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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深圳33摄氏度的高温，避开外界关注，中国最大的两家通讯设备公司悄然走进法庭。5月9日，在深圳市中级法院，中兴与华为的知识产权互诉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在此之前一周，诺基亚5月2日正式宣布，将对HTC、RIM和优派提起有关45项专利侵权的诉讼。
过去两年来，无数错综复杂的专利诉讼在全世界多处爆发：宏达电起诉苹果也起诉华为；谷歌起诉微软，摩托罗拉也起诉微软；甲骨文起诉Facebook，雅虎也起诉Facebook，英国电信起诉谷歌和甲骨文……在全球化市场争夺中，技术与专利的主导权争夺正愈演愈烈，成为产业巨鳄们决战的主阵地之一。
对于正在逐渐走向全球化市场的中国企业们来说，这正在成为新的壁垒和考验。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兴和华为，这两家来自中国的全球化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多个国家的市场无奈地甚或是莫名其妙地遭遇到挫折。
除了频繁遭遇诉讼外，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都以国家层面的理由，对包括中兴通讯、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予以苛刻的准入条件，甚至直接拒绝中国公司进入其部分商业领域。
隐藏在这些围追堵截现状之下的，是在看到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传统国际产业巨头对有威胁的高成长的中国企业进行的新一轮市场狙击。
通信设备产业可以说是中国体制改革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国际竞争实力最强的科技产业之一，中兴、华为也是中国创新实力最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科技企业之一。
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兴现在的烦恼，中国其他科技企业现在或未来也都可能遇到。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殊死竞争，国家层面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助力？
当成本优势之剑磨钝的时候
一直被视作是中国全球化最成功企业之一的中兴，正面对自己的成长烦恼。
此前，中兴4月27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1亿元，同比增长了18.5%。但若扣除相关汇兑收益等毛利率约为27.4%，低于2011年一季度的毛利率32.2%。
虽然，利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中兴在欧美一些重要的区域抢占市场的代价，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人看来，这也是中兴正在遭遇的诸多内外问题在业绩上的折射。
“比如，我们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小。”5月8日，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随着汇率、通货膨胀、人力成本增长，以及外资公司的本地化和研发转移，近年来中兴与欧美公司的研发成本差距正急剧缩小。
这是所有中国企业都正在面临的问题。过去业界传言：“美国人发明东西，日本人把东西做好，韩国人把东西做滥，中国人把东西做到没钱赚”，但现在，“廉价中国”时代已经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过去以低成本、低优势杀出一条血路的发展策略，将不得不改变。
对快速发展的中兴来说，这种改变的压力来得更快更猛。在许多人眼里，中兴已经大量进入海外市场，海外收入占据企业主要收入份额，且目前仍在不断开拓全球业务，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而恰恰如此，过去10多年，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得以走出去的主要靠的就是成本优势，而当竞争的条件、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挥动这支利剑制胜的底气不会那么充足了。
战略必须有所改变。比如华为，今年以来已经见不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激烈价格战。
在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看来，通过科技创新进行技术突破，才是打开新天地的煌煌正道。
“这就像是三大战役，第一战打基础打成本，第二战比拼营销服务，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科技创新。”他说。
单个企业难以负担的问题
“我们内部有一句话：一代看着跑，二代跟着跑，三代并肩跑，四代希望领先跑。”谢大雄说，从技术的积累与产品的竞争来讲，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现在已经能够跟国外企业同台竞争，并不比人家差，在4G时代领先也不是不可能。
“但如果还要再向前一步，还需要国家给予一些力度更强，更集中的持续支持，解决很多一个企业难以担负的问题。”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一个例子是，中兴生产的手机中的芯片，原来海外采购价格昂贵，后来自己设计生产，更便宜且更安全。但当中芯把芯片设计好以后，由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基础相对落后，高性能的芯片只能找国外厂商代工，还是会受到国外厂商的制约。
“以前我们是跟随，比别人的晚一代、二代，没有对他们造成大的威胁，别人愿意给我们代工，但现在大家的产品都差不多，别人就会优先代工他们的产品。”谢大雄说，类似的问题在产业链的很多环节都存在，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不可能是某一家企业自己能全部解决。
这只是中兴面临的多种“封锁”之一。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说，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外资厂商一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中国企业相对弱小，对方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协助你做大市场，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但如果中国企业比较强大，海外巨头就会进行严密的技术与产业封锁，并通过种种方式将其挤出市场。
这位人士认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借助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家的扶持下集合整个产业链的力量，才可能抓住最好的弯道赶超机会。
“所以，出现创新机会的时候，需要大家形成共识，国家也要有引导牵引，最好是对整个产业链有完整的规划，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引导整个产业链的全面成熟。”谢大雄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大力推动了3G标准TD-SCDMA发展，虽然这一技术在不少人看来并不成熟，产业化程度与市场规模也晚于其他国际标准，但它确实带动了大批中国企业在产业的关键环节积累了大量经验。
“这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他说，就像吃饼一样，虽然在3G上我们没有吃饱，但有了它打下的基础，在下一代通信技术TD-LTE上，中国就已经赶上了国际同行。
不过，即使如此，在芯片、测试仪表、模具等关键环节，中国企业与海外厂商依然还有明显差距，亟待政府在产业链层面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
在谢大雄看来，目前中国产业关键领域获得的支持仍然不够，政策的扶持仍然有限，而且资源非常分散。“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集中突破，比如芯片，比如发动机，如果它们解决不了，后面整个产业链都会遭遇发展的瓶颈，都会出现受制于人的大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在每个关键领域扶持几家真正有竞争实力的行业，进行持续地扶持，“看准哪个企业的技术比较好，就要持续地支持，直到它实现大突破，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提升。”
专利战是生死无情的血战
除了技术封锁之外，海外巨头也在不断通过设置技术、贸易乃至政治壁垒狙击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近两年来爆发的专利战争中，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频频“中枪”的原因。
“放眼全球通讯市场，现在到处都是知识产权诉讼的硝烟。”5月3日，王海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他的身份是中兴知识产权总监，担当这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经营与诉讼已经超过10年。
王海波说，在此之前，设备厂商们往往会通过向竞争对手交纳专利许可费，以快速进入特定市场。可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不断扩大专利池，并进行频繁的专利诉讼，延缓甚至阻止对手进入自己的战略市场，已逐渐成为新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
自2010年开始，全球通信产业在短短1年多时间中已爆发数百起诉讼，其中，各巨头已经形成让人眼花缭乱的诉讼链条，各公司互为原告与被告，甚至同时既是原告也是被告。
而这些诉讼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是在关键时间、关键地区以针对性的诉讼，遏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布局，或是以同样的手段反制对手，进行市场利益的兑子交易。
2011年4月，在中兴快速扩张欧洲高端市场份额过程中，爱立信就在中兴的欧洲手机销售重镇——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分别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数项专利权，中兴通讯随后在中国提出反诉。
一位知识产权界人士说，专利战发端于通信、IT、互联网等科技创新最集中的行业，但已开始向所有实业及虚拟经济领域扩散，并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最为严厉的欧美向更广泛的区域扩散。
只不过，在通信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竞争显得更加集中，胜负的筹码和代价都更硕大。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表示，目前，主流的通信设备厂商只剩下5家，而其中只有前三名才能获得相对安全的市场规模与利润率，否则就只会被逐渐淘汰或被迫转向其他产业。
这种竞争是无情的，输的结果是难以承受的。在王海波看来，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大量中国科技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壁垒，如果没有建立自已的稳固专利基础，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只能频繁应诉直至被赶出市场。
现实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乐观两字。目前在海外的专利布局上，中国企业要补的课很多。
3月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当天公布的2011年通过PCT（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的国家、企业及组织机构统计排名中，中兴以2826件PCT国际专利超越日本松下的2463件，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一位。华为排名第三，华为子公司排名第37。除此之外，中国公司再无一家上榜。
其原因在于，海外的专利布局需要巨额的资金与资源投入，每个专利的申请成本，都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如果要在全球主要市场都获得专利保护，总花费甚至可能高达300-500万美元。此外，企业要掌握不同国家的专利、商标、版权等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判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状况，才能根据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利布局。
“即使是我们，也有很大的资金压力。”王海波说，中兴每年仅专利投入费用就数以亿元计。
他说，真希望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知识产权全球布局。”
在此之前，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少地方政府曾出台政策。不过，在一位知识产权行业人士看来，目前这些政策仍多是地方政府行为，在国家层面尚缺少统一的统筹规划，而且很多地方政策对创新激励政策的范围、有效性也缺乏有效的评估与设计。
究竟如何有效地支持创新，依然是没有真正破题的现实问题。
谁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关键性平台
“曾经有位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说，他个人很希望支持中兴，但不敢拍板购买中兴的设备，因为如果用了中兴设备后出问题，领导要负很大责任，但如果用外资品牌设备，出问题后的责任却相对要小得多。”谢大雄说，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在海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全面的支持。”他说，由于海外市场大多是海外厂商已经占领的市场，中国企业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低廉的成本、优质的服务，还必须深切需要了解当地的政府、经济、法律、文化、行业等各方面的环境，并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可能打开市场突破口。这一过程需要经历种种困难，比如研究当地的环境、进行本地的研发支持、应对海外公司的专利诉讼、反垄断诉讼乃至更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壁垒，其间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一个庞大的并付出很高成本的计划流产。
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4月，因为涉及一些美国的禁运产品，中兴不得不取消了当地一项总值800万欧元的市场合约。而在此之前，在欧洲、美国、印度等市场，中兴、华为等中国厂商已经多次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而遭到排斥，多项合约或并购计划被当地政府否决或被迫取消。
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海外显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或信息资源。
王海波认为，目前，由于现在缺少统一的平台，中国企业不得不自己去研究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创新、出口管制、劳工、税收等法律环境，甚至企业需要独力应对海外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中兴就有超过100名员工专门负责全球的知识产权工作。
“如果政府能在这些方面提供关键性的平台支持，将对中国科技企业走出海外有巨大帮助。” 他说，“比如，目前很多国家的驻外使馆都有专门的科技官员，为本国企业提供海外的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服务，这值得中国借鉴。”
当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全身投入到全球化竞争的每一个市场角落时，与之相配合的应当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新顶层设计结构，以新的科技体制和政策、教育体制和人才环境，适应全球化商业竞争规则和视野，否则跨入全球竞争战场的中国军团遭遇孤军作战的处境在所难免。
“现在，全球各国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整体力量，依然是由众多的企业个体所组成。”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就应该坚定地支持科技企业，特别是别人封锁的、打压我们发展的，我们更要鼎力支持我们的企业。”
起步与转制
1985年3月启动的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当时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松动，造就了“一个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传奇”的时代。
1984年8月，航天部下属691厂的技术副总工程师、42岁的侯为贵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到这片经济特区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科技产业梦想。1985年2月7日，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公司正式成立，同年实现了35万元的销售收入。
在中兴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第一次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引擎。
在此之前，一直上溯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科技发展体系一直是沿承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科研资源集中在科研院所，而企业与科研院所各司其职，科研成果无偿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曾发挥巨大优势，“两弹一星”的举世瞩目成就亦源于此。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计划式的科技体制弊端逐渐显露。
此次改革，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削减科研院所的事业费以及放开技术市场，政府对一些吃了30多年国家财政“大锅饭”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逐渐“断奶”。而如何将科技与市场结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科技企业们摸着石头淌过的河滩。
在翻阅资料时，侯为贵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讯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却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技术含量高，而招揽了一批“学院派”学者、教师共同创业的中兴技术背景是半导体，与通信产品有非常大的交集，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于是，从68门的小型交换机开始，到生产上万门的程控交换机，中兴逐步开始向整个通讯领域渗透，在公司的第一个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完成了最重要的行业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开始全面向企业化转制，在此过程中超过1/4的院所顺利完成了改制，或直接转为大型企业，或并入企业集团成为子企业，大量科研资源也随之转移到与市场对接的企业手中。
1992年，中兴也开始进行产权改革。侯为贵与中兴半导体的主要技术骨干共同成立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与691厂和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重组成立了“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并占有49%股份，经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中兴通讯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创采用“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模式的企业，在1997年改组为中兴通讯，并在深交所上市。
跟随战略
在1992年，无论行业标准还是市场份额，世界通信技术都还被欧美企业所主导，但通过科技创新，中兴开始从应用设计到核心专利一步一步追赶。
“我们把那时候的创新，叫做‘跟随性的自主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别人已经有了，但我们还没有的创新。”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说，中兴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欧美的技术标准进行独立的设计、开发、生产、维护、销售，与外资巨头的技术差距迅速缩短。
这一年，中国开始遭遇通货膨胀的经济寒流，1993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5.64大幅上升至8.27。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甚至亲任人民银行行长，以强力推动中国经济软着陆。
在此过程中，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挽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重要举措，而通信行业再度成为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突破口。
1994年，原邮电部成立移动通信局和数据通信局，随后，根据国务院要求，对邮电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电信总局便是后来的中国电信，并在此基础上拆分出中国移动。同年7月，中国联通成立。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在公布之后，这一《决定》立即被定性为“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
所有这些市场环境的变化，都为目标尚在国内市场的中兴，提供了莫大的机遇。
与很多传统行业不同，通信是一个技术升级换代频繁的行业，这为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创造了规模超越的宝贵机遇。而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中国数字移动通信的发展更形成了“耦合效应”，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以中兴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在全球通信业从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转型过程中，得到了迅速长大的机会，并最终在3G时代，突进到全球通信产业版图的核心位置。
并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释放，通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急先锋”。正是包括通信业在内的诸多行业，提供的强劲的拉动内需的能力，使得中国在面对和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程中，牢牢占据了主动地位。
同样，也正是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动力，使得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厂商，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逐步成为全球ICT市场的主角。在1985年以前，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速度还低于GDP，1985年开始不断加速，此后10多年的增长速度平均近40%，最高的1993年电信年增长率高达59%。
在此之前一周，诺基亚5月2日正式宣布，将对HTC、RIM和优派提起有关45项专利侵权的诉讼。
过去两年来，无数错综复杂的专利诉讼在全世界多处爆发：宏达电起诉苹果也起诉华为；谷歌起诉微软，摩托罗拉也起诉微软；甲骨文起诉Facebook，雅虎也起诉Facebook，英国电信起诉谷歌和甲骨文……在全球化市场争夺中，技术与专利的主导权争夺正愈演愈烈，成为产业巨鳄们决战的主阵地之一。
对于正在逐渐走向全球化市场的中国企业们来说，这正在成为新的壁垒和考验。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兴和华为，这两家来自中国的全球化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多个国家的市场无奈地甚或是莫名其妙地遭遇到挫折。
除了频繁遭遇诉讼外，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都以国家层面的理由，对包括中兴通讯、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予以苛刻的准入条件，甚至直接拒绝中国公司进入其部分商业领域。
隐藏在这些围追堵截现状之下的，是在看到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传统国际产业巨头对有威胁的高成长的中国企业进行的新一轮市场狙击。
通信设备产业可以说是中国体制改革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国际竞争实力最强的科技产业之一，中兴、华为也是中国创新实力最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科技企业之一。
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兴现在的烦恼，中国其他科技企业现在或未来也都可能遇到。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殊死竞争，国家层面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助力？
当成本优势之剑磨钝的时候
一直被视作是中国全球化最成功企业之一的中兴，正面对自己的成长烦恼。
此前，中兴4月27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1亿元，同比增长了18.5%。但若扣除相关汇兑收益等毛利率约为27.4%，低于2011年一季度的毛利率32.2%。
虽然，利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中兴在欧美一些重要的区域抢占市场的代价，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人看来，这也是中兴正在遭遇的诸多内外问题在业绩上的折射。
“比如，我们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小。”5月8日，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随着汇率、通货膨胀、人力成本增长，以及外资公司的本地化和研发转移，近年来中兴与欧美公司的研发成本差距正急剧缩小。
这是所有中国企业都正在面临的问题。过去业界传言：“美国人发明东西，日本人把东西做好，韩国人把东西做滥，中国人把东西做到没钱赚”，但现在，“廉价中国”时代已经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过去以低成本、低优势杀出一条血路的发展策略，将不得不改变。
对快速发展的中兴来说，这种改变的压力来得更快更猛。在许多人眼里，中兴已经大量进入海外市场，海外收入占据企业主要收入份额，且目前仍在不断开拓全球业务，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而恰恰如此，过去10多年，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得以走出去的主要靠的就是成本优势，而当竞争的条件、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挥动这支利剑制胜的底气不会那么充足了。
战略必须有所改变。比如华为，今年以来已经见不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激烈价格战。
在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看来，通过科技创新进行技术突破，才是打开新天地的煌煌正道。
“这就像是三大战役，第一战打基础打成本，第二战比拼营销服务，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科技创新。”他说。
单个企业难以负担的问题
“我们内部有一句话：一代看着跑，二代跟着跑，三代并肩跑，四代希望领先跑。”谢大雄说，从技术的积累与产品的竞争来讲，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现在已经能够跟国外企业同台竞争，并不比人家差，在4G时代领先也不是不可能。
“但如果还要再向前一步，还需要国家给予一些力度更强，更集中的持续支持，解决很多一个企业难以担负的问题。”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一个例子是，中兴生产的手机中的芯片，原来海外采购价格昂贵，后来自己设计生产，更便宜且更安全。但当中芯把芯片设计好以后，由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基础相对落后，高性能的芯片只能找国外厂商代工，还是会受到国外厂商的制约。
“以前我们是跟随，比别人的晚一代、二代，没有对他们造成大的威胁，别人愿意给我们代工，但现在大家的产品都差不多，别人就会优先代工他们的产品。”谢大雄说，类似的问题在产业链的很多环节都存在，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不可能是某一家企业自己能全部解决。
这只是中兴面临的多种“封锁”之一。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说，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外资厂商一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中国企业相对弱小，对方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协助你做大市场，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但如果中国企业比较强大，海外巨头就会进行严密的技术与产业封锁，并通过种种方式将其挤出市场。
这位人士认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借助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家的扶持下集合整个产业链的力量，才可能抓住最好的弯道赶超机会。
“所以，出现创新机会的时候，需要大家形成共识，国家也要有引导牵引，最好是对整个产业链有完整的规划，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引导整个产业链的全面成熟。”谢大雄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大力推动了3G标准TD-SCDMA发展，虽然这一技术在不少人看来并不成熟，产业化程度与市场规模也晚于其他国际标准，但它确实带动了大批中国企业在产业的关键环节积累了大量经验。
“这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他说，就像吃饼一样，虽然在3G上我们没有吃饱，但有了它打下的基础，在下一代通信技术TD-LTE上，中国就已经赶上了国际同行。
不过，即使如此，在芯片、测试仪表、模具等关键环节，中国企业与海外厂商依然还有明显差距，亟待政府在产业链层面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
在谢大雄看来，目前中国产业关键领域获得的支持仍然不够，政策的扶持仍然有限，而且资源非常分散。“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集中突破，比如芯片，比如发动机，如果它们解决不了，后面整个产业链都会遭遇发展的瓶颈，都会出现受制于人的大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在每个关键领域扶持几家真正有竞争实力的行业，进行持续地扶持，“看准哪个企业的技术比较好，就要持续地支持，直到它实现大突破，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提升。”
专利战是生死无情的血战
除了技术封锁之外，海外巨头也在不断通过设置技术、贸易乃至政治壁垒狙击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近两年来爆发的专利战争中，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频频“中枪”的原因。
“放眼全球通讯市场，现在到处都是知识产权诉讼的硝烟。”5月3日，王海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他的身份是中兴知识产权总监，担当这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经营与诉讼已经超过10年。
王海波说，在此之前，设备厂商们往往会通过向竞争对手交纳专利许可费，以快速进入特定市场。可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不断扩大专利池，并进行频繁的专利诉讼，延缓甚至阻止对手进入自己的战略市场，已逐渐成为新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
自2010年开始，全球通信产业在短短1年多时间中已爆发数百起诉讼，其中，各巨头已经形成让人眼花缭乱的诉讼链条，各公司互为原告与被告，甚至同时既是原告也是被告。
而这些诉讼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是在关键时间、关键地区以针对性的诉讼，遏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布局，或是以同样的手段反制对手，进行市场利益的兑子交易。
2011年4月，在中兴快速扩张欧洲高端市场份额过程中，爱立信就在中兴的欧洲手机销售重镇——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分别起诉中兴通讯侵犯其数项专利权，中兴通讯随后在中国提出反诉。
一位知识产权界人士说，专利战发端于通信、IT、互联网等科技创新最集中的行业，但已开始向所有实业及虚拟经济领域扩散，并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最为严厉的欧美向更广泛的区域扩散。
只不过，在通信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竞争显得更加集中，胜负的筹码和代价都更硕大。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表示，目前，主流的通信设备厂商只剩下5家，而其中只有前三名才能获得相对安全的市场规模与利润率，否则就只会被逐渐淘汰或被迫转向其他产业。
这种竞争是无情的，输的结果是难以承受的。在王海波看来，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大量中国科技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壁垒，如果没有建立自已的稳固专利基础，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只能频繁应诉直至被赶出市场。
现实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乐观两字。目前在海外的专利布局上，中国企业要补的课很多。
3月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当天公布的2011年通过PCT（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的国家、企业及组织机构统计排名中，中兴以2826件PCT国际专利超越日本松下的2463件，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一位。华为排名第三，华为子公司排名第37。除此之外，中国公司再无一家上榜。
其原因在于，海外的专利布局需要巨额的资金与资源投入，每个专利的申请成本，都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如果要在全球主要市场都获得专利保护，总花费甚至可能高达300-500万美元。此外，企业要掌握不同国家的专利、商标、版权等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判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状况，才能根据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利布局。
“即使是我们，也有很大的资金压力。”王海波说，中兴每年仅专利投入费用就数以亿元计。
他说，真希望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知识产权全球布局。”
在此之前，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少地方政府曾出台政策。不过，在一位知识产权行业人士看来，目前这些政策仍多是地方政府行为，在国家层面尚缺少统一的统筹规划，而且很多地方政策对创新激励政策的范围、有效性也缺乏有效的评估与设计。
究竟如何有效地支持创新，依然是没有真正破题的现实问题。
谁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关键性平台
“曾经有位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说，他个人很希望支持中兴，但不敢拍板购买中兴的设备，因为如果用了中兴设备后出问题，领导要负很大责任，但如果用外资品牌设备，出问题后的责任却相对要小得多。”谢大雄说，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在海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全面的支持。”他说，由于海外市场大多是海外厂商已经占领的市场，中国企业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低廉的成本、优质的服务，还必须深切需要了解当地的政府、经济、法律、文化、行业等各方面的环境，并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可能打开市场突破口。这一过程需要经历种种困难，比如研究当地的环境、进行本地的研发支持、应对海外公司的专利诉讼、反垄断诉讼乃至更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壁垒，其间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一个庞大的并付出很高成本的计划流产。
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4月，因为涉及一些美国的禁运产品，中兴不得不取消了当地一项总值800万欧元的市场合约。而在此之前，在欧洲、美国、印度等市场，中兴、华为等中国厂商已经多次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而遭到排斥，多项合约或并购计划被当地政府否决或被迫取消。
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海外显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或信息资源。
王海波认为，目前，由于现在缺少统一的平台，中国企业不得不自己去研究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创新、出口管制、劳工、税收等法律环境，甚至企业需要独力应对海外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中兴就有超过100名员工专门负责全球的知识产权工作。
“如果政府能在这些方面提供关键性的平台支持，将对中国科技企业走出海外有巨大帮助。” 他说，“比如，目前很多国家的驻外使馆都有专门的科技官员，为本国企业提供海外的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服务，这值得中国借鉴。”
当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已全身投入到全球化竞争的每一个市场角落时，与之相配合的应当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新顶层设计结构，以新的科技体制和政策、教育体制和人才环境，适应全球化商业竞争规则和视野，否则跨入全球竞争战场的中国军团遭遇孤军作战的处境在所难免。
“现在，全球各国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整体力量，依然是由众多的企业个体所组成。”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就应该坚定地支持科技企业，特别是别人封锁的、打压我们发展的，我们更要鼎力支持我们的企业。”
起步与转制
1985年3月启动的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当时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松动，造就了“一个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传奇”的时代。
1984年8月，航天部下属691厂的技术副总工程师、42岁的侯为贵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到这片经济特区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科技产业梦想。1985年2月7日，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公司正式成立，同年实现了35万元的销售收入。
在中兴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第一次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引擎。
在此之前，一直上溯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科技发展体系一直是沿承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科研资源集中在科研院所，而企业与科研院所各司其职，科研成果无偿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曾发挥巨大优势，“两弹一星”的举世瞩目成就亦源于此。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计划式的科技体制弊端逐渐显露。
此次改革，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削减科研院所的事业费以及放开技术市场，政府对一些吃了30多年国家财政“大锅饭”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逐渐“断奶”。而如何将科技与市场结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科技企业们摸着石头淌过的河滩。
在翻阅资料时，侯为贵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讯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却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技术含量高，而招揽了一批“学院派”学者、教师共同创业的中兴技术背景是半导体，与通信产品有非常大的交集，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于是，从68门的小型交换机开始，到生产上万门的程控交换机，中兴逐步开始向整个通讯领域渗透，在公司的第一个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完成了最重要的行业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开始全面向企业化转制，在此过程中超过1/4的院所顺利完成了改制，或直接转为大型企业，或并入企业集团成为子企业，大量科研资源也随之转移到与市场对接的企业手中。
1992年，中兴也开始进行产权改革。侯为贵与中兴半导体的主要技术骨干共同成立了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与691厂和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重组成立了“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并占有49%股份，经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中兴通讯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创采用“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模式的企业，在1997年改组为中兴通讯，并在深交所上市。
跟随战略
在1992年，无论行业标准还是市场份额，世界通信技术都还被欧美企业所主导，但通过科技创新，中兴开始从应用设计到核心专利一步一步追赶。
“我们把那时候的创新，叫做‘跟随性的自主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别人已经有了，但我们还没有的创新。”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谢大雄说，中兴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欧美的技术标准进行独立的设计、开发、生产、维护、销售，与外资巨头的技术差距迅速缩短。
这一年，中国开始遭遇通货膨胀的经济寒流，1993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5.64大幅上升至8.27。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甚至亲任人民银行行长，以强力推动中国经济软着陆。
在此过程中，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挽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重要举措，而通信行业再度成为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突破口。
1994年，原邮电部成立移动通信局和数据通信局，随后，根据国务院要求，对邮电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电信总局便是后来的中国电信，并在此基础上拆分出中国移动。同年7月，中国联通成立。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在公布之后，这一《决定》立即被定性为“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
所有这些市场环境的变化，都为目标尚在国内市场的中兴，提供了莫大的机遇。
与很多传统行业不同，通信是一个技术升级换代频繁的行业，这为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创造了规模超越的宝贵机遇。而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中国数字移动通信的发展更形成了“耦合效应”，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以中兴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在全球通信业从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转型过程中，得到了迅速长大的机会，并最终在3G时代，突进到全球通信产业版图的核心位置。
并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释放，通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急先锋”。正是包括通信业在内的诸多行业，提供的强劲的拉动内需的能力，使得中国在面对和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程中，牢牢占据了主动地位。
同样，也正是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动力，使得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厂商，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逐步成为全球ICT市场的主角。在1985年以前，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速度还低于GDP，1985年开始不断加速，此后10多年的增长速度平均近40%，最高的1993年电信年增长率高达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