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香港媒体报道，在“奶粉新政”出台后，出入沙头角中英街的水客统一了口径。有海关人员向一名女子寻问奶粉的品牌，该女子不仅回答出了奶粉品牌，还补充回答“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学会抢答剩下的问题：“益力多是给乡下亲戚的。”
　　“现在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奶粉是给三岁孙子喝的，并且还煞有介事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幼儿照片作证。”海关人员向媒体表示很无奈：“以前是一问三不知，现在对答如流，我们搜证越来越困难了。”

蚂蚁搬家

　　据关贸问题专业人士、中海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秦阳介绍，水客的组织形式主要是“蚂蚁搬家”：从“境外供货商”——“水客团伙”（化整为零）——“水客”——“水客团伙”（化零为整）——“境内销售商”的“一条龙”团伙走私模式。而“水客”群体只是处于这一链条的最低端，只赚取些带货费。
　　“人民公社”书店老板邓子强也熟悉水客。他介绍，以进口奶粉为例，水客带货费通常由发货人与买家共同承担，其中买家承担大部分费用，但最终均转嫁在终端消费者身上。而香港方面上水站的一位水客说，货物一旦在内地海关被扣，需缴纳退港税，这部分费用完全由内地买家承担。 　　林翔不肯透露自己的供货人信息，但表示仅以奶粉为例，香港有很多供货商，有些是直接从国外进口，另一些则与本地药铺达成协议，以较低的价格大批拿货，囤积到一定数量再寻找内地有需求的买家。
　　在香港实施“奶粉新政”后，原来专做奶粉的林翔，也转向“杂货”水客行列，而“杂客”也是内地水客中的多数。
　　一位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内地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香港做水货业务，主要负责奶粉、电子产品、进口化妆品的供货，到大学三年级时，最多一个月收入达到六万元人民币。他的货源很简单，电子产品与化妆品只需以原价在香港买入，与内地相比，光是免除进口税这一项差价，就让他可以在每件iPhone上加价几百元。而只要与几家药铺达成默契，大量买入奶粉是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的。

从抗议到被抗议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在经常往返两地的水客中，香港水客与内地水客的比例为6：4。“奶粉新政”出台后，香港海关拘留的违规携带奶粉出境的旅客，也以香港旅客为主。
　　香港地区的水客群体，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靠近深圳罗湖口岸的上水站。在港府打击水客前，上水站出口附近的人行通道，每天都挤满了排队等候取货的香港本土水客。
　　他们多以当地居住“公屋”的居民为主。按照港府规定，只有每月最高人均收入低于一万块港币的个人或家庭，才有资格申请居住政府提供的公屋，这意味着，公屋居住者属于香港社会最低收入群体。
　　“弱势感”曾为香港水客获得一些同情。2004年，香港地铁罗湖站发生过一次与水客相关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是水客群体本身。当时，许多水客多选择从“罗湖村居民信道”进入香港交货取货。按规定，只有口岸工作人员及香港罗湖村村民才可使用信道，其他旅客则必须在地铁罗湖站搭乘东铁到上水站方可进入香港本岛，往返交通费用近四十元港币。
　　为省时省钱，大量的香港水客使用这一专用信道，使得信道拥挤，影响当地人出行。当时九广铁路公司封闭了该信道，造成水客不满，发生了200多人的抗议活动。时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国雄也到现场声援，支持香港底下阶层靠水货生意自立更生。
　　但九年后，在“一签多行”政策的激励下，内地水客人数大幅增加，水客在香港的生意越来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邓子强的一位亲人就曾是水客，“香港水客还是有规矩的，分货时会排队，”邓子强说，“内地水客在地铁上常常撞到人，的确扰民。有些水客的行李，在地铁车厢里还会撞到其他人。”
　　2012年9、10月间，香港本地网民开始在Facebook、高登论坛等社交媒体上发起“光复上水”行动。经常有几百名网民聚集在上水车站外，抗议水客影响居民生活。
　　如今担任香港社民连主席的梁国雄，对水客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针对“光复上水”运动，他表示：“水货确实影响居民出行，并让物价提升，因为很多产品如奶粉，产量是有限的，我是支持上水居民表达自己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