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学者过渡到一个行动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命运的环环相扣。回想起来，或许哪一环缺失，都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从1986年开始，我用近5年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的写作之中，把心
　　灵扎根于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
　　之中。
　　1988年，我应约撰写一部《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的书稿，期间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驱使我为改变中国教育做点什么。
　　1990年，我应邀去日本上智大学访学一年，深入考察，回国后主编了一套《当代日本教育丛书》，对近邻的研究成为我反思中国教育的镜子。
　　1993年我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也成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典型，先后推出了各种教学改革，积累了初步经验。
　　1997年底，我当选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所推进的一些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教育，激发我进一步探索的愿望。
　　直到1999年，我阅读《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读到那句熊彼特的话，大意是：“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猛然醒悟后，我下定了决心：要改变话语方式，改变行走方式，真正地去走近教师，走进教育生活。
　　接下来一场演讲让我找到了从学者变为行动者的方式方法，其后应邀去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授课带徒，系统地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年轻教师们分享。
　　2000年11月，《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阐述了新教育实验最初的一些理念与思想，成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
　　2002年9月，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牌。
　　2003年7月，第一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举行。
　　从此开始，每年都会召开年度研讨会，每次会上我都会做一个演讲，也就是每一年新教育的主报告，这也开始成为我的年度重要工作之一。
　　最初几年，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无非是和新教育同仁们谈谈自己对于教育问题的理解，谈谈新教育实验这一年的进展与问题，谈谈未来新教育发展的走向。我只需要保证每年有新的思考即可。
　　2006年，新教育实验聘任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从2007年开始，年度主报告也开始由新教育研究中心完成初稿，我修订完善以后在年会上发布。
　　初稿执笔由专业研究团队完成，我反而压力倍增，没有了以往的轻松自如。因为，第一，我需要把专业团队的报告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不能够成为一个照念稿子的“代言人”。正如我在日常工作中不太愿意让秘书代写讲稿一样，我也不喜欢没有自己思想的主报告。如果说照念发言稿的领导其实已经是秘书的秘书的话，照念主报告的我，也只能是执笔者的秘书。第二，我要修改主报告，就要求我比执笔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可执笔者是全职的专业人员，他们比我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思考、写作，而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研究人员，时间、精力有着诸多限制。
　　因此，几乎从2007年开始，我自己就患上了“主报告焦虑症”。每年围绕主报告的主题进行大量的主题阅读，也成为我业余生活的主要任务。
　　岁月如梭。转眼间新教育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新教育的主报告已经做过了15次。
　　我永远无法忘记，围绕着那些新教育的主题，在奔波在大江南北的旅途中，在考察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现场里，我和无数新教育同仁的畅谈。是这些围绕实际问题的具体碰撞，成为主报告里的火花。
　　我更是衷心感谢，一路走来，从我的学生团队，到后来的新教育专职团队，以及全国各位相关的教育专家，以及一直以网络的形式活跃着的各路“召之即来”的全国各地新教育同仁组成的“网络团队”，他们无私给予的智慧。
　　忘不了是这些当面的研讨，甚至争论，是这些文字的打磨，反复推敲，修订，才有了集体智慧的最终呈现。
　　我反复强调着，新教育的主报告虽然是以我的名义发布的，但是它的研制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是新教育同仁共同熬制的一锅石头汤。
　　从2012年起，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形成的机制。即每年4月在江苏海门围绕主报告开展专题研讨会和新教育开放周，汇聚全国新教育人的研究成果，邀请国内各界教育专家把脉开方，让新教育能够博采众长。
　　从2013年起，我们确定了十三五期间每年新教育研讨会的主题，制定了今后八年新教育主报告的主题，提前邀请专家团队进行研究。
　　我已经很多次听到朋友们说，新教育主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引领，又有一线操作指导，主报告的主题甚至成为当年中国教育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如此的美味，的确因为这是全体新教育人熬制的“石头汤”。
　　如果此言夸张，那么，我必须担负主要责任。因为每年从年会主题的确定，我不仅会制定个人的详细阅读计划，而且在主报告成稿期间，我会对不同观点进行抉择，亲自反复润色修改，并在文字稿的基础上再次删改与增补，直接进行演讲稿的拟定。
　　应该说，得了“主报告焦虑症”的我，每年做报告的时候，都是既兴奋又疲惫。因为，为了准备主报告，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还有过多次通宵未眠。经常是在做主报告的当天清晨才完成定稿，交付印刷。
　　但是，今年主报告的主体定稿工作，我是在6月18日父亲节这一天完成的。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今年的主题是“习惯养成”，真的与我的父亲有关。
　　我一直说，我之所以取得了一点成绩，完全得益于父亲培养的一个习惯：早起。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礼物》，讲述了父亲在我小时候每天早晨5点左右把我从床上拖起来练习写字的故事。虽然我的字很一般，更没有成为书法家，但却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早晨睁眼即起，每天工作至少比许多人多2小时。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我已经挑灯早读了；当人们起床洗漱时，我已经工作2个多小时了。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2小时，一年就多了730小时，50年就多了36500小时，也就是多了整整4562天，差不多延长了12年半的生命！早起的习惯是父亲培养的，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物质的财富作为遗产馈赠给我，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他老人家给我一生最大的财富，远远胜过万贯家产。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路，因为养成这样的习惯，才有了今天的我。
　　而我又是多么期待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新教育团队啊！我是多么期待新教育的主报告一年比一年精彩纷呈啊！我是多么期待我们早日实现我们的愿景，为中国教育探索出一条宽广的道路啊！
　　路漫漫其修远，我会与大家共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