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总是和邻国有冲突？为什么印度在领土边界问题上总是寸步不让、咄咄逼人，甚至主动挑起战火？复杂的大国心态、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传统的宗教文化观念和现实的国家安全考量，都是回答这些问题并理解印度南亚政策的关键切口。

“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上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运动主要领导者、日后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撰写了《印度的发现》一书，其中明确表达了印度必将是世界大国的观点：“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来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
　　甚至在更早的上世纪30年代，尼赫鲁还曾在自传中勾勒了一幅雄心勃勃的“大印度联邦”图景：“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南亚问题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宗义认为，“大印度联邦”是一种“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的自信”。从1947年独立至今，印度和南亚邻国摩擦冲突不断，与这种野心勃勃的大国心态紧密相关，其根源要从印度特殊的文化、地缘和独立后的现实情况中寻找和发掘。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足以让国人产生大国的骄傲和自豪。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的历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屈辱的殖民记忆也刺激了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渴望。此外，印度民众大部分信仰印度教，这是一种严格按照高低等级和种姓制度确立的宗教。在种姓制度下，每个种姓阶层的人只能从事相应等级的工作。印度将种姓等级观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认为印度同样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高层。
　　从地缘角度看，印度背靠喜马拉雅山这座天然屏障，居于南亚次大陆中心位置，周边国家弱小且彼此不接壤，犹如众星捧月般围绕在印度周围，难以联合起来对印度形成有效牵制。更重要的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无论是人口数量、国土资源、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力量、经济水平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印度中心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尼赫鲁会说：“政策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它产生于印度的环境，产生于印度的一贯思想，产生于印度的整体精神面貌，产生于自由斗争期间印度人民的心理，产生于当今的世界环境。”
　　在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历史中，尼赫鲁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1947年8月15日，作为开国总理，他在国会宣布印度独立并发表演说：“在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和命运有过约定，现在履行誓言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午夜钟声响起，全世界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将苏醒并迎接生命与自由。”他是印度大国梦的最初缔造者，也是印度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在任17年，并兼任外交部长，大权独揽，给印度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为了将“有声有色的大国”理想转变为现实，尼赫鲁政府以“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自居，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南亚的势力范围，开始扮演英国曾经的霸主角色，对南亚邻国进行打压和控制。“可以说，印度的大国心态也有继承自大英帝国的部分——把南亚次大陆邻国看成自身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试图在周边建立所谓的战略边界。”刘宗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比如，对于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这三个被前英属印度总督乔治·寇松称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地小国，尼赫鲁政府效仿英国与他们签订所谓的双边友好条约，实则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在1949年印度与不丹签订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中，规定不丹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印度指导;同年，印度派军队进驻锡金，又在次年迫使锡金签订了《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此后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被印度全面控制;1950年，印度还与尼泊尔签订了《商务贸易协定》，规定印度可根据尼泊尔的表现决定是否为其经济贸易提供便利，这对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内陆国家颇具杀伤力。

　　南亚之外，尼赫鲁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是倡导不结盟。“不结盟是尼赫鲁重要的全球外交政策，他既不做美国的小伙伴，也不做苏联的小伙伴，而是要做两极之间，能够影响世界的第三种力量。”刘宗义说。不结盟政策具有反对冷战、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等积极作用，但也含有尼赫鲁利用不结盟名义追求大国地位的一面。按照尼赫鲁的计划，新生的印度至少需要10—15年时间进行经济重建和发展，因此在美苏之间斡旋，谋求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尤为重要。而随着印度集中发展重工业，在1956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尼赫鲁对实现世界大国的梦想已经信心满满，“现在环顾世界，除了美苏中这三个大国，还有许多先进的文明国家。展望未来，如果没有什么差错，比如战争等因素，显然世界上第四大国将是印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印度外交的黄金年代，其国际声望大幅提高。几乎在所有重要国际场合和重大国际事件中都能看到尼赫鲁的身影，听到尼赫鲁的声音。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评价尼赫鲁和不结盟政策：“他自诩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希望世界真正把印度作为大国对待。”

　　然而，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粉碎了印度自认为已拥有大国地位的幻想。“这场战争是尼赫鲁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刘宗义说，“1959年—1962年，印度一直在执行‘前进政策’，在东段越过其单方主张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不断越过传统习惯线并建立侵占据点。1960年，周总理曾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谋求和平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果。结合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尼赫鲁政府误判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会进一步退让，因此根本不想和中国进行谈判甚至妥协。这种误判最终导致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爆发和印度的战败。”
　　1964年，尼赫鲁逝世。他的政治抱负和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获得的国际声望让一代印度人充满自豪感，此后历届政府在治国方略和对外政策上始终没有放弃对大国理想的追逐。但正如美国著名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指出的那样：“尼赫鲁大权独揽，一直致力于创造机会让印度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展风采……他被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为树下的人们提供庇荫，但长此以往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

从“英迪拉主义”到“古杰拉尔主义”，在强硬和仁慈之间摇摆

　　尼赫鲁去世后，他生前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及印度统治精英中暂时没有出现一个和他一样享有崇高声望的领袖，国内经济情况持续恶化，粮食危机成为政府长期困扰，地方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风起云涌，第二次印巴战争接踵而至。在经历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总理的短暂过渡期后，1966年，印度迎来了英迪拉·甘地（简称英·甘地）时代。
　　作为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继续巩固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延续了尼赫鲁的外交理念。在任15年间，强硬吞并锡金，并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肢解巴基斯坦，使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此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印度的地区霸权进一步巩固。
　　在尼赫鲁时期，印度依靠英国遗留工业、美苏援助和自力更生建立了较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在英·甘地时期，印度又與苏联签订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刘宗义认为，尽管印度此时仍然宣称不结盟，但这个条约已经意味着事实结盟。在苏联的援助下，印度国防工业发展引人瞩目，包括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核武器的秘密发展也已不是秘密。
　　1983年，英·甘地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印度强烈反对地区外大国干预南亚其他国家内政，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害印度利益的大国。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向任何外部国家请求援助，如果确实需要帮助，只应寻求印度的帮助。这就是著名的“英迪拉主义”。它反映了印度传统的观念，即南亚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文化与地理上的统一体，同时强调印度主导南亚的意愿，绝不允许外部大国在该地区有立足之地。“英迪拉主义”被学者们称为地区权力政治的顶峰，此后印度与邻国关系趋向紧张。
　　1984年，英·甘地遇刺身亡。其子拉吉夫·甘地临危受命担任总理，上任之初便着手缓解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在最初几年里，他先后访问了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并邀请不丹国王、尼泊尔国王、巴基斯坦总统、斯里兰卡总统访问印度。为了打破印巴僵局，他恢复了从1984年停止的印巴官方谈判，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多次会晤，并在会晤中互相保证不攻击对方的核设施，使印巴关系一度得到很大改善。这期间印度与南亚其他各国关系也有所缓和，1985年12月，南亚7国首脑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但与此同时，印度直接出兵斯里兰卡，插手斯里兰卡内战。此举使南亚其他邻国再添对印度的担心和恐惧。

　　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此后尼赫鲁家族和国大党的政治命运逐渐走向衰落，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开始崛起。恰逢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巨变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让印度意识到必须改变传统外交思维，实行全方位外交，而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就是关键一步。
　　1996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长、后于1997年成为总理的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提出了睦邻政策，后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这项政策包含了5个基本原则：印度对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诚给予信任和帮助;绝不允许在任何一个南亚国家领土范围内发生有损该地区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南亚国家应通过双边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尽管此后几届政府均遵循“古杰拉尔主义”，对邻国做出了让步，比如允许尼泊尔制造业产品免税进入印度市场、开通与孟加拉国的长途汽车专线、放宽对巴基斯坦的旅游签证规定等，但调整后的印度南亚政策仍未打消邻国的疑虑和担心。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的性质与印度实力远超邻国总和的事实依然不变;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等具体纷争依然存在。哪个国家都很清楚：只要印巴继续对抗，印度的南亚政策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印度的政策也常常在强硬和仁慈之间摇摆。比如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任总理期间，先是大谈“实力外交”，1998年，他借口“中国威胁论”在两个月里进行5次核试验，目的是改善对美关系和震慑邻国;后在1999年2月从德里乘公共汽车前往巴基斯坦边境城市拉合尔，开创了著名的“巴士外交”;但不久后又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卡吉尔冲突中出动大批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声称要消灭“受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渗透分子”。 　　总体上，“古杰拉尔主义”是确保印度在南亚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前提下实行的南亚政策，本质仍没有超越“印度中心论”，只不过一改以往咄咄逼人的强硬手段，转而采取包括怀柔在内的多种手段，以更隐蔽的方式让邻国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

挑衅邻国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近日，印度与尼泊尔、巴基斯坦、中国3个邻国发生边境冲突。刘宗义分析，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其实有转移国内激化的多重矛盾的考虑。
　　利用边境问题来转移国内视线，是印度政府的一贯手法。“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刘宗义说，去年印度政府为了转移人们对经济形势糟糕的抱怨，选择废除宪法第370条，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取消，将印度宪法适用于这一地区，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此举无疑激化了印巴之间的矛盾，边境问题随即取代经济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而目前印度最严重的问题当属新冠肺炎疫情。根据印度卫生部官方网站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月30日，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5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6万例，是亚洲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印度的疫情已经处于大暴发的阶段，但是印度有大量的日薪工人，一天不干活就没有工资。如果要复工复产，就不能阻止新冠病毒的流行传播;不复工复产，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这是印度眼下最大的矛盾。”刘宗义说。印度经济监测中心5月初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国内失业率达到27.1%，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在政府的严格隔离措施下，印度有超过1.2亿人失业，其中絕大部分为小商贩与移民劳工。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是对印度大国梦的沉重打击。这些年印度的经济改革措施碍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统治阶层的固有利益，始终难以推进。疫情之前，印度很多政治精英和有识之士仍然抱有一种期待，认为只要推动改革，印度就能成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但是疫情暴发后，相当一部分精英灰心丧气，完全失望了。”刘宗义认为，严重的疫情、经济的艰难和强烈的失望情绪相互交织，刺激了印度再次向外挑衅、转移矛盾。
　　刘宗义还指出，从洞朗到加勒万河谷，印度的对华挑衅从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印度大国心态逐渐膨胀、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日渐汹涌和反华情绪愈发浓烈的必然结果。
　　去年莫迪政府提出新目标：2024年使印度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6万亿元），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印度面对中国时所抱有的大国心态日益膨胀，在对华战略上，印度的战略猜忌和战略焦虑也与日俱增。
　　同时，印人党这些年风头正劲，促使印度教民族主义迅速抬头。此前莫迪政府在南亚倡导的“邻国第一”政策，逐渐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印度优先”的呼喊所淹没。刘宗义观察到，一些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被他们自己鼓动和吹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已发展成为冒险主义。
　　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反华情绪。印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拥有广泛的反华政治和社会基础。印度将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失败看做历史耻辱，此后把对中国的仇视上升到国家战略，逐渐形成系统性的反华和仇华局面。
　　此外，印度借助西方遏制中国的策略也日渐成形。尽管中国一直希望将中印关系导向合作共赢，但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不断加大在中印双边关系上抹黑和干扰的力度，希望将中印关系导向竞争和冲突。
　　“如何定义一个大国？也许从人口、面积和体量上看，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大国，但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球大国。”刘宗义说。如今的印度日益成为地区麻烦的制造者，它依然没有学会承担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依然没有放弃支配弱小邻国的野心，依然需要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制度和结构问题，“有声有色”的大国梦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