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在最近一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面，选出一个最耀眼的文化明星，恐怕得票最多的，要数苏东坡了。
　　在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苏东坡，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很难做到厌恶苏东坡。
　　未经忧患的，喜欢他的飞扬跳脱；饱经忧患的，更喜欢他的飞扬跳脱——论天才，我们不如苏东坡；论经历过的忧患，东坡更是数不胜数。这样一个人，还能够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被自己的挫折所困扰呢？
　　人们对苏东坡的赞美，多如天上的星星，这里就不赘引了。在众多的赞叹声中，有一个词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旷达”。
　　这几乎成了东坡的一大标签。这种说法，大抵是受了“大江东去”、“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等词句的影响，这些作品里面的作者，确实有一种站立在高远之处的气象。
　　然而，这跟旷达好像不是一回事。所谓旷达，是指人对生命中的重大难题，都真切地不放在心上。旷达到了极致的人，是对死亡都不在意。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庄子。
　　如果说死亡一事至重至大，不宜拿来作旷达的例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从容应对年华或才能的虚耗，方能算得上旷达。对于一个才士来说，若是时光与才华不断虚耗，这不仅是生命中的难题，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灾难。
　　细读东坡的诗集，我们就会发现，年华流逝这件事，一直令他枨触，在诗里发出了许多哀叹。
　　可以这样说，苏东坡并不缺乏“早衰”的心理。宋神宗熙宁六年，东坡写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中一首是：“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chóng）衾脚冷知霜重（zhòng），新沐頭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写这首诗的时候，北宋正在推行新法，东坡不得志，出任杭州通判，其间往来常州、润州等地赈济饥民，适逢佳节，而民有惨色，首句的“行歌野哭两堪悲”，盖因此而发。全诗的底色相当苍凉，这种情绪，并不仅仅因为岁时不好或是仕途不顺而生发的。
　　此时的东坡，年纪也不过是38岁，在壮盛之年，却是“新沐头轻感发稀”，身体呈现衰象，这让他感到了凉意。
　　后来，他被贬去了海南，其后受诏北归，生命似乎迎来了曙光。北归的路上，他经过了大庾岭，在一间村店里稍事休息。
　　当地的一位老翁看见了，过来问东坡的随从：“官者谁？”得知是苏东坡之后，老人赶紧过来向东坡作揖，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
　　东坡笑而谢之，然后写了这首《赠岭上老人》：“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是东坡在时势对自己有利的状况之下写的诗，细看作品，所谓的“旷达”，也不知从何说起：在那个时候，岭南、海南是险恶之地，贬谪到这边的人，很少安然返回，自己南迁，回是回了，却已经衰病不堪，回顾过去，满腔的用世热情以及才华，都给了黄州、惠州、儋州这些地方。无边的悲凉，溢于笔端。
　　这就是“旷达”语境之外的苏东坡：直到垂暮之年，他的心情仍然被一些东西撕扯，并未轻易视之。
　　东坡的这种心情，跟我们寻常说的放不放得下，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能说明他因为挫折而显得颓丧。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从东坡的生命痕迹中，分明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世间情义的珍视。这是东坡身上一个巨大的魅力。
　　一个人有乐观的言行，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悲观主义者，更知道如何乐观地活着。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