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武：县级人大常委会正确实施监督法应做的几项工作陇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自武撰文说，就县人大常委会来说,要确保《监督法》的正确实施，必须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监督法的颁布实施，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规范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县级人大常委会要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一府两院”领导学习好这部法律，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监督法的各项规定上来，自觉地加以贯彻实施。（二）要研究建立监督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保障机制；同时要对地方人大常委会不适应履行监督权需要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统筹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向上级人大常委会和同级党委反映，促进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与履职要求相适应。监督法颁布实施后，陇西县人大常委会及时研究并制定出《陇西县人大常委会贯彻实施〈监督法〉工作方案》，以确保监督法的正确有效实施。（三）加强对监督法的研究，对原来的有关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工作文件、工作制度等进行全面梳理，对符合监督法规定的要加以深化和细化，对与监督法规定和精神不一致的地方要及时做出调整，认真加以规范，以确保监督法得到全面、正确地实施。（四）要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按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增强实效”的工作思路，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开展执法检查等形式，切实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程序性监督为实质性监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监督工作水平。
　　 朱利民：创新思想观念工作制度监督机制提高新一届人大工作水平如何做好换届后新一届人大工作，充分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升人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利民撰文认为，重点应突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一）创新思想理念。换届后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来自同级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第一次接触人大工作，对人大工作有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还有一部分组成人员因“老人大”的因素，工作主动性不强。因此，要创新思想观念，一是要转变“船到码头车到站”和“调到人大就是退居二线”的落后思想，充分提高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到哪个岗位，同样能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二是要转变人大是“空架子、老头子、做样子”和“橡皮图章”的陈旧思想，充分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性和强大生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证；三是要转变“县委决策政府干、人大跟着转”的依赖思想，正确处理好人大和同级党委、政府的关系；四是要转变“监督就是寻刺找麻烦”的思想，树立监督就是促进政府工作、支持政府工作的理念，勇于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二）创新工作制度。人大工作的法律性、程序性很强，没有制度的保证是难以正确履行职责的。在制定各项制度的过程中，一要准确把握法定理据，规范和保证常委会正确履行法定职权；二要紧贴工作实际，使制定的制度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科学性；三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使各项制度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常委会和机关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人大工作的水平和效益。（三）创新监督机制。新一届县级人大的监督工作，一定要遵循监督法规定的监督方法、措施和程序，按照依法办事、集体行使职权、不包办代替的原则，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工作思路，采取专题视察、调查研究、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工作评议等监督形式，跟踪问效，增强监督的实效。在常规监督的基础上，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全县重大事项，发挥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2007年以来，漳县人大先后对“关于建设城区东西新路的报告”、“关于全县‘十一五’水电农村电气化的报告”及“关于拍卖转让贵清山景区经营权的报告”等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对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围绕全县中心工作进行监督。漳县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全县教育工作、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建设进行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行监督。先后针对城区环境卫生差、交通秩序乱、看病贵、上学难等问题，开展了调研和执法检查，并听取和审议了政府部门工作报告，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四）创新培训机制。在每次人大例会上举办专题法律知识讲座，对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同时，抓好换届后第一年对代表的集中培训，系统学习有关人大知识和法律法规，并制定逐年培训计划，开展经验交流会、工作研讨会、异地参观学习等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广角开展培训工作，提高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
　　 刘锦森：人大代表应争当“六种人”甘肃省临泽县在召开的新一届人代会上，常委会建议全体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努力争当反映民意的代言人、促进发展的创业人、帮民致富的热心人、政府工作的协助人、维护稳定的操心人、社会文明进步的创建人（2007年第4期《人大研究》）。这就是所谓的“六种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刘锦森撰文认为，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人、对事、对物的观察、衡量、评判标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样如此，选民和选举单位对自己所选出的人大代表的要求理所当然地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已不满足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交个建议、发发言什么的。因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建议的提出到付诸行动到成为现实还有一个过程，有的过程甚至还很长。特别是从目前办理代表建议的结果看，代表所提议案能被承办单位采纳、解决和基本解决的最多只占总数的30%，正在解决的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占总数的40％左右，因条件限制或国家政策规定等原因留作以后解决的占总数的25％左右，留作参考或作出说明解释的占总数的5%左右。这就是说，人大代表代表选民和选举单位在人代会上提出建议到选民和选举单位享用所提建议的成果，不仅从数量上不能得到保障，就是在时间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选民和选举单位才真心希望自己选出的代表能在各个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多做些力所能及和可以做的、能做到的，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事，特别是切实解决关系选民和选举单位最直接、最现实、最具体的困难和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临泽县人大常委会建议全体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努力争当“六种人”，真正反映和体现出了选民和选举单位心声和意愿。当然，要做到“六种人”也并非易事。一是代表首先要树立和提高服务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意识；二是要忠实履行代表职务，在严格认真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确实把代表职务当成一种责任和任务，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三是要急选民和选举单位之所急、想选民和选举单位之所想，嘴上少说漂亮话，多做些具体工作和多办些实事；四是不断提高人大代表的自身素质和为人处世的能力，争取达到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想做的事就能做成事的程度。由此言之，选民和选举单位对过去那种能在人代会上提出合理化建议、发言也能说出子丑寅卯的人大代表，已感到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不符合当代言人的要求。在瞬息万变、而且是各个方面都越变越好的新形势下，人大代表也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提提建议、意见的模式，不仅要说，更重要的是做。从自己做起，从“六种人”做起。
　　 念富强：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增强地方旅游立法的可操作性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念富强在《论地方性旅游立法之原则》一文中，基于西部旅游开发的立法思考，提出地方旅游立法要坚持依靠市场机制与实行宏观调控相结合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建立与发展，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新兴旅游产品的推出，既要面对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又要防止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监管失控。所以，对旅游产业的保障、规范和引导，对旅游宏观管理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不能再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方式方法，旅游立法特别是地方性立法不能再采用“宜粗不宜细”或“先政策后法律”的原则和模式。旅游立法要面向市场，一步到位，增强旅游立法的超前性与预见性。现在的部门割据形成一个“九龙治水水更大”的局面。各地的属地化管理也缺乏相应的规范，缺乏相应的管理力度。因此，旅游立法应当既坚持依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忽视宏观调整，要把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要对旅游市场的准入条件、市场经营服务行为、旅游管理的机构、管理运行机制及管理手段进行统一立法，明确各种旅游法律关系及各方的职责、权限及法律责任，从而建立起由立法保障的经营服务机制和宏观管理机制，尽快实现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对企业管理到对市场管理的转变。文章还提出，地方旅游立法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原则。在如何对待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是不应该开发，因为开发会对西部地区独特而珍贵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态环境有影响，甚至造成破坏。另一种意见认为有水就要快流。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如果什么都不开发，破坏还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旅游立法应当明确坚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原则，要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创建一种机制，以促进旅游资源的保护。因为旅游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存的产业，如果处理得当，也会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做出贡献。以甘肃、青海、西藏地区为例，如果这些省区能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开发，这里的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和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特色旅游资源就能够持续发挥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吸引物的作用。所以，在对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上不能搞一刀切。对于那些不会破坏旅游资源的项目可以以开发利用为主，对于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世界遗产”级的旅游资源或其他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则应当坚持以保护为主，在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有限度地、科学地开发利用，从而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资源环境效益三者达最优化和持续化。文章认为，对重要旅游资源的保护要坚持专项立法原则，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吸引了海内外游客，为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其中许多旅游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品”，有的因其典型性或独特性或稀缺性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或文化遗产名录”。对于这些享誉世界的旅游资源，虽然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文物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所涉及的旅游资源保护作出相应规定，虽然这些法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旅游资源的整体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除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外，上述其他法律法规并不是针对旅游资源保护的专门立法，各个法律法规保护的角度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没有对旅游资源的全面保护作出法律上的界定，没有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也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因此，对于那些独特而稀缺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世界著名的或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的保护问题，应当根据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或“世界遗产”保护规范要求的标准进行专门立法。在国家立法出台前，西部地区的立法机关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和我国东部的经验，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独立地、高起点、高立意、高水平地对旅游资源开发中所涉及的旅游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深度开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立法规范，对重点旅游资源或“世界遗产”级旅游资源的保护应当专门立法，一个“遗产”，一项立法，一个著名风景区，一项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