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要点，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从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差距等角度分析了农民收入的现状，并从高效设施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风险等方面研究了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最后从促进充分就业、推动创业致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环节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制约因素；增收对策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155
0 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稳定农业基础，也是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更是促进城乡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增幅将由前20、30年的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速增长，加上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发展背景，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农民收入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研究。佟光霁等[1]以安徽省肥西县为研究样本，研究认为，现阶段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交通便捷程度为主的“外生带动型”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而以农民综合素质为主的“内生自主型”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相对较少。姜长云[2]研究认为，从中长期趋势来看，城镇化、老龄化、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资源和要素资本化及垄断深化、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问题等因素，都会对农民增收形成重要影响。二是关于农民增收机制研究。吕美晔等[3]通过分析长三角沪、杭、苏、锡四市农民收入现状、特点等，研究认为，发达地区应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等多方面着手，挖掘农民增收潜力，不断完善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化机制。苏植权等[4]结合广东省情，从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体制设计和市场环境营造等多角度，综合研究农民收入增长保障长效机制建设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三是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马斌等[5]研究认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施会文[6]以江苏省为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中，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著的负效应。总体上看，在相关文献中，以新兴的工贸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差距3个维度进行分析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借鉴有关研究成果，以泰州市为例，在通过与市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以及抽取农户展开调查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目前泰州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供参考。
1 研究地概况
泰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南部与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以及镇江市所辖扬中市隔江相望，东临南通，西接扬州，东北部、北部毗邻盐城、淮安。辖靖江、泰兴、兴化3个县级市和海陵、姜堰、高港、高新四区。泰州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盛产水稻、小麦、水产品等，是全国重点粮棉生产基地和水产养殖基地，2012年1月，被农业部命名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末，泰州市土地面积5787 km2，户籍人口507.8万人，常住人口463.4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0%。201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06.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4917元，三次产业结构为6.8：52.4：4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1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98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8：1；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210.25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152.99万人，转移比重72.77%，其中劳务输出总量83.39万人，输出比重39.66%。2012年底全市耕地面积29.853万hm2，农村家庭人均承包地约0.067 hm2、户均面积约0.333 hm2。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较低，目前泰州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2 泰州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2.1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增幅逐渐降低
2000年以来，泰州农民收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3549元增加到2012年的12493元，年均增长11.0%，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长10.2%。
2.1.1 收入增幅从高速增长至放缓态势 “十一五”期间，泰州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2005年的5102元增至2010的9324元，增长了82.7%，年均增速达16.3%，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长12.3%。由表1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十一五”期间总增幅高于“十五”期间5.1个百分点，2011、2012年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2013年上半年增速不及10%，表现出趋缓态势。
2.1.2 从横向比较来看，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江苏省平均水平12202元仅多291元、比苏州低6903元，与苏南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苏中地区，与扬州的差距不太大，但近年来与南通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见表2），成为苏南苏中的洼地。可见，泰州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面临“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的逼人形势，任重而道远。
2.2 收入结构逐渐优化，但增收后劲不足
2.2.1 收入增速相对提升 2011、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12.7%、11.2%，高于1996—2010年平均增速8.8%的水平。201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9355元，同比增长11.6%，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5%，既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个百分点，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同时比南通、扬州分别高0.8、0.1个百分点。 2.2.2 收入结构逐步优化 由表3可以看出，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总体特征为各个构成部分较快增长，除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以外，其它三大类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与2000年相比，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占33.0%，下降12.2个百分点，这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占比仍较低、农业规模化程度低等密不可分；工资性收入占57.2%，提高9个百分点，这与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有关；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提高1.5个、1.7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筹资标准、报销比例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得到增加[7]，截至2012年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8万hm2，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35.2%；农村征地补偿制度不断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农民从中得到的收入稳步提高。
2.2.3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呈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势头 自1996年地级市组建以来，泰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GDP一样快速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同向不同步显著，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11.9%，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9.8%高2.1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升，2010—2013年上半年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2.3个、4.2个、0.3个、2.6个百分点。同时，2009—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由2.37：1下降到2.13：1（见表4），呈现出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逐步缩小的良好态势。
2.2.4 收入结构相对单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农民收入来源呈现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家庭经营性收入为辅的态势。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水平要低得多。2012年泰州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324元，占总收入的比重是2.6%，银行存款、房屋出租、土地征用与集体经济项目分红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2.3 各市（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各市、区资源禀赋差异等原因造成其经济发展速度不尽相同，因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2007年，最高的靖江是7094元，最低的兴化是6176元，绝对差额是918元；2012年，最高的海陵是14465元，最低的兴化是11827元，绝对额扩大到2638元。
3 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3.1 高效设施农业扩面增效难
3.1.1 农民思想观念保守 一方面，农民对发展高效农业持有不信任感，因可获得粮食直补而对种植稻麦比较执着。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有些农民考虑基本口粮问题、对土地流转费标准期望值过高以及早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因年龄、专业技能难以适应用工需求而开始返乡务农等种种原因，部分农户不愿流转承包的土地，直接导致规模难以做大。
3.1.2 生产技术落后 通过“三资”引进投入、新发展的规模项目，技术问题普遍突出。据了解，由于投资人过去大多数从事建筑业或三产服务业，对农业技术基本不懂，主要通过农业部门指导、临时聘用、现学现用等来指导农业生产，尤其招收的劳动工人也没有技术，不能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操作。技术基础不牢靠，技术体系不健全，技术应用不到位，生产管理不科学，导致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3.2 农产品深加工较为滞后
泰州家禽产业和稻米产业是农业优势较强的产业，生产基地规模大，加工企业也多，但精深加工业的滞后，严重制约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1）农产品供应仍以原料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再加工率低，在农产品再加工上获得的增值较少，农民收益也较少。
（2）较大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虽然农业企业数量增加较多，但往往企业各自为政，联不成整体规模，形不成强有力的带动。
（3）精深加工企业数量不多。从泰州加工业的分布来看，从事粮油等粗加工的较多，而畜禽制品加工的企业相对较少，蔬菜的精深加工更是屈指可数。
3.3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中的经营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8]。近年来，泰州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倾向严重，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偏低。就文化状况而言，“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占比分别为4.3%、28.5%、47.8%、11.8%、2.1%、5.5%，从表5可以看出，泰州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占80%，文化水平偏低。
3.4 农业生产风险较高
相对其他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分割，当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时就会出现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状况[7]。除市场风险外，在目前生产条件下，传统农业仍然改变不了靠天收的状况。种植业上病害增多，如2011年小麦赤霉病的爆发造成泰州夏粮减产。畜禽生产上，猪高热病、禽流感每年都有发生，尤其是2013年4月份突发的人感染禽流感事件，对家禽市场带来创伤，极大影响农民的增收。因此，农业生产面临市场与自然的双重风险。
4 对策建议
4.1 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政府应将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其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从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入手，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发挥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的优势行业，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矛盾突出问题[9]。特别要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满足具有一定学历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体面就业的需求。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使中小企业在农民增收中发挥主阵地的作用。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综合素质，使其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4.2 推动创业致富，稳定农民经营性收入
要把农民外出打工促进增收的思路，转变为推动农民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从而有效促进农民增收[10]。充分利用各级农广校、各类职校技校，推行系统性的农业专业技能培训，培养较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推进规模化种植，提高土地产出率。因地制宜发展土地集中型、合作经营型、统一服务型等适度规模经营；加快产业化经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加大对农户增收的带动能力。引进和培育一批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提升农副产品档次，提高收益[11]；创新农业生产保险条款，拓展保险范围，提高补贴标准，降低农户自缴费比例，扩大高效设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从而为农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着力提升县城及中心镇建设水平，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引导农民进城发展二、三产业[12-13]；加大宣传力度，把创业优惠政策送到农民手中，营造全社会支持和扶持创业的氛围和环境。
4.3 创新体制机制，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
深化农民土地房产收益制度改革，加快建章立制，推进农村耕地、宅基地和农民房产流转，是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改革，完善农地承包、出租、转租制度。允许农民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参股合作等形式获得土地收益。同时建立政府主导的公益服务中介组织，加强引导和服务，条件成熟时支持农民成立土地经营管理组织（协会），代理农民流转土地的收益和管理，并以部分收益设立土地流转善后保障基金，帮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民转岗创业就业。二是建立农民房产和宅基地流转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农民房产及宅基地收益，使其成为稳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建立与城市同地同权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进农村住宅及用地市场化流转，按市场价格交易补偿农民[14-17]。
4.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对农业、农民直接补贴标准。全面落实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补贴政策[18-20]。争取上级各项补助，充实财政资金；加快建设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和捐助活动；引导商业保险体系的健康发展，发挥商业保险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 佟光霁，张林.农民增收的核心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观察，2013（13）：92-95.
[2] 姜长云.中国农民增收现状及其中长期影响因素[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5-13.
[3] 吕美晔，金高峰.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基于沪杭苏锡四市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1（4）：69-74.
[4] 苏植权，冯杰.广东农民增收保障长效机制建设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2）：226-229.
[5] 马斌，张富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2）：53-59.
[6] 施会文.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成因和变动趋势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8）：21-23.
[7] 张红宇，张海阳，李伟毅，等.当前农民增收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3（4）：9-14.
[8] 陆慧.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4.
[9] 陈峰燕.南通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础、难点及对策[J].经济师，2012（3）：216-218.
[10]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二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guoqing.china.com.cn/gbbg/2012-05/22/content_25446919.htm.
[11] 李平，刘立仁，包宗顺.注意研究农民增收思路的转型升级——广东、浙江两省的考察建议[J].江苏农村经济，2011（9）：8-9.
[12] 李平，刘立仁，包宗顺，等.粤、浙两省农民增收转型升级[J].群众，2011（9）：92-93.
[13] 泰州市统计局.泰州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14] 杜华章.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11）：139-144.
[15] 崔新进.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制约因素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5）：88-89.
[16] 黄健.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性分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3（1）：15-17.
[17] 张建春.苏州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8）：93-95.
[18] 邢涛，罗剑朝.提高陕西省农民收入途径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13，59（4）：247-250.
[19] 孙燕.云南省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建议[J].安徽农学通报，2013（3）：4-37.
[20] 刘谷金，龙立珍.“十二五”湖南农民收入倍增途径探讨[J].调研世界，2012（9）：24-27.
[21] 胡振华，宋姗姗.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2012（9）：45-50.
[22] 2012年农民收入增速再度超过城镇居民[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21/n364140869.shtml.
[23] 崔新进.关于农民收入倍增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2012（5）：34-36.
关键词：农民收入；制约因素；增收对策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155
0 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稳定农业基础，也是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更是促进城乡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增幅将由前20、30年的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速增长，加上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发展背景，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农民收入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研究。佟光霁等[1]以安徽省肥西县为研究样本，研究认为，现阶段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交通便捷程度为主的“外生带动型”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而以农民综合素质为主的“内生自主型”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相对较少。姜长云[2]研究认为，从中长期趋势来看，城镇化、老龄化、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资源和要素资本化及垄断深化、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问题等因素，都会对农民增收形成重要影响。二是关于农民增收机制研究。吕美晔等[3]通过分析长三角沪、杭、苏、锡四市农民收入现状、特点等，研究认为，发达地区应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等多方面着手，挖掘农民增收潜力，不断完善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化机制。苏植权等[4]结合广东省情，从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体制设计和市场环境营造等多角度，综合研究农民收入增长保障长效机制建设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三是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马斌等[5]研究认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施会文[6]以江苏省为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中，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著的负效应。总体上看，在相关文献中，以新兴的工贸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差距3个维度进行分析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借鉴有关研究成果，以泰州市为例，在通过与市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以及抽取农户展开调查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目前泰州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供参考。
1 研究地概况
泰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南部与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以及镇江市所辖扬中市隔江相望，东临南通，西接扬州，东北部、北部毗邻盐城、淮安。辖靖江、泰兴、兴化3个县级市和海陵、姜堰、高港、高新四区。泰州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盛产水稻、小麦、水产品等，是全国重点粮棉生产基地和水产养殖基地，2012年1月，被农业部命名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末，泰州市土地面积5787 km2，户籍人口507.8万人，常住人口463.4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0%。201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06.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4917元，三次产业结构为6.8：52.4：4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1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98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8：1；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210.25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152.99万人，转移比重72.77%，其中劳务输出总量83.39万人，输出比重39.66%。2012年底全市耕地面积29.853万hm2，农村家庭人均承包地约0.067 hm2、户均面积约0.333 hm2。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较低，目前泰州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2 泰州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2.1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增幅逐渐降低
2000年以来，泰州农民收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3549元增加到2012年的12493元，年均增长11.0%，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长10.2%。
2.1.1 收入增幅从高速增长至放缓态势 “十一五”期间，泰州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2005年的5102元增至2010的9324元，增长了82.7%，年均增速达16.3%，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长12.3%。由表1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十一五”期间总增幅高于“十五”期间5.1个百分点，2011、2012年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2013年上半年增速不及10%，表现出趋缓态势。
2.1.2 从横向比较来看，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江苏省平均水平12202元仅多291元、比苏州低6903元，与苏南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苏中地区，与扬州的差距不太大，但近年来与南通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见表2），成为苏南苏中的洼地。可见，泰州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面临“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的逼人形势，任重而道远。
2.2 收入结构逐渐优化，但增收后劲不足
2.2.1 收入增速相对提升 2011、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12.7%、11.2%，高于1996—2010年平均增速8.8%的水平。201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9355元，同比增长11.6%，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5%，既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个百分点，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同时比南通、扬州分别高0.8、0.1个百分点。 2.2.2 收入结构逐步优化 由表3可以看出，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总体特征为各个构成部分较快增长，除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以外，其它三大类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与2000年相比，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占33.0%，下降12.2个百分点，这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占比仍较低、农业规模化程度低等密不可分；工资性收入占57.2%，提高9个百分点，这与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有关；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提高1.5个、1.7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筹资标准、报销比例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得到增加[7]，截至2012年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8万hm2，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35.2%；农村征地补偿制度不断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农民从中得到的收入稳步提高。
2.2.3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呈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势头 自1996年地级市组建以来，泰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GDP一样快速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同向不同步显著，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11.9%，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9.8%高2.1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提升，2010—2013年上半年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2.3个、4.2个、0.3个、2.6个百分点。同时，2009—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由2.37：1下降到2.13：1（见表4），呈现出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逐步缩小的良好态势。
2.2.4 收入结构相对单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农民收入来源呈现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家庭经营性收入为辅的态势。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水平要低得多。2012年泰州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324元，占总收入的比重是2.6%，银行存款、房屋出租、土地征用与集体经济项目分红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2.3 各市（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各市、区资源禀赋差异等原因造成其经济发展速度不尽相同，因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2007年，最高的靖江是7094元，最低的兴化是6176元，绝对差额是918元；2012年，最高的海陵是14465元，最低的兴化是11827元，绝对额扩大到2638元。
3 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3.1 高效设施农业扩面增效难
3.1.1 农民思想观念保守 一方面，农民对发展高效农业持有不信任感，因可获得粮食直补而对种植稻麦比较执着。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有些农民考虑基本口粮问题、对土地流转费标准期望值过高以及早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因年龄、专业技能难以适应用工需求而开始返乡务农等种种原因，部分农户不愿流转承包的土地，直接导致规模难以做大。
3.1.2 生产技术落后 通过“三资”引进投入、新发展的规模项目，技术问题普遍突出。据了解，由于投资人过去大多数从事建筑业或三产服务业，对农业技术基本不懂，主要通过农业部门指导、临时聘用、现学现用等来指导农业生产，尤其招收的劳动工人也没有技术，不能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操作。技术基础不牢靠，技术体系不健全，技术应用不到位，生产管理不科学，导致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3.2 农产品深加工较为滞后
泰州家禽产业和稻米产业是农业优势较强的产业，生产基地规模大，加工企业也多，但精深加工业的滞后，严重制约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1）农产品供应仍以原料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再加工率低，在农产品再加工上获得的增值较少，农民收益也较少。
（2）较大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虽然农业企业数量增加较多，但往往企业各自为政，联不成整体规模，形不成强有力的带动。
（3）精深加工企业数量不多。从泰州加工业的分布来看，从事粮油等粗加工的较多，而畜禽制品加工的企业相对较少，蔬菜的精深加工更是屈指可数。
3.3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中的经营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8]。近年来，泰州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倾向严重，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偏低。就文化状况而言，“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占比分别为4.3%、28.5%、47.8%、11.8%、2.1%、5.5%，从表5可以看出，泰州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占80%，文化水平偏低。
3.4 农业生产风险较高
相对其他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分割，当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时就会出现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状况[7]。除市场风险外，在目前生产条件下，传统农业仍然改变不了靠天收的状况。种植业上病害增多，如2011年小麦赤霉病的爆发造成泰州夏粮减产。畜禽生产上，猪高热病、禽流感每年都有发生，尤其是2013年4月份突发的人感染禽流感事件，对家禽市场带来创伤，极大影响农民的增收。因此，农业生产面临市场与自然的双重风险。
4 对策建议
4.1 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政府应将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其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从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入手，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发挥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的优势行业，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矛盾突出问题[9]。特别要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满足具有一定学历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体面就业的需求。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使中小企业在农民增收中发挥主阵地的作用。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综合素质，使其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4.2 推动创业致富，稳定农民经营性收入
要把农民外出打工促进增收的思路，转变为推动农民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从而有效促进农民增收[10]。充分利用各级农广校、各类职校技校，推行系统性的农业专业技能培训，培养较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推进规模化种植，提高土地产出率。因地制宜发展土地集中型、合作经营型、统一服务型等适度规模经营；加快产业化经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加大对农户增收的带动能力。引进和培育一批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提升农副产品档次，提高收益[11]；创新农业生产保险条款，拓展保险范围，提高补贴标准，降低农户自缴费比例，扩大高效设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从而为农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着力提升县城及中心镇建设水平，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引导农民进城发展二、三产业[12-13]；加大宣传力度，把创业优惠政策送到农民手中，营造全社会支持和扶持创业的氛围和环境。
4.3 创新体制机制，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
深化农民土地房产收益制度改革，加快建章立制，推进农村耕地、宅基地和农民房产流转，是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改革，完善农地承包、出租、转租制度。允许农民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参股合作等形式获得土地收益。同时建立政府主导的公益服务中介组织，加强引导和服务，条件成熟时支持农民成立土地经营管理组织（协会），代理农民流转土地的收益和管理，并以部分收益设立土地流转善后保障基金，帮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民转岗创业就业。二是建立农民房产和宅基地流转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农民房产及宅基地收益，使其成为稳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建立与城市同地同权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进农村住宅及用地市场化流转，按市场价格交易补偿农民[14-17]。
4.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对农业、农民直接补贴标准。全面落实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补贴政策[18-20]。争取上级各项补助，充实财政资金；加快建设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和捐助活动；引导商业保险体系的健康发展，发挥商业保险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 佟光霁，张林.农民增收的核心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观察，2013（13）：92-95.
[2] 姜长云.中国农民增收现状及其中长期影响因素[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5-13.
[3] 吕美晔，金高峰.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基于沪杭苏锡四市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1（4）：69-74.
[4] 苏植权，冯杰.广东农民增收保障长效机制建设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2）：226-229.
[5] 马斌，张富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2）：53-59.
[6] 施会文.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成因和变动趋势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8）：21-23.
[7] 张红宇，张海阳，李伟毅，等.当前农民增收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3（4）：9-14.
[8] 陆慧.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4.
[9] 陈峰燕.南通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础、难点及对策[J].经济师，2012（3）：216-218.
[10]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二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guoqing.china.com.cn/gbbg/2012-05/22/content_25446919.htm.
[11] 李平，刘立仁，包宗顺.注意研究农民增收思路的转型升级——广东、浙江两省的考察建议[J].江苏农村经济，2011（9）：8-9.
[12] 李平，刘立仁，包宗顺，等.粤、浙两省农民增收转型升级[J].群众，2011（9）：92-93.
[13] 泰州市统计局.泰州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14] 杜华章.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11）：139-144.
[15] 崔新进.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制约因素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5）：88-89.
[16] 黄健.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性分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3（1）：15-17.
[17] 张建春.苏州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8）：93-95.
[18] 邢涛，罗剑朝.提高陕西省农民收入途径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13，59（4）：247-250.
[19] 孙燕.云南省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建议[J].安徽农学通报，2013（3）：4-37.
[20] 刘谷金，龙立珍.“十二五”湖南农民收入倍增途径探讨[J].调研世界，2012（9）：24-27.
[21] 胡振华，宋姗姗.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2012（9）：45-50.
[22] 2012年农民收入增速再度超过城镇居民[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21/n364140869.shtml.
[23] 崔新进.关于农民收入倍增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2012（5）：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