客的话，做出了平衡观点的努力，指出对于收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北京观众都不能理解和接受。
两天后，路透社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注的是大黄鸭在园博园首秀出现“鸭嘴下垂”的现象。文章借用网友创作的段子，将这次拼装错误调侃为“躲避烤鸭店”。
路透社的文章说，“这种错误拼接引来了一位网友的幽默联想，他觉得大黄鸭之所以看起来像一只小鸡，就是为避免被北京的烤鸭店抓去。”
通观主要外电关于大黄鸭的报道，可以看到引语多采自游客，还使用了大量来自社交网络的热门表达，而引用外宣媒体稿件并不多，主要引用的是官方媒体批评山寨文化的评论。
外媒涉猎的角度比较有限，有的将“大黄鸭”报道进一步发挥，点评中国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问题。有些稿子国内读者读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没有切身体会的外国读者看来，可能就会信以为真，并觉得是“生动而贴近实际”了。
二、国内媒体：大黄鸭“引人深思”
1. 直面问题
外电引用最多的，是《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这条评论没有深究版权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讲跟风潮。评论说，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新华社在同日也刊发了《连大黄鸭都要“山寨”，创造力何在》，次日则点出《山寨“大黄鸭”盛行背后的社会病》，强调如果没有对于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真正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8月中旬的一篇评论再次不留情面地指出，山寨文化的盛行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从主观上看，是为迎合众人虚荣、盲目崇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正在消解掉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大、假、空”成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关键词。
10月7日，新华社刊出《山寨大黄鸭热卖折射尊重创意任重道远》指出，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一直有山寨追随，这种对创意的肆意践踏、毫无敬畏与尊重，让人深感遗憾和气愤。
大黄鸭结束在北京的展览之后，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新华社10月31日对外播发了《大黄鸭效应让中国人反思文化创意“短板”》，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大黄鸭遭遇到的种种山寨尴尬，对文化和制度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应该说，从传播效果上来说，国内主流媒体的主动“自我批评”以客观中立的形式展示了我们直面问题的决心和推动创新的共识，对于中国形象是加分的。
2. 巧妙关联
在国内媒体的大黄鸭报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反思山寨文化，也谈到其他社会问题。北京的雾霾，让大黄鸭“孤独在四野的茫然中”，在加上网友们PS大黄鸭戴口罩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北京雾霾破表 大黄鸭灰头土脸》，香港《文汇报》也用了“雾霾袭华北 大黄鸭变‘灰鸭’”这样生动的标题。大黄鸭避风放气倒在昆明湖上，被很多媒体形象地称为“累倒了”，并将原因归咎于超负荷的“十一”黄金周和那人山人海的游客。
大黄鸭在香港时，出现“意外”，突然“瘫”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上。有网民爆料说是内地游客扔烟头儿所致，最后央视新闻也出面澄清。但大陆游客在香港的微妙地位无疑引起了读者的好奇。
在一系列话题中，大黄鸭无辜地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但是在博得读者一乐的同时，它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社会其他问题的反思。这个大萌物始终保持着它的招牌微笑，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环境、旅游、文化差异等各种社会问题。 台港澳媒体对大黄鸭显示出了极高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三地主要华文媒体发表了近三百篇有关大黄鸭的报道，详细涵盖了大黄鸭在华旅程的一举一动。而香港的英文版《南华早报》从三月份开始持续跟踪报道，截止十月底，发表了约40篇大黄鸭报道。这些报道中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一大批从文化视角解析“大黄鸭为什么受欢迎”的专栏文章，透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
不少文章提出大黄鸭是为了“致我们终将失去的童年”，因为它代表着快乐与童真，承载了许多人的灵感与梦想。
在这个话题上，新华社也给出了一个别致的答案。《新华每日电讯》5月24日发表的《大黄鸭为何如此受欢迎》指出，让大黄鸭受到如此瞩目的，恰恰是它的“奇怪”。文章说，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帶有些许保守色彩的，但情况正在一点点改变。大黄鸭这样与众不同的事物，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间。中国人对大黄鸭的殷切和友善中，其实寄存着人们对文化变迁的期望。
三、启示
回顾这场大黄鸭新闻战，我们可以发现，外媒的报道从立场上说总体是客观的，但有时候仍然习惯性地“数落”中国，对中国的事物使用指责的口吻，给读者传递不少隐含的负能量。从技术角度，外媒利用现场采访和社交网络充实文章内容，同时也更好地整合大黄鸭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展出情况，更适宜海外读者。
笔者认为，外宣媒体在此次报道大黄鸭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一是要直面问题。
国内山寨文化由来已久，且是客观存在的。大黄鸭被山寨仿造几乎是当前发展阶段商家们的必然选择。外宣媒体在报道山寨大黄鸭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符合世界通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和道德准则。及时、到位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平衡并影响了外媒对山寨鸭的报道。
二是要把握好关联。
正如纽约时报中文网9月18日刊登的《中国式凝视造就大黄鸭》一文所说，大黄鸭中国之行，已经超越艺术观赏层面，成为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社会话题。“不论大黄鸭身处何处，考虑到它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看着它所处的永远有一种城乡结合部气质的周边景观，我们感受到的已经不是这只鸭子，而是中国。”
这种便利的联想有些时候会被海外媒体用来讽刺中国，而国内外宣媒体也可以以大黄鸭这个人们容易理解的跨文化标签作为连接点，利用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萌物，增加报道的生动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有效地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
三是要突出地域特色。
大黄鸭在几年间已经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其本身拥有良好的辨识度和吸引力。如何让读者在看过那许多大黄鸭之后，记住来到中国的大黄鸭的故事和画面，值得细心策划和布局。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台港澳媒体推出的名家专栏方式，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
大黄鸭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跨文化符号，天然具有与海外读者的贴近性，因此，“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也自然成了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共同关注的热点事件。
在对大黄鸭的媒体报道中，海外主流媒体深度关注，国内主力外宣平台持续发力，呈现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报道策略。本文介绍海外媒体和国内外宣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整体表现，并对其中的经验进行初步回顾和剖析。
一、海外媒体：大黄鸭“形象不佳”
在境外主流媒体的文字报道中，来到北京的“大黄鸭”似乎形象不佳：他们反复提及散布在各地的山寨复制品，调侃因拼接错误而导致初次亮相“鸭嘴下垂”，吐槽北京“大黄鸭”入住收费公园有偿展示，还间接提到某知名烤鸭店挂出大黄鸭打出的烤鸭广告。
山寨大黄鸭是外电关注的首要问题。几乎所有外电都引用了《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今日美国报》和法新社等媒体引用那篇评论，指出中国的党报也“看不惯”这种抄袭现象，官方认为“山寨鸭”在给中国的形象抹黑。
《今日美国报》的文章说，党报发表的评论强烈批评山寨鸭，称其“缺乏原创”，可以看出“山寨鸭”非但没能取悦官方，反而是惹恼了中共。法新社则是直接大篇幅转引了《人民日报》的评论。
外电报道将“山寨鸭”的产生，归咎于中国商人追逐暴利。报道将山寨大黄鸭的出現类比中国的山寨手机产业，甚至还发挥想象，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指责中国官方故意修改统计信息。
法新社在六月至九月连发三篇文章，持续关注中国的“山寨鸭”。有意思的是，标题和内容越来越灵活和丰富。
6月1日的报道中，标题选用“imitators”（抄袭者）和“copy”（复制）。而到9月6日的文章，标题则选用了词组“quake up”。“quack”作动词，特指“鸭子嘎嘎叫”，而做形容词时，意为骗人的、冒牌的，标题一语双关。
法新社的三篇文章在话题上也不断扩充。9月6日的报道聚焦于北京大黄鸭放在收费公园有偿展示上。文章开头说霍夫曼认为“大黄鸭”是“友好的，无边界的，”但在北京要花钱买票才能看，无疑阻挡了一部分观众，有悖创作者的初衷。
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通过引用游客的话，做出了平衡观点的努力，指出对于收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北京观众都不能理解和接受。
两天后，路透社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注的是大黄鸭在园博园首秀出现“鸭嘴下垂”的现象。文章借用网友创作的段子，将这次拼装错误调侃为“躲避烤鸭店”。
路透社的文章说，“这种错误拼接引来了一位网友的幽默联想，他觉得大黄鸭之所以看起来像一只小鸡，就是为避免被北京的烤鸭店抓去。”
通观主要外电关于大黄鸭的报道，可以看到引语多采自游客，还使用了大量来自社交网络的热门表达，而引用外宣媒体稿件并不多，主要引用的是官方媒体批评山寨文化的评论。
外媒涉猎的角度比较有限，有的将“大黄鸭”报道进一步发挥，点评中国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问题。有些稿子国内读者读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没有切身体会的外国读者看来，可能就会信以为真，并觉得是“生动而贴近实际”了。
二、国内媒体：大黄鸭“引人深思”
1. 直面问题
外电引用最多的，是《人民日报》6月3日刊发的评论《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这条评论没有深究版权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讲跟风潮。评论说，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新华社在同日也刊发了《连大黄鸭都要“山寨”，创造力何在》，次日则点出《山寨“大黄鸭”盛行背后的社会病》，强调如果没有对于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真正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8月中旬的一篇评论再次不留情面地指出，山寨文化的盛行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从主观上看，是为迎合众人虚荣、盲目崇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正在消解掉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大、假、空”成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关键词。
10月7日，新华社刊出《山寨大黄鸭热卖折射尊重创意任重道远》指出，大黄鸭的中国之旅一直有山寨追随，这种对创意的肆意践踏、毫无敬畏与尊重，让人深感遗憾和气愤。
大黄鸭结束在北京的展览之后，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新华社10月31日对外播发了《大黄鸭效应让中国人反思文化创意“短板”》，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大黄鸭遭遇到的种种山寨尴尬，对文化和制度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应该说，从传播效果上来说，国内主流媒体的主动“自我批评”以客观中立的形式展示了我们直面问题的决心和推动创新的共识，对于中国形象是加分的。
2. 巧妙关联
在国内媒体的大黄鸭报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反思山寨文化，也谈到其他社会问题。北京的雾霾，让大黄鸭“孤独在四野的茫然中”，在加上网友们PS大黄鸭戴口罩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北京雾霾破表 大黄鸭灰头土脸》，香港《文汇报》也用了“雾霾袭华北 大黄鸭变‘灰鸭’”这样生动的标题。大黄鸭避风放气倒在昆明湖上，被很多媒体形象地称为“累倒了”，并将原因归咎于超负荷的“十一”黄金周和那人山人海的游客。
大黄鸭在香港时，出现“意外”，突然“瘫”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上。有网民爆料说是内地游客扔烟头儿所致，最后央视新闻也出面澄清。但大陆游客在香港的微妙地位无疑引起了读者的好奇。
在一系列话题中，大黄鸭无辜地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但是在博得读者一乐的同时，它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社会其他问题的反思。这个大萌物始终保持着它的招牌微笑，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环境、旅游、文化差异等各种社会问题。 台港澳媒体对大黄鸭显示出了极高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三地主要华文媒体发表了近三百篇有关大黄鸭的报道，详细涵盖了大黄鸭在华旅程的一举一动。而香港的英文版《南华早报》从三月份开始持续跟踪报道，截止十月底，发表了约40篇大黄鸭报道。这些报道中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一大批从文化视角解析“大黄鸭为什么受欢迎”的专栏文章，透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
不少文章提出大黄鸭是为了“致我们终将失去的童年”，因为它代表着快乐与童真，承载了许多人的灵感与梦想。
在这个话题上，新华社也给出了一个别致的答案。《新华每日电讯》5月24日发表的《大黄鸭为何如此受欢迎》指出，让大黄鸭受到如此瞩目的，恰恰是它的“奇怪”。文章说，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帶有些许保守色彩的，但情况正在一点点改变。大黄鸭这样与众不同的事物，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间。中国人对大黄鸭的殷切和友善中，其实寄存着人们对文化变迁的期望。
三、启示
回顾这场大黄鸭新闻战，我们可以发现，外媒的报道从立场上说总体是客观的，但有时候仍然习惯性地“数落”中国，对中国的事物使用指责的口吻，给读者传递不少隐含的负能量。从技术角度，外媒利用现场采访和社交网络充实文章内容，同时也更好地整合大黄鸭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展出情况，更适宜海外读者。
笔者认为，外宣媒体在此次报道大黄鸭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一是要直面问题。
国内山寨文化由来已久，且是客观存在的。大黄鸭被山寨仿造几乎是当前发展阶段商家们的必然选择。外宣媒体在报道山寨大黄鸭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符合世界通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和道德准则。及时、到位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平衡并影响了外媒对山寨鸭的报道。
二是要把握好关联。
正如纽约时报中文网9月18日刊登的《中国式凝视造就大黄鸭》一文所说，大黄鸭中国之行，已经超越艺术观赏层面，成为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社会话题。“不论大黄鸭身处何处，考虑到它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看着它所处的永远有一种城乡结合部气质的周边景观，我们感受到的已经不是这只鸭子，而是中国。”
这种便利的联想有些时候会被海外媒体用来讽刺中国，而国内外宣媒体也可以以大黄鸭这个人们容易理解的跨文化标签作为连接点，利用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萌物，增加报道的生动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有效地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
三是要突出地域特色。
大黄鸭在几年间已经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其本身拥有良好的辨识度和吸引力。如何让读者在看过那许多大黄鸭之后，记住来到中国的大黄鸭的故事和画面，值得细心策划和布局。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台港澳媒体推出的名家专栏方式，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