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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五楼研究小间透明的玻璃窗把阅览室最细小的杂音都隔绝在外，同时也把我的任何举动展现得清清楚楚，以致于从外面走廊看进来，我活像是养在鱼缸里的金鱼，或像是某种被开放参观的稀有生物。台北中正纪念堂对面这座图书馆，是台湾藏书量最多、最大、设施最齐备的图书馆。相较中正纪念堂偌大的广场，图书馆研究小间狭窄封闭，关在里面的我，却如同在进行一次冒险：我穿梭时空，毫无忌惮地进出战场，游历于昔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之中。
还原溪口岁月
埋首于国共最后几次交火的历史文献，长时间坐在枣红色的软呢垫木质坐椅上，我需要不时调整身体重心变换姿势，让麻痹的臀部血液流通。为了拍摄“国军”退守台湾的纪录片《最后岛屿》，我正在拼凑一张1949至1955年之间国民党政府陆陆续续撤台的路线图。这段历史像是风化的纸张碎片，散落在各个旧档案之中，需要细心捡拾。数据汗牛充栋，我把能查到的相关资料都借来爬网一遍。一次只能从馆方借来十本，于是我又带上其他方面寻来的刊物，堆在桌子右边的书架上，开始逐页翻索，并在黑色的笔记本上敲下历史场景和事件的摘要，以及书名、作者、页码。
钻进国共内战成篇累牍的数据，反复审视一页页笔记，我逐渐发现战争史只留下巨大的背景，对个人付出的代价和其中的错乱伦常，往往描绘模糊，倒显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洞。
1949年1月，中国混乱的政局日趋明朗。
1月10日淮海战役在杜聿明被俘后正式结束。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责未尽耳。每念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语，则又天君泰然矣。”
随着中央军主力瓦解，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在内外交迫中对外宣布辞职下野。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上记道：“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
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也记下，父亲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实际上，蒋介石并未真正解下肩上的重担。他下野之后，仍在战场上的中央军，处境更加艰难。
当时在北平驻守的中央军李文和石觉部便处于风口浪尖。蒋介石下野前，便试图抢救困在北平的中央军。傅作义对外宣布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愿再战时，十五万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在北平城内形成了紧张的对峙。
解放军兵临城下，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者不战。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筹码是完整地将驻扎北平的中央军顺利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对中央军李文、石觉部来说，他们仍然可以战斗。但蒋介石下野，给他们丢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效忠主和的代总统李宗仁还是主战的校长蒋介石？
国军大部分的基层士兵来自农村，因一纸征兵令而从军，我相信有良知血性的将领，都会摸着良心偷偷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大局已定，士兵们没有强烈的政治信仰，有没有必要让他们战死在长官们坚持的信仰下？
早先，蒋介石托徐永昌给李文、石觉手谕，上策是让中央各军，分途突围，理由是与其坐任宰割，不如死中求生。中策是要求傅作义让13军空运南撤，下策是让各级官长空运南撤，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予编配。
时代的转瞬间，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前景混沌不明的情势下，一些人选择了愚忠，一些人选择识实务。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李文、石觉若不顺应时势，便要鱼死网破，同时面对解放军和傅作义部的围攻，而这种突围几乎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陆路还是水路，四周通路都已经被近百万解放军切断，空中交通也在炮火控制之下，他们没有退路，早已失去突围的可能。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丧失大部分中央精锐后，似乎并未轻易再要求他的黄埔将领战死沙场，此后方针是保存实力，退守台湾。然而保存将领的代价是必须背叛同生共死，从抗战到内战，披肝沥胆的军队。
一个有良心血性的中国军人，在那样的时代，会不会在心里悄悄责问自己这个问题：背叛统帅还是自己的弟兄？
如果以一个军2万-3万人的编制来看，中央军在北平的两个集团军至少是15万人以上的兵力，这些“国军”最后被遗弃在战场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忠奸的界定有时变得异常困难。李文、石觉选择了军人最低限度的价值：愚忠，付出的代价却是背叛弟兄。被留在北平的15万中央军士兵，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石觉在回忆录中记下他抛下同生共死的弟兄，在2月14日扺达奉化，在蒋介石故居与校长一起度元宵节，心情极为落寞。我翻阅黄历，民国三十八年2月12日这天才是元宵节，猜测如果不是石觉记错，就应该是元宵一连庆祝了好几天。总之，石觉在佳节当中扺达奉化，就和陈立夫、谷正纲等人顶着歉疚感，陪着老校长游山玩水。后来石觉再次临危受命，与汤恩伯一同负责领兵守卫上海。
我曾看过一段此时所拍的纪录片，镜头随蒋介石一路悠游于峻岭山水间，走过建筑奇丽的育王庙和背山面海秀丽幽静的天瞳寺，画面上的蒋中正丝毫看不出被迫下野的失落感，反而有一种胸有成竹、心安理得的模样。
战事颓丧，损兵折将，但在这段著名的纪录影像中，蒋中正在家乡到处游历，健步如飞，神情怡然，还胸有成竹，真是令人不解。我观看这短片时心中甚是纳闷，为何蒋中正要在这个时候让人拍摄此纪录片？
在溪口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像片中那样闲云野鹤，现实世界中他更加忙碌。他以一人之意志，让中央军残部按既定的计划加快向台湾撤退。此时北自营口，南至海南三亚的沿海，中国大陆绵长的海岸线，一波接着一波的船只驶向台湾以及大陆东南沿海无数的小岛上。这些小岛从地图上看去，犹如不小心跌落一地的芝麻粒，比例尺不够的地图上，甚至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此时上海的黄浦码头，更是日日夜夜挤满了逃往台湾的民众。码头从上一年便日夜加开上海往基隆的航班，运送大量在战火中逃难的人。据后来统计，这段期间赴台的大陆百姓，超过百万之众。
丁兹乱世，人心溃决。
我突然想起蒋介石勉励自己“不愧不怍，不忧不惧”的话。西安事变，蒋介石失去自由并遭到生命威胁，尚拒绝自己在生命威胁下屈服，性格坚毅的蒋介石，这次又怎会束手就擒？这部影片中，他刻意摆出安然祥和、胸有成竹的模样，就是对外部局势所故作的一种反抗的姿态。而蒋介石让人拍下这段短片，更深远的意义是：早已决定“另起炉灶”的他，知道今生今世再难回到故乡。这段影片更是尽量在故乡留影纪念之故。要有多坚毅才能让一个人决定永远抛下自己的故乡和母亲的坟墓？
案卷中的生死
过去六十多年两岸社会的变迁，幅度之大，使得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1949年发生的事，恍如隔世。没有多久我便发现，因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两岸多数历史细节被隐藏，于是翻看那段时期的历史时，如同隔着一层雾化玻璃看世界一样，隐隐约约能看到轮廓，却始终看不到细节。关于国共的史料，因为战争和政治的需要，其史料的现状是，宣传与真实交织，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日记忽略了许多社会面相。
1949年仓皇辞庙后，蒋介石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历史没有记载的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六十万军人，如果命不够长，绝大部分在有生之年也没能回到故乡，更没有机会在母亲的坟前磕头，更不可能在老家摄影留念。故乡成了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台湾的早年公开的出版物中，对国民党迁台的历史可以用轻描淡写来形容，描述多少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写得比较“简约”，大都用的是语意模糊的字眼，如“转进”“政府仓皇迁台”“政府播迁来台”，对于如何转进，如何仓皇，如何播迁就语焉不详了。
多年以来台湾岛上的居民习惯了这种描述，很少有人会去认真追究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国家图书馆”的小单间灯光苍白，我身陷高高的一迭书堆之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纸张的味道。我翻开一本叫作《瀛海同舟》的旧书，这是一本由旅台舟山人编写的舟山群岛撤军纪念文集，张行周是其中一个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编写者。
书中记载，1949年5月有十几万国军部队曾经在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驻扎过整整一年，到了1950年这十几万大军才到台湾。《瀛海同舟》泛黄的纸张上看到的历史是这样描写的：“38年（1949年）5月，杭、甬、上海等地相继陷匪，政府军工人员及国军部队撤来舟山各岛者达数十万人，浙江省政府亦迁来定海。后‘共匪’续陷毗邻大陆之大榭、金塘、六横、桃花各岛，政府为加强舟山群岛防务，于38年（1949年）9月成立东南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及舟山群岛防卫司令部，任命郭忏为舟山指挥所主任，石觉为副主任兼舟山防卫司令；后又奉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38年（1949年）11月3日，‘共匪’大举进犯沈家门以南之登步岛，经守军87军221师，及援军67军67师配合海空军血战两昼夜，尽歼犯匪，造成空前大捷，舟山局势乃趋稳定。”
从上面这段记载可知，1949年5月共产党解放上海地区，石觉从上海再次逃出，这次他不再只是率领一些中高级军官仓皇撤退，而是领导着数十万军政人员转战到舟山群岛。到了舟山群岛，蒋介石再次让他为国效命，任命他为舟山防卫司令兼浙江省主席。5个月后，士气如虹的解放军追逐到其中一个叫登步岛地方，“守军……尽歼犯匪……舟山局势乃趋稳定。”
从装帧上看去，这本书有点年头，暗红色折纹封皮，书背边缘有些斑驳掉色，手指滑过装订凹折线还可触摸到积累的灰尘。1972年出版至今，有40年的历史，即使纸页泛黄，它精装的品相保存却依然良好。虽然整本书有些历史尘埃，但保存得很好，看得出借阅的人并不多。
《瀛海同舟》这本书基本上是当时参与舟山群岛撤退的军政人员撰写的纪念文章，作者多半不是专业史学家，也不是职业作家，他们大多只是能识文墨的军政人员，我从其笔下语气轻易闻出一种死生敌忾、誓不两立的态度，在他们充满仇怨的笔调下，还充斥着一层对命运悲愤自强的情绪。
从张行周的描写中，我知道了上海战役国军战败，但没有被消灭，有10万国军是从上海去舟山群岛的，并且在那里一个叫登步岛的地方打了一仗。据当时国军87军军长朱致一的回忆文章，国军伤亡军官121员，士兵2704名，解放军伤亡三千六百余人。
为了交叉对照，我立即查阅《解放军战略追击·华东地区》。11月15日华东军区三野前委致各兵团首长的电文，上面记录：“是役计毙伤敌三千二百余人，内俘敌带回300人：我伤亡共1488人，实际亡与失踪843人。”又写道：“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兵力较少，……形成敌我双方陆续增援反复多次争夺的拉锯消耗战，使敌凭其残余固守阵地，依其优势海空军配合条件之下，得以增援，为敌各个击破。”
怪哉，为什么简单到死伤人数这样基本数字便有如此差距？我仔细再翻读了几遍，更令我吃惊的是，发现不论在《解放军战略追击》，还是《瀛海同舟》那些工整的铅字下头，怎么读都觉得它们太抽象，缺少了点什么。
再三仔细咀嚼后才发现，这些文章除了那些军政领导之外，整本书几乎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人名，舟山群岛这10万人成了冷冰冰没有生命感的数字。（据查实为12万人）
除了反共情绪之外，其他历史参与者，那12万士兵都不曾有过呼吸，没有温度，更没有情绪。在现代社会，如果你意外死于一场车祸，或是不小心被一场警匪枪战波及而殒命大街，至少报纸会提到你的名字。但在乱世中，不只打败仗的人被说成被“歼灭了20万人”，连打胜仗的12万人也只是一笔带过。
研究单间里苍白的灯光和书本的霉味，让我产生一种仿佛置身停尸间的感觉。
这一定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之所以有意义，因其记载的是人的遭遇、他们的选择和无从选择的命运。如果他们没有生命，这段历史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将所有资料汇整起来，知道蒋介石在战败后，命令所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从大陆沿海陆陆续续搭乘船舰开往海上各个小岛驻扎，伺机反攻。这些岛屿包括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大陈列岛，包括一江山、渔山、披山、南麂岛；福建的平潭岛、南日岛、马祖列岛、东山岛、金门岛以及更南方的海南岛。这些小兵与岛上的民众后来的命运呢？他们是留在了舟山还是到了台湾？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跳进我的脑袋，不断向我挑衅，可是我在书中已不能再找出进一步的线索了。我决定离开研究小间，到现实世界找答案。
一江山之战
位于阳明山山脚的台北士林官邸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的住所。每天早上，蒋介石到“总统府”处理军政公务，下午就回到官邸，安排些会见中外人士等比较非正式的工作。在阳明山，有一栋建筑叫中兴宾馆，现改名叫阳明书屋，曾充当蒋介石招待宾客用的避暑山庄。每当台湾夏日酷暑，或是心情烦闷，蒋介石也会移住阳明山，接见的宾客也移往中兴宾馆。蒋介石喜欢山，早期在江西庐山有别墅，到台湾先住在草山行馆，甚至1949年的生日，他也以爬阿里山庆贺。
在中兴宾馆不远处，步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胡宗南将军的墓静静隐藏在一条山径中。1962年胡宗南过世后安葬在阳明书屋不远的山径旁，蒋介石散步就能走到的地方。据闻这个墓址是由胡宗南七分校的学生，后来担任蒋侍卫长的孔令晟的建议促成的。蒋一生对胡宗南应是百感交集。胡宗南的黄埔战友虽然没有他一般“受任最重，统兵最多”，但在内战中承担了更多的硬仗，他们战死的尽忠，被俘的吃尽苦头。胡宗南的部队在最后混乱的局势下，因为“勤王”行动瓦解了。
胡宗南刚到台湾，据闻曾感慨道：“革命一辈子，混到这步田地，真没意思。”没有多久，胡宗南奉调当时国府最前线的大陈列岛担任地区军政长官。这一年，他五十岁，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一下变成实际收编地方武装势力的海上游击队首领。他的妻儿都在台湾，而步入中年的他，再次为“革命”赴汤蹈火。
1955年初，一江山战役爆发，解放军在积累朝鲜战争与美国作战的丰富经验后，发动解放军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进攻大陈列岛最前线的一江山岛，以数倍优势兵力进攻，夺取一江山。那些被胡宗南整编起来的地方武装势力，一千多名反共救国军的非正规军队，和解放军做殊死战斗，台湾当时的报纸宣传这次战斗：一江山岛720名守军包含指挥官王生明将军全数壮烈成仁。
我调阅台湾“国防部”的解密资料，由大陈观测站记录，得知岛上解放军登陆后，国军指挥所通讯在第一日下午4点后即中断，然而岛上持续传出机枪声三日，随着时间过去，枪声也愈来愈稀疏。这个数据说明，第一天守军指挥部已经被攻陷，全岛通信已然中断，但在各哨所据点的孤军仍在奋战，直至三天后弹尽援绝。
在台北市南区有一座桥，叫做华中桥。过了桥就离开了台北市进入中和市。在桥下不远处我找到了一江新城，这里住着一江山战役的国军烈士遗眷。现在六十岁以下的台湾人多半不知一江山战役，他们即使经过南京东路闹区见到一江街，也永远不知那本是纪念一座岛屿的名字。多年来，一江山遗眷委身于这座新店溪的大桥下，在历史的冲刷下被台湾社会淘尽，遗忘。
探访一江山岛
为了探寻一江山战役的真相，我除了翻阅台湾“国防部”所有的解密资料外，更申请到战地现场田野调查。2010夏天，我第二次从台州椒江码头乘坐渔船前往一江山岛。这次随去的有张灵甫的公子张道宇，一江山国军守将王生明的公子王应文等人。怒海波涛船行破浪，中午日晒炎炎时，我在海上看见两块光秃秃的大石头向渔船接近，船长说那就是一江山岛。北一江山岛是一座小山，山坡陡峭，我登上去便一步一步向山顶进发。在没有机枪射击子弹乱飞的情形下，我背着摄影机的脚架，有如士兵背着迫击炮步枪登陆抢滩，体验到当年登岛进攻的解放军士兵，除了要爬上几乎呈七十度仰角的坡地外，更要避开国军布下绵密火线的不易。
如今的一江山，仍然可见到半个世纪前军队留下的工事布满全岛。海风萧萧，除了波浪、野羊、风声，这座岛如同农村一样安静。我走走停停花了两个半小时终于爬到了山顶。解放军进行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应文告诉我，二十年前他第一次来祭拜时，有位曾经参战的解放军告诉他，当年进攻一江山战斗非常惨烈，海上密密麻麻都是尸体，在海水中沉浮，海水都染红了。
我曾在电视上看见一则新闻：五十多年前一位长乐县的十九岁女孩嫁给了一位村里大她一岁的男孩。洞房花烛夜第二天，男孩被征召去打一江山，从此男孩再也没有回家。女孩后来发现自己有孕，最后孤单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吃尽了苦头。这女孩连一张男孩的照片也没有，日子年复一年，男孩那张脸孔逐渐模糊。五十多年后，有心人在解放军那里找到了一张烈士的档案照片，交给这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女人。女人与当年的遗腹女相依为命一辈子，从未见到过这位牺牲于半个世纪前的男孩。遗像前，母女在融化在泪水里，她们一生的压力此时溃决了，孤女寡母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们爬上一江山岛最高处，看见山顶孤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继承烈士遗志发扬革命传统。”碑顶一颗五角星靠在火炬上。落款处写的是某某全体少先队员，时间是1987年。
守军指挥官的儿子，如今七十岁的王应文特别从台湾带来一樽印有马英九照片的金门高粱纪念酒，与偕同前来的人在一江山制高点举行祭拜。王应文神情肃穆，他点燃手中的香，高举过头祭祀，身后站着数位陪祭者。日照毒烈，岛上风声呼啸，他大声念道：“仅以薄酒向于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的追思与敬意。”说毕，遂将手中高粱酒往地下淌洒数次，此时纸钱被抛向了天空，在空中像散开的雪花于火烧的阳光下随海风飘散。
我带王应文去一处我发现最有可能是当年指挥所位置的废墟。他在那里跪下来，祭酒，朝地三鞠躬，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七十岁的老人脸一红，竟大叫一声：“爹！”痛哭起来。
关山迢迢天地悠悠，王生明和手下的国军军队，在内战失败下退守到这断崖千尺的海上，此地竟成了他们的最后岛屿。
纪录片的制作方一度要求我要找到一江山战役的真相。我回答说：“战争一旦开始，最先伤害的便是真相。”战争唯一的真相便是它制造的悲剧比它获得的喜剧要多得多。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坚信着。
回航的路上，我耳边回绕着王应文那句“向在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追思与敬意”。我深觉，这才是那块石碑上应该刻上的碑文。在一江山失去生命的同胞们，谁是胜利者谁又是战败者？
战争的结束，便是和平的开始。国共交锋最炽的地方，最适合成为和平之岛。
我们民族在此得到教训，显得再深刻不过。
本文作者为历史纪录片《最后岛屿》编导
还原溪口岁月
埋首于国共最后几次交火的历史文献，长时间坐在枣红色的软呢垫木质坐椅上，我需要不时调整身体重心变换姿势，让麻痹的臀部血液流通。为了拍摄“国军”退守台湾的纪录片《最后岛屿》，我正在拼凑一张1949至1955年之间国民党政府陆陆续续撤台的路线图。这段历史像是风化的纸张碎片，散落在各个旧档案之中，需要细心捡拾。数据汗牛充栋，我把能查到的相关资料都借来爬网一遍。一次只能从馆方借来十本，于是我又带上其他方面寻来的刊物，堆在桌子右边的书架上，开始逐页翻索，并在黑色的笔记本上敲下历史场景和事件的摘要，以及书名、作者、页码。
钻进国共内战成篇累牍的数据，反复审视一页页笔记，我逐渐发现战争史只留下巨大的背景，对个人付出的代价和其中的错乱伦常，往往描绘模糊，倒显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洞。
1949年1月，中国混乱的政局日趋明朗。
1月10日淮海战役在杜聿明被俘后正式结束。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责未尽耳。每念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语，则又天君泰然矣。”
随着中央军主力瓦解，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在内外交迫中对外宣布辞职下野。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上记道：“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
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也记下，父亲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实际上，蒋介石并未真正解下肩上的重担。他下野之后，仍在战场上的中央军，处境更加艰难。
当时在北平驻守的中央军李文和石觉部便处于风口浪尖。蒋介石下野前，便试图抢救困在北平的中央军。傅作义对外宣布要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不愿再战时，十五万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在北平城内形成了紧张的对峙。
解放军兵临城下，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者不战。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筹码是完整地将驻扎北平的中央军顺利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对中央军李文、石觉部来说，他们仍然可以战斗。但蒋介石下野，给他们丢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效忠主和的代总统李宗仁还是主战的校长蒋介石？
国军大部分的基层士兵来自农村，因一纸征兵令而从军，我相信有良知血性的将领，都会摸着良心偷偷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大局已定，士兵们没有强烈的政治信仰，有没有必要让他们战死在长官们坚持的信仰下？
早先，蒋介石托徐永昌给李文、石觉手谕，上策是让中央各军，分途突围，理由是与其坐任宰割，不如死中求生。中策是要求傅作义让13军空运南撤，下策是让各级官长空运南撤，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予编配。
时代的转瞬间，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前景混沌不明的情势下，一些人选择了愚忠，一些人选择识实务。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李文、石觉若不顺应时势，便要鱼死网破，同时面对解放军和傅作义部的围攻，而这种突围几乎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陆路还是水路，四周通路都已经被近百万解放军切断，空中交通也在炮火控制之下，他们没有退路，早已失去突围的可能。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丧失大部分中央精锐后，似乎并未轻易再要求他的黄埔将领战死沙场，此后方针是保存实力，退守台湾。然而保存将领的代价是必须背叛同生共死，从抗战到内战，披肝沥胆的军队。
一个有良心血性的中国军人，在那样的时代，会不会在心里悄悄责问自己这个问题：背叛统帅还是自己的弟兄？
如果以一个军2万-3万人的编制来看，中央军在北平的两个集团军至少是15万人以上的兵力，这些“国军”最后被遗弃在战场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忠奸的界定有时变得异常困难。李文、石觉选择了军人最低限度的价值：愚忠，付出的代价却是背叛弟兄。被留在北平的15万中央军士兵，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石觉在回忆录中记下他抛下同生共死的弟兄，在2月14日扺达奉化，在蒋介石故居与校长一起度元宵节，心情极为落寞。我翻阅黄历，民国三十八年2月12日这天才是元宵节，猜测如果不是石觉记错，就应该是元宵一连庆祝了好几天。总之，石觉在佳节当中扺达奉化，就和陈立夫、谷正纲等人顶着歉疚感，陪着老校长游山玩水。后来石觉再次临危受命，与汤恩伯一同负责领兵守卫上海。
我曾看过一段此时所拍的纪录片，镜头随蒋介石一路悠游于峻岭山水间，走过建筑奇丽的育王庙和背山面海秀丽幽静的天瞳寺，画面上的蒋中正丝毫看不出被迫下野的失落感，反而有一种胸有成竹、心安理得的模样。
战事颓丧，损兵折将，但在这段著名的纪录影像中，蒋中正在家乡到处游历，健步如飞，神情怡然，还胸有成竹，真是令人不解。我观看这短片时心中甚是纳闷，为何蒋中正要在这个时候让人拍摄此纪录片？
在溪口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像片中那样闲云野鹤，现实世界中他更加忙碌。他以一人之意志，让中央军残部按既定的计划加快向台湾撤退。此时北自营口，南至海南三亚的沿海，中国大陆绵长的海岸线，一波接着一波的船只驶向台湾以及大陆东南沿海无数的小岛上。这些小岛从地图上看去，犹如不小心跌落一地的芝麻粒，比例尺不够的地图上，甚至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此时上海的黄浦码头，更是日日夜夜挤满了逃往台湾的民众。码头从上一年便日夜加开上海往基隆的航班，运送大量在战火中逃难的人。据后来统计，这段期间赴台的大陆百姓，超过百万之众。
丁兹乱世，人心溃决。
我突然想起蒋介石勉励自己“不愧不怍，不忧不惧”的话。西安事变，蒋介石失去自由并遭到生命威胁，尚拒绝自己在生命威胁下屈服，性格坚毅的蒋介石，这次又怎会束手就擒？这部影片中，他刻意摆出安然祥和、胸有成竹的模样，就是对外部局势所故作的一种反抗的姿态。而蒋介石让人拍下这段短片，更深远的意义是：早已决定“另起炉灶”的他，知道今生今世再难回到故乡。这段影片更是尽量在故乡留影纪念之故。要有多坚毅才能让一个人决定永远抛下自己的故乡和母亲的坟墓？
案卷中的生死
过去六十多年两岸社会的变迁，幅度之大，使得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1949年发生的事，恍如隔世。没有多久我便发现，因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两岸多数历史细节被隐藏，于是翻看那段时期的历史时，如同隔着一层雾化玻璃看世界一样，隐隐约约能看到轮廓，却始终看不到细节。关于国共的史料，因为战争和政治的需要，其史料的现状是，宣传与真实交织，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日记忽略了许多社会面相。
1949年仓皇辞庙后，蒋介石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历史没有记载的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六十万军人，如果命不够长，绝大部分在有生之年也没能回到故乡，更没有机会在母亲的坟前磕头，更不可能在老家摄影留念。故乡成了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台湾的早年公开的出版物中，对国民党迁台的历史可以用轻描淡写来形容，描述多少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写得比较“简约”，大都用的是语意模糊的字眼，如“转进”“政府仓皇迁台”“政府播迁来台”，对于如何转进，如何仓皇，如何播迁就语焉不详了。
多年以来台湾岛上的居民习惯了这种描述，很少有人会去认真追究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国家图书馆”的小单间灯光苍白，我身陷高高的一迭书堆之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纸张的味道。我翻开一本叫作《瀛海同舟》的旧书，这是一本由旅台舟山人编写的舟山群岛撤军纪念文集，张行周是其中一个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编写者。
书中记载，1949年5月有十几万国军部队曾经在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驻扎过整整一年，到了1950年这十几万大军才到台湾。《瀛海同舟》泛黄的纸张上看到的历史是这样描写的：“38年（1949年）5月，杭、甬、上海等地相继陷匪，政府军工人员及国军部队撤来舟山各岛者达数十万人，浙江省政府亦迁来定海。后‘共匪’续陷毗邻大陆之大榭、金塘、六横、桃花各岛，政府为加强舟山群岛防务，于38年（1949年）9月成立东南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及舟山群岛防卫司令部，任命郭忏为舟山指挥所主任，石觉为副主任兼舟山防卫司令；后又奉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38年（1949年）11月3日，‘共匪’大举进犯沈家门以南之登步岛，经守军87军221师，及援军67军67师配合海空军血战两昼夜，尽歼犯匪，造成空前大捷，舟山局势乃趋稳定。”
从上面这段记载可知，1949年5月共产党解放上海地区，石觉从上海再次逃出，这次他不再只是率领一些中高级军官仓皇撤退，而是领导着数十万军政人员转战到舟山群岛。到了舟山群岛，蒋介石再次让他为国效命，任命他为舟山防卫司令兼浙江省主席。5个月后，士气如虹的解放军追逐到其中一个叫登步岛地方，“守军……尽歼犯匪……舟山局势乃趋稳定。”
从装帧上看去，这本书有点年头，暗红色折纹封皮，书背边缘有些斑驳掉色，手指滑过装订凹折线还可触摸到积累的灰尘。1972年出版至今，有40年的历史，即使纸页泛黄，它精装的品相保存却依然良好。虽然整本书有些历史尘埃，但保存得很好，看得出借阅的人并不多。
《瀛海同舟》这本书基本上是当时参与舟山群岛撤退的军政人员撰写的纪念文章，作者多半不是专业史学家，也不是职业作家，他们大多只是能识文墨的军政人员，我从其笔下语气轻易闻出一种死生敌忾、誓不两立的态度，在他们充满仇怨的笔调下，还充斥着一层对命运悲愤自强的情绪。
从张行周的描写中，我知道了上海战役国军战败，但没有被消灭，有10万国军是从上海去舟山群岛的，并且在那里一个叫登步岛的地方打了一仗。据当时国军87军军长朱致一的回忆文章，国军伤亡军官121员，士兵2704名，解放军伤亡三千六百余人。
为了交叉对照，我立即查阅《解放军战略追击·华东地区》。11月15日华东军区三野前委致各兵团首长的电文，上面记录：“是役计毙伤敌三千二百余人，内俘敌带回300人：我伤亡共1488人，实际亡与失踪843人。”又写道：“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兵力较少，……形成敌我双方陆续增援反复多次争夺的拉锯消耗战，使敌凭其残余固守阵地，依其优势海空军配合条件之下，得以增援，为敌各个击破。”
怪哉，为什么简单到死伤人数这样基本数字便有如此差距？我仔细再翻读了几遍，更令我吃惊的是，发现不论在《解放军战略追击》，还是《瀛海同舟》那些工整的铅字下头，怎么读都觉得它们太抽象，缺少了点什么。
再三仔细咀嚼后才发现，这些文章除了那些军政领导之外，整本书几乎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人名，舟山群岛这10万人成了冷冰冰没有生命感的数字。（据查实为12万人）
除了反共情绪之外，其他历史参与者，那12万士兵都不曾有过呼吸，没有温度，更没有情绪。在现代社会，如果你意外死于一场车祸，或是不小心被一场警匪枪战波及而殒命大街，至少报纸会提到你的名字。但在乱世中，不只打败仗的人被说成被“歼灭了20万人”，连打胜仗的12万人也只是一笔带过。
研究单间里苍白的灯光和书本的霉味，让我产生一种仿佛置身停尸间的感觉。
这一定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之所以有意义，因其记载的是人的遭遇、他们的选择和无从选择的命运。如果他们没有生命，这段历史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将所有资料汇整起来，知道蒋介石在战败后，命令所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从大陆沿海陆陆续续搭乘船舰开往海上各个小岛驻扎，伺机反攻。这些岛屿包括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大陈列岛，包括一江山、渔山、披山、南麂岛；福建的平潭岛、南日岛、马祖列岛、东山岛、金门岛以及更南方的海南岛。这些小兵与岛上的民众后来的命运呢？他们是留在了舟山还是到了台湾？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跳进我的脑袋，不断向我挑衅，可是我在书中已不能再找出进一步的线索了。我决定离开研究小间，到现实世界找答案。
一江山之战
位于阳明山山脚的台北士林官邸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的住所。每天早上，蒋介石到“总统府”处理军政公务，下午就回到官邸，安排些会见中外人士等比较非正式的工作。在阳明山，有一栋建筑叫中兴宾馆，现改名叫阳明书屋，曾充当蒋介石招待宾客用的避暑山庄。每当台湾夏日酷暑，或是心情烦闷，蒋介石也会移住阳明山，接见的宾客也移往中兴宾馆。蒋介石喜欢山，早期在江西庐山有别墅，到台湾先住在草山行馆，甚至1949年的生日，他也以爬阿里山庆贺。
在中兴宾馆不远处，步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胡宗南将军的墓静静隐藏在一条山径中。1962年胡宗南过世后安葬在阳明书屋不远的山径旁，蒋介石散步就能走到的地方。据闻这个墓址是由胡宗南七分校的学生，后来担任蒋侍卫长的孔令晟的建议促成的。蒋一生对胡宗南应是百感交集。胡宗南的黄埔战友虽然没有他一般“受任最重，统兵最多”，但在内战中承担了更多的硬仗，他们战死的尽忠，被俘的吃尽苦头。胡宗南的部队在最后混乱的局势下，因为“勤王”行动瓦解了。
胡宗南刚到台湾，据闻曾感慨道：“革命一辈子，混到这步田地，真没意思。”没有多久，胡宗南奉调当时国府最前线的大陈列岛担任地区军政长官。这一年，他五十岁，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一下变成实际收编地方武装势力的海上游击队首领。他的妻儿都在台湾，而步入中年的他，再次为“革命”赴汤蹈火。
1955年初，一江山战役爆发，解放军在积累朝鲜战争与美国作战的丰富经验后，发动解放军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进攻大陈列岛最前线的一江山岛，以数倍优势兵力进攻，夺取一江山。那些被胡宗南整编起来的地方武装势力，一千多名反共救国军的非正规军队，和解放军做殊死战斗，台湾当时的报纸宣传这次战斗：一江山岛720名守军包含指挥官王生明将军全数壮烈成仁。
我调阅台湾“国防部”的解密资料，由大陈观测站记录，得知岛上解放军登陆后，国军指挥所通讯在第一日下午4点后即中断，然而岛上持续传出机枪声三日，随着时间过去，枪声也愈来愈稀疏。这个数据说明，第一天守军指挥部已经被攻陷，全岛通信已然中断，但在各哨所据点的孤军仍在奋战，直至三天后弹尽援绝。
在台北市南区有一座桥，叫做华中桥。过了桥就离开了台北市进入中和市。在桥下不远处我找到了一江新城，这里住着一江山战役的国军烈士遗眷。现在六十岁以下的台湾人多半不知一江山战役，他们即使经过南京东路闹区见到一江街，也永远不知那本是纪念一座岛屿的名字。多年来，一江山遗眷委身于这座新店溪的大桥下，在历史的冲刷下被台湾社会淘尽，遗忘。
探访一江山岛
为了探寻一江山战役的真相，我除了翻阅台湾“国防部”所有的解密资料外，更申请到战地现场田野调查。2010夏天，我第二次从台州椒江码头乘坐渔船前往一江山岛。这次随去的有张灵甫的公子张道宇，一江山国军守将王生明的公子王应文等人。怒海波涛船行破浪，中午日晒炎炎时，我在海上看见两块光秃秃的大石头向渔船接近，船长说那就是一江山岛。北一江山岛是一座小山，山坡陡峭，我登上去便一步一步向山顶进发。在没有机枪射击子弹乱飞的情形下，我背着摄影机的脚架，有如士兵背着迫击炮步枪登陆抢滩，体验到当年登岛进攻的解放军士兵，除了要爬上几乎呈七十度仰角的坡地外，更要避开国军布下绵密火线的不易。
如今的一江山，仍然可见到半个世纪前军队留下的工事布满全岛。海风萧萧，除了波浪、野羊、风声，这座岛如同农村一样安静。我走走停停花了两个半小时终于爬到了山顶。解放军进行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应文告诉我，二十年前他第一次来祭拜时，有位曾经参战的解放军告诉他，当年进攻一江山战斗非常惨烈，海上密密麻麻都是尸体，在海水中沉浮，海水都染红了。
我曾在电视上看见一则新闻：五十多年前一位长乐县的十九岁女孩嫁给了一位村里大她一岁的男孩。洞房花烛夜第二天，男孩被征召去打一江山，从此男孩再也没有回家。女孩后来发现自己有孕，最后孤单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吃尽了苦头。这女孩连一张男孩的照片也没有，日子年复一年，男孩那张脸孔逐渐模糊。五十多年后，有心人在解放军那里找到了一张烈士的档案照片，交给这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女人。女人与当年的遗腹女相依为命一辈子，从未见到过这位牺牲于半个世纪前的男孩。遗像前，母女在融化在泪水里，她们一生的压力此时溃决了，孤女寡母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们爬上一江山岛最高处，看见山顶孤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继承烈士遗志发扬革命传统。”碑顶一颗五角星靠在火炬上。落款处写的是某某全体少先队员，时间是1987年。
守军指挥官的儿子，如今七十岁的王应文特别从台湾带来一樽印有马英九照片的金门高粱纪念酒，与偕同前来的人在一江山制高点举行祭拜。王应文神情肃穆，他点燃手中的香，高举过头祭祀，身后站着数位陪祭者。日照毒烈，岛上风声呼啸，他大声念道：“仅以薄酒向于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的追思与敬意。”说毕，遂将手中高粱酒往地下淌洒数次，此时纸钱被抛向了天空，在空中像散开的雪花于火烧的阳光下随海风飘散。
我带王应文去一处我发现最有可能是当年指挥所位置的废墟。他在那里跪下来，祭酒，朝地三鞠躬，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七十岁的老人脸一红，竟大叫一声：“爹！”痛哭起来。
关山迢迢天地悠悠，王生明和手下的国军军队，在内战失败下退守到这断崖千尺的海上，此地竟成了他们的最后岛屿。
纪录片的制作方一度要求我要找到一江山战役的真相。我回答说：“战争一旦开始，最先伤害的便是真相。”战争唯一的真相便是它制造的悲剧比它获得的喜剧要多得多。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坚信着。
回航的路上，我耳边回绕着王应文那句“向在此洒下鲜血的国共将士致上无限追思与敬意”。我深觉，这才是那块石碑上应该刻上的碑文。在一江山失去生命的同胞们，谁是胜利者谁又是战败者？
战争的结束，便是和平的开始。国共交锋最炽的地方，最适合成为和平之岛。
我们民族在此得到教训，显得再深刻不过。
本文作者为历史纪录片《最后岛屿》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