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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双赢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28-0033-02
2018年2月15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以《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促进、规范、保障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为目标，对学校与企业双方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为校企合作的顺利、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以往的法律法规不同，本次出台的《办法》对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义务和责任给予了特别强调。其中，第六条指出，“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第十条则明确要求，“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第十九条指出，“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相应政策支持”，“各级工业和信息化行政部门应当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作为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及其他有关示范企业评选的重要指标”。
多年来，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虽然一直被高度重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比如宁波市早在2011年就开全国先河出台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但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大多停留在“鼓励”“提倡”“应当”等层面，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广大企业并未由此真正感受到压力，导致很多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表面上繁荣，实际是走走过场，始终走不出“握手、签字、剪彩、挂牌、合影、报道，之后便不了了之”的怪圈，很难有实质性的合作，或是即使合作了，也难以持久与深入。造成这一怪象的根源在于很多校企合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职业学校兴高采烈，企业一方却冷若冰霜，“冷热两张皮”。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分析认为，企业不愿参与校企合作，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企业没有必须合作的压力。于是，呼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此番出台的《办法》，作为全国最具权威的校企合作法规文件，分别从“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奖励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标杆企业等多个维度，通过“软硬兼施”“奖罚并举”的办法，尝试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校企合作“一厢情愿”的难题，实可谓标本兼治的良策。
然而，依笔者之见，解决企业不愿参与校企合作的问题，增加“压力”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激发“动力”或许更加有效。众所周知，“加压”之策需要有配套、有效、持久的监控措施作为后盾，方能发挥作用。而在我国，企业面广量大、种类繁多，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又比较突出，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众多。如此国情之下，真要对企业的“校企合作”情况进行监控，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有法不依”，或者打了折扣实施，长此以往，法律法规就会形同虚设，最终将因“法难责众”而变成一纸空文。而如果将增加“压力”变为激发“动力”，让企业与职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中都能有利可图，实现“双赢”，则较容易形成源于企业内部的深层、持久的原生动力。
说到“动力”，按照国人的常规思维，很容易联想到给企业发补贴、免税收，或给予其专项经济补偿，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企业是“向利”的，为了谋利企业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同样，要想让企业顺从而为，只要给予利益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毋庸讳言，这一法则在少数“唯利是图”的商人身上确实能够得到应验，但更有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并非财迷心窍，他们办企业或为证明自身的能力，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为安置就业普度众生。在这些企业家的脑海里，通过校企合作来助力职业教育，本来就是“双赢”之举，只不过现有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校企合作的有序开展，是诸如安全、秩序、时间、成本、资源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阻碍着校企合作，才导致他们对校企合作“爱莫能助”。
一个比较典型的原则问题就是安全。安全生产是所有企业非常看重且必须坚守的底线，任何挑战底线的行为都会将企业推向绝境。所以，相比经济损失，企业更加在乎生产的安全。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决定了实习管理的难度，许多学校的“放羊式”实习管理又进一步增加了实习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少数职业学校受条件限制或缺乏安全意识，很少对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导致企业对安全的担心远超出对于校企合作的热情，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即便是在新出台的《办法》中，对于实习“安全”的考虑也只是站在学生的角度，要求“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根据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健全学生权益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而学生实习给企业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只字未提，只能由企業独自承担。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向服务。在以往的校企合作之中，我们大都倾向于将职业学校看作“弱者”，而把企业当成“慈善机构”，要求企业设立奖学金、捐赠实训设备、共建实训室、接纳师生实习等。但凡校企合作，都是强调让企业出资“放血”，而闭口不提职业学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服务。唯一能够称得上“稀缺”资源的学生实习，往往还被暗中附加了实习费“返点”的“潜规则”条件。《办法》第六条要求“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但对于企业急需的技术攻关、科研支持、产品转型、管理升级等，则很少有学校有能力、有意识提供服务。可以想象，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自然不可能持久。
例子还有许多，无需一一列举。笔者只是觉得，既为校企“合作”，就得换位思考，讲求相互平等、双方责权利对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施舍。我们的政策，既要让职业学校从校企合作中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又要让企业从中体会到安全感和获得感，不能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或以担心“政府财政的钱进了私人腰包”为借口，处处对企业加以防范。否则，感受不到“双赢”的企业，定然不会对校企合作给予发自内心的支持。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28-0033-02
2018年2月15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以《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促进、规范、保障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为目标，对学校与企业双方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为校企合作的顺利、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以往的法律法规不同，本次出台的《办法》对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义务和责任给予了特别强调。其中，第六条指出，“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第十条则明确要求，“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第十九条指出，“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相应政策支持”，“各级工业和信息化行政部门应当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作为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及其他有关示范企业评选的重要指标”。
多年来，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虽然一直被高度重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比如宁波市早在2011年就开全国先河出台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但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大多停留在“鼓励”“提倡”“应当”等层面，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广大企业并未由此真正感受到压力，导致很多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表面上繁荣，实际是走走过场，始终走不出“握手、签字、剪彩、挂牌、合影、报道，之后便不了了之”的怪圈，很难有实质性的合作，或是即使合作了，也难以持久与深入。造成这一怪象的根源在于很多校企合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职业学校兴高采烈，企业一方却冷若冰霜，“冷热两张皮”。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分析认为，企业不愿参与校企合作，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企业没有必须合作的压力。于是，呼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此番出台的《办法》，作为全国最具权威的校企合作法规文件，分别从“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奖励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标杆企业等多个维度，通过“软硬兼施”“奖罚并举”的办法，尝试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校企合作“一厢情愿”的难题，实可谓标本兼治的良策。
然而，依笔者之见，解决企业不愿参与校企合作的问题，增加“压力”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激发“动力”或许更加有效。众所周知，“加压”之策需要有配套、有效、持久的监控措施作为后盾，方能发挥作用。而在我国，企业面广量大、种类繁多，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又比较突出，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众多。如此国情之下，真要对企业的“校企合作”情况进行监控，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有法不依”，或者打了折扣实施，长此以往，法律法规就会形同虚设，最终将因“法难责众”而变成一纸空文。而如果将增加“压力”变为激发“动力”，让企业与职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中都能有利可图，实现“双赢”，则较容易形成源于企业内部的深层、持久的原生动力。
说到“动力”，按照国人的常规思维，很容易联想到给企业发补贴、免税收，或给予其专项经济补偿，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企业是“向利”的，为了谋利企业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同样，要想让企业顺从而为，只要给予利益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毋庸讳言，这一法则在少数“唯利是图”的商人身上确实能够得到应验，但更有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并非财迷心窍，他们办企业或为证明自身的能力，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为安置就业普度众生。在这些企业家的脑海里，通过校企合作来助力职业教育，本来就是“双赢”之举，只不过现有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校企合作的有序开展，是诸如安全、秩序、时间、成本、资源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阻碍着校企合作，才导致他们对校企合作“爱莫能助”。
一个比较典型的原则问题就是安全。安全生产是所有企业非常看重且必须坚守的底线，任何挑战底线的行为都会将企业推向绝境。所以，相比经济损失，企业更加在乎生产的安全。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决定了实习管理的难度，许多学校的“放羊式”实习管理又进一步增加了实习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少数职业学校受条件限制或缺乏安全意识，很少对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导致企业对安全的担心远超出对于校企合作的热情，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即便是在新出台的《办法》中，对于实习“安全”的考虑也只是站在学生的角度，要求“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根据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健全学生权益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而学生实习给企业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只字未提，只能由企業独自承担。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向服务。在以往的校企合作之中，我们大都倾向于将职业学校看作“弱者”，而把企业当成“慈善机构”，要求企业设立奖学金、捐赠实训设备、共建实训室、接纳师生实习等。但凡校企合作，都是强调让企业出资“放血”，而闭口不提职业学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服务。唯一能够称得上“稀缺”资源的学生实习，往往还被暗中附加了实习费“返点”的“潜规则”条件。《办法》第六条要求“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但对于企业急需的技术攻关、科研支持、产品转型、管理升级等，则很少有学校有能力、有意识提供服务。可以想象，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自然不可能持久。
例子还有许多，无需一一列举。笔者只是觉得，既为校企“合作”，就得换位思考，讲求相互平等、双方责权利对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施舍。我们的政策，既要让职业学校从校企合作中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又要让企业从中体会到安全感和获得感，不能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或以担心“政府财政的钱进了私人腰包”为借口，处处对企业加以防范。否则，感受不到“双赢”的企业，定然不会对校企合作给予发自内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