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中有一种现象，即用近乎相反的语言可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言若反而情相类。如同是言愁，李白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杜甫卻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都是借头发来说，却一“长”一“短”。
　　又如，同是表现紧张，也有热冷之别。《世说新语》卷一《言语第二》载：“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於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二人在见到晋文帝时都不免紧张，一个是大汗淋漓，一个却打冷颤。
　　同是表达欢乐，有人“笑逐颜开”，也有人“喜极而泣”。同是表达痛苦，可以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于右任《望大陆》)也可以放声高歌，所谓“长歌当哭”。
　　以上数例，都是不同的人对相同情感的不同表达。也有近于相反的语言出于一人之口(之作)以表达相近的情感的，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言“我无话可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又云：“我还有要说的话”。其中饱含着的对政府行为的极端愤慨及对死者的痛惜，为其申张正义的情感是一致的。
　　这种语言现象的存在，自然要契合人情事理，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由于个体性的差异，致使在相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生理反应、情绪体验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王得臣《麈史》卷中：“妻亡则鼓盆而歌，夫哀乐均出于七情，(庄)周未能忘情，强歌以遣之，其一累也。奚为是纷纷欤!”也先是肯定了庄子为悼亡妻而歌，未能“忘情”。在紧张的情况下，有人焦躁忐忑，有人屏气敛声以至战栗，也是人之常态。杜甫“短”字，切近现实；李白“长”字，化虚为实，夸张想象。“长”、“短”之中，可见二人性情、格调有别。
　　钱钟书先生在引述《报任少卿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后按云：“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不辱’四、‘受辱’五，事归一致而词判正反，变化以避呆板，得不谓为有意为文耶?”(《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文卷一○》)钱先生指出了这种语言现象的表达效果，“变化以避呆板”是从一段中、一篇中看。不同篇章中“事(或情)归一致而词判正反”的运用，又可以避免落入俗套、千篇一律，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
　　需要辨明的是，这种现象不同于修辞格中的“反语”，反语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真实意思与字面意思不一致，有言外之意。而“言若反，情相类”则没有言外之意，“言”、“情”也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