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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再一次走到科技体制改革的拐点。”一位科技部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这位官员在内，与科技创新有关的各部委官员与专家智囊，一直在进行密集的讨论与调研。“最近几天，我们还在深入多家科技企业考察调研。”5月18日，该官员告诉记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点，是正在加速胎动的科技体制变革。
据《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悉，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在酝酿新的顶层设计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起草并提交决策层审议，实质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
4月17日，在《财经国家周刊》组织了“科技体制改革闭门会议”上，多位相关部委的司局级官员参与了讨论。与会部委官员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将强化整体设计，突出重点任务，务求取得实效。其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等内容，将成为核心思路。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科技体制改革已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与支持，将成为十八大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末以来，科技竞争已逐渐成为大国角力的最高主战场。在这个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正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新型文明形态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各国争夺经济发展主动权、抢占产业振兴制高点的核心关键。
在这些事关国家经济兴衰的大国博弈中，企业已成为各国产业主导权争夺的不二主力。
问题是，多年来，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资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化的主体倾斜集中，虽然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出台三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大举措，不断推动科技与产业接轨，但直到现在，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失衡、创新保护不足、研发与市场脱节等创新体制与创新环境问题，还是中国企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障碍。
“以前，科技体制改革修了一条路，让科技企业可以在上面开车跑。而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做大了，变成了法拉利，我们的路却还是以前的乡村公路。”一位科技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需要一条更宽、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体制、扶持政策和资源分配等顶层设计都将有重大突破，并将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落实方案，确保“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目标真正落实。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层面的，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也是决策层正在讨论的议题，“一个更加有效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的创新框架、甚至一个主管科技创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年内成立。”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脉相承
科技创新实力的竞争，是企业的战场，还是国家的科技战场？
两者实为一体。任何全球性企业的崛起，都离不开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政策与资源的倾力支持，而企业的实力增长，也将带动国家经济乃至举国产业的全面振兴。
参与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一位参与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说，因为只有企业，才知道市场需要哪些技术，并围绕这些需求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创新。
“这与此前的三次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战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员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开始打破“大锅饭”走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全面进行企业化转制。在这两次改革基础上，2006，中国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顶层战略设计。
一位参与过研究制定纲要的政府部门人士回忆，在战略研究阶段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超过2000人，被咨询的国内外各领域专家过万人，整个规划的制订历时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科技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让科技与市场接轨，最终将科研资源由科研院所转向企业。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确要求，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拢，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面向市场应用的研发项目都要由企业牵头。
但“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落实层面还是受到各种制约。
一位央企负责人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还没有感受到“主体地位”，事事都要审批，处处都是“婆婆”，一个科研项目跑十几个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饭，通过政府部门的立项和审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时间。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对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周期要求严苛的情况下，两者不同步很难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的扶持资源都是跟着科技项目走，但在这些项目中，表面上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但实际上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选题机制大多还是由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相当多专家并不具备跟踪产业技术和市场前沿的能力，多从自己的特长和偏好出发选题，造成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真正由企业提出立项的不到20%。
这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和高校策划时开一个会，项目申请完后各行其是，申请验收前再开一个会，凑够专利数，通过验收后皆大欢喜，项目却可能就此搁置。
“整个‘十一五’，我们拿到了一个多亿的国家项目拨款，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研究所为主体在牵头，我们干了什么呢？进行技术验证。课题完成后，技术的核心我们没有，都在研究所，而且离市场非常远。”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而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了解，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将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体制。
细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关注的是，改革方案将如何真正落实对企业创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彻底执行，但科研资源还是在以传统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主体汇集。”一位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与其他改革一样，科技体制的改革本质，也是对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现存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势必牵扯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利益往来，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很多未转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即使是已经转制的院所，也往往因为竞争而不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加上目前国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较低，不少行业内的企业都是整体技术储备不足，进而造成了整个产业的落后。
在财税政策等方面也同样有些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搞了一次28省市的问卷调查，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细节不配套、核定范围受限制、操作复杂等原因，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明确的研发费用加积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实其实并不好，很多企业的实际抵扣额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时不我待的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企业正受到海外巨头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从标准控制、技术封锁、产业垄断、价格驱逐、资本并购、专利诉讼、贸易壁垒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资厂商正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科技企业挤出市场。
比如中国集成电路核心企业中芯国际，就是在高速扩张的上升时期，被台积电的诉讼以及日韩企业发起价格战打压，导致公司实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资产也流失到外资厂商手中。珠海民企赛纳科技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该公司在推出中国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激光打印机时，就曾引来外资力量的专利诉讼与大幅降价抢夺市场等狙击。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将面对很多新的困难，已经不是靠企业自身可能解决的。”一位长期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诉讼的律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比如对重要行业进行整个产业链的扶持拉动，如TD-LTE与大飞机；对一些产业关键环节需要不计成本进行追赶，如芯片与发动机；对一些海外企业带有贸易壁垒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应对，如恶意的“337诉讼”等，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门还习惯于像过去一样，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开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业自己去国际上打拼，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扶持。” 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改革文件将会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一位参与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新的改革文件中将有更多针对实际问题的具体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实的具体措施，甚至可能有详细的量化指标。
“比如说，将来具有产业目标的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由企业来牵头实施。”该人士说，过去，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都是大学、科研院所，863计划、973计划，包括科技支撑计划来牵头实施，未来只要是明确的项目，原则上将改由企业牵头实施。同时，还将鼓励企业牵头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来成立一些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通过这个战略联盟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此外，针对很多国有企业因科技投入造成经营考核压力的问题，未来国资委的考核标准也会有所变化，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将视同利润进行考核，此举将刺激国企扩大科技创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讨论较多的扩大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政策优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会有较大的进展。
“总而言之，新一轮的改革将通过强化企业的创新实力，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顽疾。”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
该专家认为，要真正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一个庞大的，需要长时间建立和完善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改革现有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支持骨干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进入企业或创办企业，并落实在此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产权、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科技支撑产业的完善机制等，以全方位市场化机制，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集中等各个环节的改革与完善。
据这件专家透露，这些问题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体现，“虽然这些政策的落实需要时间，但通过科技体制的引导，中国将让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转向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并切实解决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激励和创新保护问题。”
会不会成立“创新部”？
除了企业创新的问题，对目前的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度也一直有争议。
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与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相比，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显得更滞后一些。相对激进的看法则认为，正是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了诸多企业扶持政策的难以落实。
此前，中国科学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受访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存在问题，关键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在科技工作的职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资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也较多，加之部门间沟通不够充分，致使对重大科技政策的执行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
“除了国家发改委与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辖与科技有关的司局。”一位专家说，“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责权与经费预算，而且对科技政策的理解与执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个部门的政策定位都是围绕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转。”
“有一次，财政部出了一个政策，另一个部门不认可，结果让企业无所适从。”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如果没有更高层面的牵头，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习惯于“包办”思路，充当“教练员”，从科技规划，到课题经费开支、时间节点、评审验收等都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影响力，致使科研过于行政化，既阻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行为。
对此，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中央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统筹组织实施。同时建立跨部门高层科技战略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强化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领导机构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则，推进政府部门科技事务综合管理职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关于是否应成立“创新部”已经在坊间引起讨论。不过，也有人士认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职能部门众多，形势与利益复杂，所以成立“创新部”将遇巨大阻力。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分步实施，由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主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沟通，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然后进行局部的职能整合，可以首先将相关部门职能合并，之后进一步归并整合有关政府部门相关科技管理职能，最终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统筹协调部门这一计划，目前也已经受到决策层关注。
生长“苹果”的美国土壤
关于苹果改变世界的故事，近来最经典的或许是以下一则：一位中国妈妈问4岁的女儿，桔子的英文怎么说，女儿回答是“Orange”；问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问苹果，女儿的回答是“iPhone”。
苹果正在创造巨大的市场神话。仅在中国，仅2012年第一季度，苹果的市场营收就达79亿美元。这意味着，苹果每天能在中国拿走5.5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认为，苹果的成功来自于“颠覆性创新”，无论是整合产业格局、引领革新潮流，把握市场脉搏，笼络人才搜罗技术，还是坚持工程向设计让步，苹果的市场敏感和创新活力都在凭借难以超越的创新统领市场。不过，在专家看来，美国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科技政策与环境，更是苹果能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凭借其“鼓励冒险、刺激创新、容忍失败、绝少束缚”的信条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苹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尔、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全球性巨头企业。
“在其他地方，失败了可能就再没办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创办公司，反而会被人认为是失败的。先做一个，不成功可以再做一个，慢慢就能体会到如何创业了。”华人企业家贾石琏说，在美国，无论投资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大家都能容许犯错，这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环境也更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对自己的创意拥有所有权并出售获利，并对其给予法律保护。此后多年来，维护他人的创新权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一直是美国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围的人乐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长，并从中与你一起获益。在中关村，有人愿意成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样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过拷贝你并将你踢出局。”资深IT人士，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如此评价中美创新文化的最大区别。
比如，在苹果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大公司排挤，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这家公司被收购前没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资了700万美元，只有6名员工，核心资产只是一款应用程序，通过手机拍照，利用社区和认识的人进行分享。
这样的交易与商业模式，在中国的互联网界则是“不可接受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更乐意通过剽窃的方式，抢劫小型创新互联网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头之间也到处充斥着抄袭和反抄袭的争吵。
“对创新的保护机制不足，在深层次上伤害着中国企业创新、微创新的情感和热情。对互联网而言，政府部门大部分时候不是不愿意保护创新，而是不知如何保护，有时候甚至不知该保护哪一方。”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三星背后的国家力量
5月2日，市场调查机构IDC发布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三星在总出货量（9380万部）、智能手机（4220万部）出货量双项指标上，分别超越诺基亚（8270万部）和苹果（3510万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三星的领先不仅在手机领域。这个1938年凭借鱼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业，今天已成长为拥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团，业务领域横跨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多个领域，有近20种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业之首。
这些成绩并非三星集团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个韩国政府乃至韩国国民的力量。事实上，三星集团的成长，一直被视作韩国创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样本。
在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三星等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与很多国家不同，韩国通过立法方式，认定韩国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资和补助的机构和团体，优先采购韩国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甚至对处于全球化竞争的行业，例如汽车、计算机等，规定即便韩国本土产品价格更高，也必须优先采购。
与此同时，对依附于三星等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政府也以政策进行了创新引导，从而形成了以大公司为龙头的完整的“技术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
在韩国，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多依托大企业成长，向大企业供应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会出现销路难的问题，保证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如在三星集团的产业链上，就有数百家中小企业各有分工、为其服务。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是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至2010年，韩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达300万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50%，韩国国家和地方的财税收入近60%来自中小企业。
为了引导中小企业进行创新，韩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额度的低利率的“政府资金”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新创办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可在6年和4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和法人税，项目符合产业导向，甚至可以获得用地指标。对于中小创新企业，韩国政府同样立法规定，政府及其相关附属机构应当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及公共机关必须将采购中小企业产品的计划及预算列入年度预算，提交国会审议并公布。
虽然，业界对韩国的举国体制是否成功仍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手段，韩国通过坚定地为本土企业创造最终需求，培育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成长的产业发展思路，仍值得中国借鉴。
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这位官员在内，与科技创新有关的各部委官员与专家智囊，一直在进行密集的讨论与调研。“最近几天，我们还在深入多家科技企业考察调研。”5月18日，该官员告诉记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点，是正在加速胎动的科技体制变革。
据《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悉，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在酝酿新的顶层设计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起草并提交决策层审议，实质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
4月17日，在《财经国家周刊》组织了“科技体制改革闭门会议”上，多位相关部委的司局级官员参与了讨论。与会部委官员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将强化整体设计，突出重点任务，务求取得实效。其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等内容，将成为核心思路。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科技体制改革已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与支持，将成为十八大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末以来，科技竞争已逐渐成为大国角力的最高主战场。在这个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正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新型文明形态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各国争夺经济发展主动权、抢占产业振兴制高点的核心关键。
在这些事关国家经济兴衰的大国博弈中，企业已成为各国产业主导权争夺的不二主力。
问题是，多年来，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资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化的主体倾斜集中，虽然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出台三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大举措，不断推动科技与产业接轨，但直到现在，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失衡、创新保护不足、研发与市场脱节等创新体制与创新环境问题，还是中国企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障碍。
“以前，科技体制改革修了一条路，让科技企业可以在上面开车跑。而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做大了，变成了法拉利，我们的路却还是以前的乡村公路。”一位科技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需要一条更宽、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体制、扶持政策和资源分配等顶层设计都将有重大突破，并将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落实方案，确保“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目标真正落实。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层面的，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也是决策层正在讨论的议题，“一个更加有效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的创新框架、甚至一个主管科技创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年内成立。”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脉相承
科技创新实力的竞争，是企业的战场，还是国家的科技战场？
两者实为一体。任何全球性企业的崛起，都离不开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政策与资源的倾力支持，而企业的实力增长，也将带动国家经济乃至举国产业的全面振兴。
参与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一位参与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说，因为只有企业，才知道市场需要哪些技术，并围绕这些需求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创新。
“这与此前的三次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战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员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开始打破“大锅饭”走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全面进行企业化转制。在这两次改革基础上，2006，中国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顶层战略设计。
一位参与过研究制定纲要的政府部门人士回忆，在战略研究阶段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超过2000人，被咨询的国内外各领域专家过万人，整个规划的制订历时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科技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让科技与市场接轨，最终将科研资源由科研院所转向企业。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确要求，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拢，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面向市场应用的研发项目都要由企业牵头。
但“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落实层面还是受到各种制约。
一位央企负责人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还没有感受到“主体地位”，事事都要审批，处处都是“婆婆”，一个科研项目跑十几个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饭，通过政府部门的立项和审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时间。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对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周期要求严苛的情况下，两者不同步很难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的扶持资源都是跟着科技项目走，但在这些项目中，表面上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但实际上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选题机制大多还是由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相当多专家并不具备跟踪产业技术和市场前沿的能力，多从自己的特长和偏好出发选题，造成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真正由企业提出立项的不到20%。
这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和高校策划时开一个会，项目申请完后各行其是，申请验收前再开一个会，凑够专利数，通过验收后皆大欢喜，项目却可能就此搁置。
“整个‘十一五’，我们拿到了一个多亿的国家项目拨款，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研究所为主体在牵头，我们干了什么呢？进行技术验证。课题完成后，技术的核心我们没有，都在研究所，而且离市场非常远。”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而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了解，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将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体制。
细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关注的是，改革方案将如何真正落实对企业创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彻底执行，但科研资源还是在以传统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主体汇集。”一位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与其他改革一样，科技体制的改革本质，也是对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现存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势必牵扯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利益往来，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很多未转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即使是已经转制的院所，也往往因为竞争而不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加上目前国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较低，不少行业内的企业都是整体技术储备不足，进而造成了整个产业的落后。
在财税政策等方面也同样有些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搞了一次28省市的问卷调查，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细节不配套、核定范围受限制、操作复杂等原因，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明确的研发费用加积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实其实并不好，很多企业的实际抵扣额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时不我待的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企业正受到海外巨头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从标准控制、技术封锁、产业垄断、价格驱逐、资本并购、专利诉讼、贸易壁垒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资厂商正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科技企业挤出市场。
比如中国集成电路核心企业中芯国际，就是在高速扩张的上升时期，被台积电的诉讼以及日韩企业发起价格战打压，导致公司实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资产也流失到外资厂商手中。珠海民企赛纳科技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该公司在推出中国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激光打印机时，就曾引来外资力量的专利诉讼与大幅降价抢夺市场等狙击。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将面对很多新的困难，已经不是靠企业自身可能解决的。”一位长期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诉讼的律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比如对重要行业进行整个产业链的扶持拉动，如TD-LTE与大飞机；对一些产业关键环节需要不计成本进行追赶，如芯片与发动机；对一些海外企业带有贸易壁垒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应对，如恶意的“337诉讼”等，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门还习惯于像过去一样，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开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业自己去国际上打拼，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扶持。” 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改革文件将会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一位参与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新的改革文件中将有更多针对实际问题的具体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实的具体措施，甚至可能有详细的量化指标。
“比如说，将来具有产业目标的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由企业来牵头实施。”该人士说，过去，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都是大学、科研院所，863计划、973计划，包括科技支撑计划来牵头实施，未来只要是明确的项目，原则上将改由企业牵头实施。同时，还将鼓励企业牵头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来成立一些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通过这个战略联盟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此外，针对很多国有企业因科技投入造成经营考核压力的问题，未来国资委的考核标准也会有所变化，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将视同利润进行考核，此举将刺激国企扩大科技创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讨论较多的扩大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政策优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会有较大的进展。
“总而言之，新一轮的改革将通过强化企业的创新实力，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顽疾。”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
该专家认为，要真正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一个庞大的，需要长时间建立和完善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改革现有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支持骨干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进入企业或创办企业，并落实在此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产权、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科技支撑产业的完善机制等，以全方位市场化机制，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集中等各个环节的改革与完善。
据这件专家透露，这些问题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体现，“虽然这些政策的落实需要时间，但通过科技体制的引导，中国将让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转向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并切实解决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激励和创新保护问题。”
会不会成立“创新部”？
除了企业创新的问题，对目前的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度也一直有争议。
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与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相比，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显得更滞后一些。相对激进的看法则认为，正是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了诸多企业扶持政策的难以落实。
此前，中国科学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受访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存在问题，关键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在科技工作的职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资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也较多，加之部门间沟通不够充分，致使对重大科技政策的执行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
“除了国家发改委与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辖与科技有关的司局。”一位专家说，“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责权与经费预算，而且对科技政策的理解与执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个部门的政策定位都是围绕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转。”
“有一次，财政部出了一个政策，另一个部门不认可，结果让企业无所适从。”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如果没有更高层面的牵头，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习惯于“包办”思路，充当“教练员”，从科技规划，到课题经费开支、时间节点、评审验收等都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影响力，致使科研过于行政化，既阻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行为。
对此，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中央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统筹组织实施。同时建立跨部门高层科技战略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强化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领导机构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则，推进政府部门科技事务综合管理职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关于是否应成立“创新部”已经在坊间引起讨论。不过，也有人士认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职能部门众多，形势与利益复杂，所以成立“创新部”将遇巨大阻力。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分步实施，由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主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沟通，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然后进行局部的职能整合，可以首先将相关部门职能合并，之后进一步归并整合有关政府部门相关科技管理职能，最终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统筹协调部门这一计划，目前也已经受到决策层关注。
生长“苹果”的美国土壤
关于苹果改变世界的故事，近来最经典的或许是以下一则：一位中国妈妈问4岁的女儿，桔子的英文怎么说，女儿回答是“Orange”；问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问苹果，女儿的回答是“iPhone”。
苹果正在创造巨大的市场神话。仅在中国，仅2012年第一季度，苹果的市场营收就达79亿美元。这意味着，苹果每天能在中国拿走5.5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认为，苹果的成功来自于“颠覆性创新”，无论是整合产业格局、引领革新潮流，把握市场脉搏，笼络人才搜罗技术，还是坚持工程向设计让步，苹果的市场敏感和创新活力都在凭借难以超越的创新统领市场。不过，在专家看来，美国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科技政策与环境，更是苹果能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凭借其“鼓励冒险、刺激创新、容忍失败、绝少束缚”的信条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苹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尔、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全球性巨头企业。
“在其他地方，失败了可能就再没办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创办公司，反而会被人认为是失败的。先做一个，不成功可以再做一个，慢慢就能体会到如何创业了。”华人企业家贾石琏说，在美国，无论投资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大家都能容许犯错，这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环境也更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对自己的创意拥有所有权并出售获利，并对其给予法律保护。此后多年来，维护他人的创新权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一直是美国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围的人乐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长，并从中与你一起获益。在中关村，有人愿意成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样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过拷贝你并将你踢出局。”资深IT人士，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如此评价中美创新文化的最大区别。
比如，在苹果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大公司排挤，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这家公司被收购前没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资了700万美元，只有6名员工，核心资产只是一款应用程序，通过手机拍照，利用社区和认识的人进行分享。
这样的交易与商业模式，在中国的互联网界则是“不可接受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更乐意通过剽窃的方式，抢劫小型创新互联网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头之间也到处充斥着抄袭和反抄袭的争吵。
“对创新的保护机制不足，在深层次上伤害着中国企业创新、微创新的情感和热情。对互联网而言，政府部门大部分时候不是不愿意保护创新，而是不知如何保护，有时候甚至不知该保护哪一方。”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三星背后的国家力量
5月2日，市场调查机构IDC发布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三星在总出货量（9380万部）、智能手机（4220万部）出货量双项指标上，分别超越诺基亚（8270万部）和苹果（3510万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三星的领先不仅在手机领域。这个1938年凭借鱼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业，今天已成长为拥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团，业务领域横跨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多个领域，有近20种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业之首。
这些成绩并非三星集团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个韩国政府乃至韩国国民的力量。事实上，三星集团的成长，一直被视作韩国创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样本。
在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三星等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与很多国家不同，韩国通过立法方式，认定韩国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资和补助的机构和团体，优先采购韩国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甚至对处于全球化竞争的行业，例如汽车、计算机等，规定即便韩国本土产品价格更高，也必须优先采购。
与此同时，对依附于三星等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政府也以政策进行了创新引导，从而形成了以大公司为龙头的完整的“技术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
在韩国，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多依托大企业成长，向大企业供应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会出现销路难的问题，保证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如在三星集团的产业链上，就有数百家中小企业各有分工、为其服务。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是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至2010年，韩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达300万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50%，韩国国家和地方的财税收入近60%来自中小企业。
为了引导中小企业进行创新，韩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额度的低利率的“政府资金”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新创办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可在6年和4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和法人税，项目符合产业导向，甚至可以获得用地指标。对于中小创新企业，韩国政府同样立法规定，政府及其相关附属机构应当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及公共机关必须将采购中小企业产品的计划及预算列入年度预算，提交国会审议并公布。
虽然，业界对韩国的举国体制是否成功仍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手段，韩国通过坚定地为本土企业创造最终需求，培育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成长的产业发展思路，仍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