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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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界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不少,但称得上有传世价值的著作却很难得。在我看来,主要原因不在于作者的才气不足,而在于作者的学养和功力不足。如果用十年磨一剑的功力去撰写一部法学著作,有传世价值的定会多一些的。李贵连教授积二十年之功力,不断勤奋考索,反复斟酌提炼,近期出版的《沈家本传》一书,将会是一部有传世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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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美国法学家亨利·路易斯·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用田野调查加推理的方式为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了一个确定的系统,他由此成为进化论人类学的伟人人物,其著作受到马克思的密切注意,在自1880年底到1881年年初的期间,马克思对这部著作做了详细的摘要,表明他有写一部相关著作的计划,但他未及完成这一计划就于1883年去世了。次年.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在两个月(1884年3—5月)的时间内根据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笔记和自己的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1891年,恩格斯义根据人
对罪刑均衡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罪刑关系的解读。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罪刑均衡奠基于人类天生的向往对等性(reciprocity)的本能,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类对公正理念的追求是永恒的。而作为一项刑法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又依托于广博的理论学说,由理论观点的差异必然导致罪刑均衡内涵的流变。这种流变中的罪刑均衡从质上可浓缩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这一古老的法律公式,在量上即表现为从一元均衡到二元均衡的嬗变。
引言。20世纪末,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中国法学界对如何建立法治国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大多是就法治国家论法治,还没有跳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
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是欧共体法的特征之一。所谓直接效力,是指欧共体法能够直接为个人创设权利和义务,个人可在国内法院直接援引共同体法来主张权利或请求救济。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简称《SPS协议》)是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一项新协议,隶属于WTO多边货物贸易协议项下。从《SPS协议》在WTO规则整体结构配置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其内容独有的制度安排来看,它突出地反映了WTO各成员国努力追求维护国家主权与实现开放式贸易体制利益之间的平衡。由此,该协议的目标被巧妙地概括为:“维护任何政府提供其认为适当健康保护水平的主权,但
2000年11月7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异常激烈,胜负极为接近,且有关争议引发了多重法律诉讼。国内有的报纸因此称美国的大选是一场“闹剧”。从表面上看,这场世纪末的大选确实特别“热闹”:民主、共和两党成员云集佛罗里达州,共同监测重新计票过程;
随着出身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期满卸任、而共和党当选总统乔治·W·布什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第43任总统,一场持续多日的白宫权棒之争最终以最高行政权的交接得到宪法意义上的合法化而告终。
一、引言:司法解释提供讨论契机 1.在私人关系领域,一个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理由,试图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遭受威胁的一方有权利加以阻止,可以采取与维护其合法权益相适应的防卫措施。法律术语称之为“正当防卫”,制定法亦对此予以认同。燃而,这种防卫权利是否可以同等地适用于对抗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呢?
一、引言 就物权行为[1]而言,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在字面意义上)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也很少从正面触及。[2]1986年以后的民法学著作,差不多有所涉及,但是,通常也仅仅在民事法律行为分类中提到物权行为而已;(3]近十年来,才有专门的讨论。[4]近年因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起草事宜之重提,[5]学者又有心重提物权行为,
侦查,系运用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权力查明案件并缉捕嫌疑人以有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行为。侦查权,实系限制公民权利之国家权力。[2]而侦查程序中的人权,则是法律程序中十分值得重视但长期以来又被我们重视不够的问题。[3]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我收到孙长永教授所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一书时,带着浓厚的兴趣抽时间尽快浏览一遍并开始对某些章节重点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