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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5岁的马凯明，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大苗山，多年来守着家里仅有的2亩水稻田勉强维持生计。这两年，村里特色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加上当地农商银行扶贫小额贷款的支持，马凯明终于在2019年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广西融水县元宝村，包括马凯明在内的286户农户，在创业能人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下，通过“公司 示范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用当地种植的生态稻米和苗族传统工艺，酿制出深受市场欢迎的特色黄酒。有了产业作为支撑，农户用农信社发放的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作股金入股合作社，每年分红超过5000元，再加上订单种植、土地流转、劳务就业的收入，算下来户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之年，还有更多像马凯明这样的贫困户在这一年告别贫困、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对外公布：“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预计2019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340个左右贫困縣脱贫摘帽。”
在过去的2019年中，记者先后赴多个贫困地区深入采访，亲眼所见曾经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群众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等精准帮扶下，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而在这场高位推进、响鼓重槌的战役中，金融无疑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特别是长期扎根农业农村的广大农村金融机构，凭借熟悉县域经济、网点遍布乡镇村社的优势，不仅深度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同时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 ”提升扶贫质量，不断增强服务精准扶贫的能力，在金融扶贫中发挥着先锋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一直存在农民信息收集难、成本高、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以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于服务县域、支农支小，通过不断下沉网点和服务，已将触角延伸到县、乡、村，通过不断探索新型授信模式，推进信用共建，扩大信用供给。随着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工作的向前推进，贫困户信用评价体系和信用贷款业务得以不断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普惠性凸显，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河南兰考，当地金融机构将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有机结合，创新推出“普惠授信”小额信贷产品，从打破银农关系僵化、培育农民信用记录、破解农民抵押担保难等问题入手，无条件、无差别地给予每户3万元的基础授信，农户只要满足“两无一有”（即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嗜好、有产业发展资金需求）即可启用信用。很多贫困户因此获得了启动资金，迈出了脱贫致富的关键一步。这些农户在获得贷款支持后与银行建立了信用关系，实现了信贷信用互促相长。小宋乡东邵一村的贫困户任杰就是“普惠授信”的受益者。他表示，以前仅有政府扶持的1座大棚，后经乡镇政府推荐申请，获得兰考农商银行5万元普惠金融贷款后，盖起了4座大棚，如今年收入可达到32万元。目前，该村利用普惠授信和扶贫小额信贷，已建设日光温室大棚318座，年产豆角、蜜瓜1500万斤，带动本村200多人就业，人均增收2500元，被县里评为脱贫攻坚红旗村和基层党建红旗村。
在创新农村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方面，农信机构作为承担扶贫小额贷款发放的主力，无论在贷款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以广西农信社为例，2016年以来，在54个贫困县累计发放贷款4503亿元，累计向62.7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308.9亿元，惠及贫困人口250万人，发放了广西银行业99%以上的扶贫小额贷款、60%以上的扶贫龙头企业贷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全区扶贫小额信贷发放任务。同时，以扶贫小额信贷为抓手，精准发力，精准投放，全力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广西农信社在全区银行业率先推出的农民建房按揭贷款——“安居贷”以及专门针对扶贫对象的“致富贷”，并扩大贷款用途等政策，把贫困户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项目资金需求纳入贷款范围，使贫困户真真正正得到实惠。
同时，各农村金融机构还多渠道扩大金融扶贫覆盖面。山西省农信社积极借助现代化电子渠道，安装自助设备3702台，布放POS机具2.89万台，拓展助农取款服务点1.37万个，运行流动服务车30台，打通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兰考，通过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市场化运营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普惠通”APP上线，从而实现对接各类金融服务资源，提供信贷、保险、理财、支付缴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功能，打造线上金融超市，让金融服务从此“触手可及”“人人均享”。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金融在支持精准脱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体现于对贫困地区产业的支持。“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发展产业和支持创业是‘五个一批’中带贫面最广、脱贫人数最多的措施。只要一个地方选准了产业，让贫困户加入进来，就能有效减少贫困和防止返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对产业扶贫在扶贫攻坚战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通过重点培育和发展长效产业，把脱贫攻坚和乡村产业振兴衔接起来，才能保证贫困户持续增收，巩固脱贫成果。记者不久前在广西龙胜采访调研时，亲眼看到当地农民靠发展旅游业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据了解，仅龙脊梯田景区一年共接待游客100余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2亿多元，景区所在的大寨村村民年终旅游分红共计613万元，每户仅此项纯收入就达到5000元至4万余元。正是凭借生态、旅游、扶贫“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全村540户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实现了脱贫致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龙胜县，也于2019年上半年经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脱贫摘帽。
不仅如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探索多方合作扶贫模式方面也颇有成效。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穷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扶贫思想，紧紧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扶贫。例如，四川省农信社推广积极推广“龙头企业 贫困户”“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等发展模式，截至2019年8月底，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480.77亿元，贷款余额245.77亿元，带动贫困人口23.24万余人。在海南，当地农信机构注重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建设，通过贷款利率优惠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积极参与产业信贷扶贫，2019年前11个月投放产业扶贫贷款5.88亿元，带动4684户贫困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广西农信社对在54个贫困县开办企业的扶贫龙头企业给予“贷款期限优惠、贷款利率优惠、抵押担保优惠、贷款准入条件优惠”等4项优惠条件，引导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办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除此之外，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还积极探索“电商 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消费扶贫、定点扶贫等多种模式，针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各地农信机构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将承担起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重大责任，通过全面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更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摘自1月2日《金融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在广西融水县元宝村，包括马凯明在内的286户农户，在创业能人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下，通过“公司 示范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用当地种植的生态稻米和苗族传统工艺，酿制出深受市场欢迎的特色黄酒。有了产业作为支撑，农户用农信社发放的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作股金入股合作社，每年分红超过5000元，再加上订单种植、土地流转、劳务就业的收入，算下来户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之年，还有更多像马凯明这样的贫困户在这一年告别贫困、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对外公布：“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预计2019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340个左右贫困縣脱贫摘帽。”
在过去的2019年中，记者先后赴多个贫困地区深入采访，亲眼所见曾经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群众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等精准帮扶下，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而在这场高位推进、响鼓重槌的战役中，金融无疑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特别是长期扎根农业农村的广大农村金融机构，凭借熟悉县域经济、网点遍布乡镇村社的优势，不仅深度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同时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 ”提升扶贫质量，不断增强服务精准扶贫的能力，在金融扶贫中发挥着先锋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一直存在农民信息收集难、成本高、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以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于服务县域、支农支小，通过不断下沉网点和服务，已将触角延伸到县、乡、村，通过不断探索新型授信模式，推进信用共建，扩大信用供给。随着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工作的向前推进，贫困户信用评价体系和信用贷款业务得以不断发展和健全，金融体系普惠性凸显，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河南兰考，当地金融机构将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有机结合，创新推出“普惠授信”小额信贷产品，从打破银农关系僵化、培育农民信用记录、破解农民抵押担保难等问题入手，无条件、无差别地给予每户3万元的基础授信，农户只要满足“两无一有”（即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嗜好、有产业发展资金需求）即可启用信用。很多贫困户因此获得了启动资金，迈出了脱贫致富的关键一步。这些农户在获得贷款支持后与银行建立了信用关系，实现了信贷信用互促相长。小宋乡东邵一村的贫困户任杰就是“普惠授信”的受益者。他表示，以前仅有政府扶持的1座大棚，后经乡镇政府推荐申请，获得兰考农商银行5万元普惠金融贷款后，盖起了4座大棚，如今年收入可达到32万元。目前，该村利用普惠授信和扶贫小额信贷，已建设日光温室大棚318座，年产豆角、蜜瓜1500万斤，带动本村200多人就业，人均增收2500元，被县里评为脱贫攻坚红旗村和基层党建红旗村。
在创新农村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方面，农信机构作为承担扶贫小额贷款发放的主力，无论在贷款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以广西农信社为例，2016年以来，在54个贫困县累计发放贷款4503亿元，累计向62.7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308.9亿元，惠及贫困人口250万人，发放了广西银行业99%以上的扶贫小额贷款、60%以上的扶贫龙头企业贷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全区扶贫小额信贷发放任务。同时，以扶贫小额信贷为抓手，精准发力，精准投放，全力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广西农信社在全区银行业率先推出的农民建房按揭贷款——“安居贷”以及专门针对扶贫对象的“致富贷”，并扩大贷款用途等政策，把贫困户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项目资金需求纳入贷款范围，使贫困户真真正正得到实惠。
同时，各农村金融机构还多渠道扩大金融扶贫覆盖面。山西省农信社积极借助现代化电子渠道，安装自助设备3702台，布放POS机具2.89万台，拓展助农取款服务点1.37万个，运行流动服务车30台，打通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兰考，通过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市场化运营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普惠通”APP上线，从而实现对接各类金融服务资源，提供信贷、保险、理财、支付缴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功能，打造线上金融超市，让金融服务从此“触手可及”“人人均享”。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金融在支持精准脱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体现于对贫困地区产业的支持。“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发展产业和支持创业是‘五个一批’中带贫面最广、脱贫人数最多的措施。只要一个地方选准了产业，让贫困户加入进来，就能有效减少贫困和防止返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对产业扶贫在扶贫攻坚战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通过重点培育和发展长效产业，把脱贫攻坚和乡村产业振兴衔接起来，才能保证贫困户持续增收，巩固脱贫成果。记者不久前在广西龙胜采访调研时，亲眼看到当地农民靠发展旅游业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据了解，仅龙脊梯田景区一年共接待游客100余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2亿多元，景区所在的大寨村村民年终旅游分红共计613万元，每户仅此项纯收入就达到5000元至4万余元。正是凭借生态、旅游、扶贫“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全村540户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实现了脱贫致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龙胜县，也于2019年上半年经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脱贫摘帽。
不仅如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探索多方合作扶贫模式方面也颇有成效。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穷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扶贫思想，紧紧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扶贫。例如，四川省农信社推广积极推广“龙头企业 贫困户”“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等发展模式，截至2019年8月底，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480.77亿元，贷款余额245.77亿元，带动贫困人口23.24万余人。在海南，当地农信机构注重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建设，通过贷款利率优惠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积极参与产业信贷扶贫，2019年前11个月投放产业扶贫贷款5.88亿元，带动4684户贫困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广西农信社对在54个贫困县开办企业的扶贫龙头企业给予“贷款期限优惠、贷款利率优惠、抵押担保优惠、贷款准入条件优惠”等4项优惠条件，引导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办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除此之外，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还积极探索“电商 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消费扶贫、定点扶贫等多种模式，针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各地农信机构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将承担起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重大责任，通过全面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更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摘自1月2日《金融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