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20世纪中国对华兹华斯的译介与研究包括起步期、低潮期、恢复期和初步发展期。该段历史为后来中国华兹华斯研究的繁荣局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积淀，也是研究华兹华斯的重要参考资料，因而值得专门回顾与评价。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华兹华斯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化的“过滤” 苏联模式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初华兹华斯的诗作与诗论传入中国以来，华兹华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至1949年的起步期；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低潮期；20世纪后20年的恢复期与初步发展期；最近10年以来的繁荣期。20世纪的中国华兹华斯研究史恰巧涵盖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过程：开端、曲折、恢复以及初步发展，该段历史为21世纪前10年出现的繁荣局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积淀，积累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因而值得专门回顾与评价。
华兹华斯在我国所产生的最早、最深影响的是他的诗歌理论。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推崇华氏的情感“自由流露”的主张，还借鉴华兹华斯的语言论去冲破诗歌传统形式的束缚；新月派成员闻一多认同重感情、崇想象的诗歌创作主张；而新月派的另一位成员徐志摩的作品则显示出他在体悟大自然的魅力方面受华氏的影响；梁实秋却站在古典主义理想的角度对“儿童乃成人之父”的理念颇有微词；秉承“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学衡派对华诗进行了“中国化”解读和翻译。这一时期对华兹华斯的译介和研究初见成果。译出的华诗除了散见于各类刊物外，还被选入诗歌选集中。华兹华斯诗集译本也出现了，如张则之、李香谷合译了《沃兹沃斯诗集》（北平建设图书馆，1932年）和《沃兹沃斯名诗三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两个英汉对照本诗集。而与华兹华斯研究有关的著述和译著主要有：《英国文学史》（林惠元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世界文学史话》（译自John Macy所著《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开明书店，1931年），《英国文学》（曾虚白著，1935年被收入由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基督教与文学》（朱维之著，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华茨华斯及其序曲》（李祁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诗与意义》（袁可嘉，《文学杂志》，1947年第6期）。
可见，民国时期华兹华斯曾对中国新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初步的译介和研究为人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华兹华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华兹华斯在我国的评价跌到了最低点。当时“苏联模式”成为权威性的模仿对象。苏联学术界将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视为消极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抨击他们逃避现实斗争、反对工业文明、怀念封建宗法制、用追求艺术和宗教的完美来与革命相对立。这一时期有两项成果值得一提：一项是由曹葆华译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及附录、《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被收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一项是李赋宁发表于《英语学习》1962年第11期的《密尔顿与华兹华斯》一文。曹葆华的三篇译文在20世纪80年代被选入多个西方文艺理论译本中，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华兹华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李赋宁的文章则围绕华兹华斯的两首十四行诗《不要轻视十四行诗》、《伦敦，1802》以及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关于作者的双目失明，赠斯基诺先生》，论证了华氏对英国现状的忧愤、对弥尔顿这位勇敢坚毅的革命家的崇拜及其以弥尔顿为导师和榜样的坚定决心。文章还指出，像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用十四行诗体来写政治抒情诗的习惯都是由于受到弥尔顿的影响才形成的。李赋宁还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语言与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相似之处，认为其“语言一方面更平易近人、亲切诚恳，但同时又非常精炼而含蓄。从密尔顿和华兹华斯这几首十四行诗来看，他们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峰。”从总体上看，自1950年至1979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的华兹华斯研究史受意识形态影响，成为研究成果最匮乏的最低潮期。
20世纪80年代对华兹华斯的研究进入了恢复和转向阶段。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一文中认为，华兹华斯“是整部英国史诗上的第一流大诗人”。他结合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对华氏的心路历程、诗歌理论与实践及其贡献进行了客观翔实地阐述。尽管在今天看来，王佐良对华兹华斯晚年的评价还是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整篇文章语气诚恳、态度公允、论据客观充分，一反前30年政治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评论模式，在当时我国华兹华斯研究的恢复和转向阶段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而几乎与此同时，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再评价》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对像华兹华斯这样有重大影响的大诗人应当加以认真地重新评价。”以一个诗人加学者的双重视角，郑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华兹华斯的杰出成就：第一，华兹华斯刻画了19世纪初英国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高贵的品质。第二，华兹华斯对自然的描写反了人们对精神美的向往。第三，华兹华斯的诗歌和诗论在英诗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四，华兹华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的诗歌“富于弦外之音”、“强调刻画内心的感情起伏”。华氏还“写自我剖析的自传诗”，“提出关于‘想象力’的理论”。尽管郑敏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似仍遗留着极“左”路线对文学和学术实施过压制的痕迹，但文章从社会功能、文史及诗艺的角度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对华兹华斯进行了评价，郑敏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人提出为华兹华斯正名，所产生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到80年代王佐良和郑敏的声音也不乏呼应者。林晨在《华兹华斯与〈抒情歌谣集〉》（《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中认为，对华兹华斯的“消极”要做具体分析。他还指出，华氏是一个真正具备诗人气质的人，对自然的虔诚情感并未泯灭，说他迷恋封建宗法制、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是有失公允的。他还认为：“没有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是不完整的”。而杨德豫在1989年《外国文学》第4期翻译并讲析了华兹华斯的五首十四行诗。在对其中的一首政治诗进行赏析时，他认为华兹华斯的政治诗的内容恰恰是对认为他定居湖区以后，诗歌创作“回避重大题材”的说法的有力反驳。此类文章还包括《谈谈关于华兹华斯的评价问题》（汪剑鸣，《吉首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英国“湖畔派诗人”和华兹华斯》（王捷，《运城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关于华兹华斯几种评价的思考》（傅修延，《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华兹华斯作了努力。80年代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就是陈俐在1988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的《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一文。文章讨论了上帝在浪漫哲学中的变形及其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康德和谢林的影响，上帝已由作为实体的可能性被转化为道德规范的最高仲裁者或自然，是人的自由意志所追寻的无限美好的精神境界，是和谐的宇宙精神。通过分析华兹华斯的《责任颂》和《全局改观》（又译《转守为攻》或《转折》）中的片断，作者认为华兹华斯之所以要拜自然为导师，是因为他从自然中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引导力量。作者进一步引申道：“浪漫主义大量描绘自然的诗歌，实在是人的神性在自然中的对象化，不能一概斥之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陈俐的文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将浪漫主义文学放在了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体现了尊重客观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第二，为曾被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包括华兹华斯，鸣了不平。
8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对华兹华斯诗歌和诗论的译介作品。对诗歌的译介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皋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黄宏煦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对华兹华斯诗论的译介则出现在以下书籍中：《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西方文艺理论名篇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册）（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经过中国学者十年的努力，华兹华斯头上那顶“消极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浪漫派”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华兹华斯做了充分准备。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华兹华斯的研究主要围绕诗歌理论、诗歌审美和儿童观进行。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成果的是严忠志的《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一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在对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再版前言》中的内容、华兹华斯的谈话和信件进行细致客观的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出华兹华斯的创作观，认为华氏的创作观与传统的诗歌理论既相异又相属，他反对新古典主义，却沿用了模仿论；他将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反对刻板的“诗意的词藻”，主张使用日常语言进行创作；他还提出了以友爱为核心的文学社会功能论。严忠志的论文对人们所熟悉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再版前言》的内容进行了深刻挖掘，使读者对华氏诗歌创观有了一个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
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可谓瑕瑜互见。有的文章能抓住关键的一点进行放射性比较，有的则从文化差异的进行研究；然而，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重复研究且缺乏新意。葛桂录的《道与真的追寻——〈老子〉与华兹华兹诗歌中“复归婴孩”观念的比较》（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是这类文章中较为优秀的一篇。作者抓住了老子和华兹华斯各自重要的“回归童年”观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比较。文章注重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无笼统空泛之感，并在最后引出了这种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章燕的《自然颂歌中的不和谐音——浅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否定倾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在当时也很有新意。文章论述了存在于华兹华斯自然观和人生观中一对矛盾：华氏一方面恪守理想与信念，使生活有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因承受着残酷的现实给他带来的重压而经常陷于痛苦、迷茫与怀疑中。这一对矛盾在导致诗人的自我否定的同时也使华兹华斯具备了现代性。章燕的这篇文章不仅采用了在当时来说是全新的解构主义的视角，还通过分析存在于华氏内心的矛盾及其自我否定倾向发现了他与现代派诗人之间的区别与连续性。
此外，这一时期与华兹华斯有关的译著和著述还有：《湖畔派诗魂——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谢耀文译，译林出版社，1991年），《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英国浪漫主义诗史》（王佐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英国诗史》（王佐良著，译林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1] 葛桂录：《华兹华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接受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 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5] 林晨：《华兹华斯与〈抒情歌谣集〉》，《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
[6] 陈俐：《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宏峰，男，1966—，河北衡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诗歌，工作单位：首都经贸大学。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华兹华斯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化的“过滤” 苏联模式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初华兹华斯的诗作与诗论传入中国以来，华兹华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至1949年的起步期；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低潮期；20世纪后20年的恢复期与初步发展期；最近10年以来的繁荣期。20世纪的中国华兹华斯研究史恰巧涵盖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过程：开端、曲折、恢复以及初步发展，该段历史为21世纪前10年出现的繁荣局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积淀，积累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因而值得专门回顾与评价。
华兹华斯在我国所产生的最早、最深影响的是他的诗歌理论。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推崇华氏的情感“自由流露”的主张，还借鉴华兹华斯的语言论去冲破诗歌传统形式的束缚；新月派成员闻一多认同重感情、崇想象的诗歌创作主张；而新月派的另一位成员徐志摩的作品则显示出他在体悟大自然的魅力方面受华氏的影响；梁实秋却站在古典主义理想的角度对“儿童乃成人之父”的理念颇有微词；秉承“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学衡派对华诗进行了“中国化”解读和翻译。这一时期对华兹华斯的译介和研究初见成果。译出的华诗除了散见于各类刊物外，还被选入诗歌选集中。华兹华斯诗集译本也出现了，如张则之、李香谷合译了《沃兹沃斯诗集》（北平建设图书馆，1932年）和《沃兹沃斯名诗三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两个英汉对照本诗集。而与华兹华斯研究有关的著述和译著主要有：《英国文学史》（林惠元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世界文学史话》（译自John Macy所著《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开明书店，1931年），《英国文学》（曾虚白著，1935年被收入由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基督教与文学》（朱维之著，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华茨华斯及其序曲》（李祁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诗与意义》（袁可嘉，《文学杂志》，1947年第6期）。
可见，民国时期华兹华斯曾对中国新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初步的译介和研究为人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华兹华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华兹华斯在我国的评价跌到了最低点。当时“苏联模式”成为权威性的模仿对象。苏联学术界将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视为消极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抨击他们逃避现实斗争、反对工业文明、怀念封建宗法制、用追求艺术和宗教的完美来与革命相对立。这一时期有两项成果值得一提：一项是由曹葆华译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及附录、《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被收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一项是李赋宁发表于《英语学习》1962年第11期的《密尔顿与华兹华斯》一文。曹葆华的三篇译文在20世纪80年代被选入多个西方文艺理论译本中，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华兹华斯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李赋宁的文章则围绕华兹华斯的两首十四行诗《不要轻视十四行诗》、《伦敦，1802》以及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关于作者的双目失明，赠斯基诺先生》，论证了华氏对英国现状的忧愤、对弥尔顿这位勇敢坚毅的革命家的崇拜及其以弥尔顿为导师和榜样的坚定决心。文章还指出，像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用十四行诗体来写政治抒情诗的习惯都是由于受到弥尔顿的影响才形成的。李赋宁还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语言与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相似之处，认为其“语言一方面更平易近人、亲切诚恳，但同时又非常精炼而含蓄。从密尔顿和华兹华斯这几首十四行诗来看，他们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峰。”从总体上看，自1950年至1979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的华兹华斯研究史受意识形态影响，成为研究成果最匮乏的最低潮期。
20世纪80年代对华兹华斯的研究进入了恢复和转向阶段。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一文中认为，华兹华斯“是整部英国史诗上的第一流大诗人”。他结合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对华氏的心路历程、诗歌理论与实践及其贡献进行了客观翔实地阐述。尽管在今天看来，王佐良对华兹华斯晚年的评价还是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整篇文章语气诚恳、态度公允、论据客观充分，一反前30年政治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评论模式，在当时我国华兹华斯研究的恢复和转向阶段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而几乎与此同时，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再评价》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对像华兹华斯这样有重大影响的大诗人应当加以认真地重新评价。”以一个诗人加学者的双重视角，郑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华兹华斯的杰出成就：第一，华兹华斯刻画了19世纪初英国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高贵的品质。第二，华兹华斯对自然的描写反了人们对精神美的向往。第三，华兹华斯的诗歌和诗论在英诗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四，华兹华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的诗歌“富于弦外之音”、“强调刻画内心的感情起伏”。华氏还“写自我剖析的自传诗”，“提出关于‘想象力’的理论”。尽管郑敏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似仍遗留着极“左”路线对文学和学术实施过压制的痕迹，但文章从社会功能、文史及诗艺的角度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对华兹华斯进行了评价，郑敏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人提出为华兹华斯正名，所产生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到80年代王佐良和郑敏的声音也不乏呼应者。林晨在《华兹华斯与〈抒情歌谣集〉》（《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中认为，对华兹华斯的“消极”要做具体分析。他还指出，华氏是一个真正具备诗人气质的人，对自然的虔诚情感并未泯灭，说他迷恋封建宗法制、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是有失公允的。他还认为：“没有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是不完整的”。而杨德豫在1989年《外国文学》第4期翻译并讲析了华兹华斯的五首十四行诗。在对其中的一首政治诗进行赏析时，他认为华兹华斯的政治诗的内容恰恰是对认为他定居湖区以后，诗歌创作“回避重大题材”的说法的有力反驳。此类文章还包括《谈谈关于华兹华斯的评价问题》（汪剑鸣，《吉首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英国“湖畔派诗人”和华兹华斯》（王捷，《运城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关于华兹华斯几种评价的思考》（傅修延，《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华兹华斯作了努力。80年代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就是陈俐在1988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的《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一文。文章讨论了上帝在浪漫哲学中的变形及其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康德和谢林的影响，上帝已由作为实体的可能性被转化为道德规范的最高仲裁者或自然，是人的自由意志所追寻的无限美好的精神境界，是和谐的宇宙精神。通过分析华兹华斯的《责任颂》和《全局改观》（又译《转守为攻》或《转折》）中的片断，作者认为华兹华斯之所以要拜自然为导师，是因为他从自然中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引导力量。作者进一步引申道：“浪漫主义大量描绘自然的诗歌，实在是人的神性在自然中的对象化，不能一概斥之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陈俐的文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将浪漫主义文学放在了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体现了尊重客观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第二，为曾被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包括华兹华斯，鸣了不平。
8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对华兹华斯诗歌和诗论的译介作品。对诗歌的译介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皋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黄宏煦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对华兹华斯诗论的译介则出现在以下书籍中：《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西方文艺理论名篇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册）（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经过中国学者十年的努力，华兹华斯头上那顶“消极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浪漫派”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华兹华斯做了充分准备。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华兹华斯的研究主要围绕诗歌理论、诗歌审美和儿童观进行。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成果的是严忠志的《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一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在对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再版前言》中的内容、华兹华斯的谈话和信件进行细致客观的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出华兹华斯的创作观，认为华氏的创作观与传统的诗歌理论既相异又相属，他反对新古典主义，却沿用了模仿论；他将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反对刻板的“诗意的词藻”，主张使用日常语言进行创作；他还提出了以友爱为核心的文学社会功能论。严忠志的论文对人们所熟悉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再版前言》的内容进行了深刻挖掘，使读者对华氏诗歌创观有了一个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
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可谓瑕瑜互见。有的文章能抓住关键的一点进行放射性比较，有的则从文化差异的进行研究；然而，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重复研究且缺乏新意。葛桂录的《道与真的追寻——〈老子〉与华兹华兹诗歌中“复归婴孩”观念的比较》（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是这类文章中较为优秀的一篇。作者抓住了老子和华兹华斯各自重要的“回归童年”观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比较。文章注重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无笼统空泛之感，并在最后引出了这种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章燕的《自然颂歌中的不和谐音——浅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否定倾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在当时也很有新意。文章论述了存在于华兹华斯自然观和人生观中一对矛盾：华氏一方面恪守理想与信念，使生活有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因承受着残酷的现实给他带来的重压而经常陷于痛苦、迷茫与怀疑中。这一对矛盾在导致诗人的自我否定的同时也使华兹华斯具备了现代性。章燕的这篇文章不仅采用了在当时来说是全新的解构主义的视角，还通过分析存在于华氏内心的矛盾及其自我否定倾向发现了他与现代派诗人之间的区别与连续性。
此外，这一时期与华兹华斯有关的译著和著述还有：《湖畔派诗魂——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谢耀文译，译林出版社，1991年），《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英国浪漫主义诗史》（王佐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英国诗史》（王佐良著，译林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1] 葛桂录：《华兹华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接受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 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5] 林晨：《华兹华斯与〈抒情歌谣集〉》，《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
[6] 陈俐：《简论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精神》，《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宏峰，男，1966—，河北衡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诗歌，工作单位：首都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