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核心的争论，落脚于如何看待“8 1”的关系上。
　　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认为，“8 1”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是出资人和捐助方，委托扶贫基金会实施救助项目。简单地说，就是你出钱，我操作。所有项目设计需经捐助方同意，接受其监督，项目实施要经过审计，外部监督力量还包括媒体和公众。
　　但八家企业联合组织显然期待得更多。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的话来表达：“我们的会员有经济实力，更有组织和管理上的经验，这次赈灾，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出资，还要有独立的参与和专业的介入。”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成了分歧的焦点。而且可以预计，这个分歧将可能持续很久。
　　6月4日晚，记者就此致电正在美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何道峰说，“拉手”这个项目，放在我们这里，感谢企业家们的信任。但他坚持认为：“你们捐赠了钱过来，操作执行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了。”“捐赠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们的职责就是，根据捐赠人的要求，设计出令他们满意的产品。”
　　“做事只能遵循一个逻辑，好比说你已经把孩子过继给别人，你却天天跑到家里来教育和照看这个孩子，”何道峰这样比喻说，“孩子不是不可以教育和照看，但要遵照约定。可以是法律约定，也可以是口头约定。如果你把孩子过继了，又要天天照看，那还不如领回自己家或者另请高明。”
　　“我们当然希望把孩子领回家自己养，但目前的政策是，捐款人不能自己养这个孩子。至于另请高明，在现在能够搞慈善公募的几家基金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算是有现代色彩的了，它承诺要对捐赠人负责，这不仅表现在协议、制度中，也表现在心态、行为方式上。”公共政策研究专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对此有些无奈。
　　八家机构想亲历亲为，且一期、二期、三期……长久地做慈善的愿望显然要打折扣。“核心问题是目前公益领域开放不够，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垄断的公益事业，透明监督不够，捐赠者参与性不够，唯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会真正出现令人信得过的公益组织，这是体制问题。”杨鹏说。企业家带着巨大的参与热情开始，但现在看来，“拉手”还只能是一个筹资和监督的平台。
　　杨鹏表示，“捐了过去，那就是他们的钱了，我们可以要求的是，没有我们的同意，他们也不能动。这已经是进步了。总的来说，捐赠人支配权的上升是一个趋势。”
　　“进步，缓慢的进步，令人有点烦躁的进步，期待未来，在严格的法治管理下，开展公益慈善的开放竞争。比如说，‘拉手’可以注册成独立的基金，然后把这个行动一直做下去。”八家联合组织中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表达他的焦虑和期待。
　　
　　如何开放NGO的公共参与空间?
　　
　　人物周刊：你对政府管制与NGO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
　　冯仑(万通董事长)：目前的法律政策上，政府对于成立公益基金、NGO组织这事，在态度上是积极的，手续上是缓慢的。比如说基金会的负责人必须不是任何组织的法人，就算是个游民也可以，总之不能是任何法人；必须有一个单位愿意出证明做担保——担保他来做这个基金的法人；一定要有一个主管机构。问题是企业现在都不挂靠了，从哪里找来一个主管机构?
　　他的态度似乎很积极，他让你去找主管单位，但你找不到。然后要盖章，现在我找的这些理事，有些可能是局长，有些是司长，他们当这个公益基金的理事。还得他们的部长签字，如果这个部长不懂，他也不敢签字。
　　这中间有不少有待厘清的关系，政府怎样在政策上给公益基金、NGO一个空间，需要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拉手”遇到的这种困扰?
　　冯仑(万通董事长)：“拉手”目前遇到的这点问题，是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现在是作为一个单独项目，放在扶贫基金会下面，他们怎么做，至少要全程向我们交代，这是一个进步。至于独立注册成基金，这个基本上没可能，但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下面的一个单项基金，是有可能的。
　　人物周刊：世界上其他国家成立NGO，有没有像咱们这样的挂靠等门槛?
　　王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门槛。比如我这次去的三个欧洲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他们都是在法院注册，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登记成立一个社团组织或者一个基金会。
　　有些国家是有门槛要求的，有的国家要求社团由一定人数发起，或者基金会有一定的资金。比如像新加坡，成立NGO有一些严格要求。新加坡非常特殊，实行民主制，同时又是管制性国家，管到了社会生活最细致的地方，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体制。
　　人物周刊：你认为目前我国NGO的环境怎样?
　　王名：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通俗地说，我们这个体制设计得比较笨。当年设计这些管理制度时没有市场经济，因此就按那种比较笨的管束思路设计起来了，几十年前设计的制度现在还在用，肯定不适用的。
　　
　　“我们当然希望把孩子领回家自己养，但目前的政策是，捐款人不能自己养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