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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教师、“现行反革命”到大学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志福先生这50年的坎坷经历，折射了时代大势的离合悲欢。
双鬓无再青 寸心还如丹
上世纪60年代初，徐志福即将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被《边疆文艺》主编刘澎德看中，要去从事编辑工作。这时的他，已在全国一些刊物发表多篇小说和数十篇散文。可当分配名单公布时，却发现被别人掉了包——他被分配到昆明一所山区高中任教。徐志福带着愤愤不平的情绪走上教学岗位，当起了高二、高三的语文教师。他由于教学认真、严谨，看重讲练结合，连续5年，所教的班级考生考入大学文科的比例在全校名列前茅，因而成为教学典型被推崇。
1966年6月，徐志福同当时众多出身不好又有点教学成绩的教师一样，竟成了“培养封、资、修的反动学术权威”，遭抄家、关押、批斗。虽然他充满了委屈、疑惑，并多次申辩、抗争，但都无济于事，罪名逐步升级，终至1971年5月，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10年。
徐志福后来回忆道：“人到此时，天道沉沦。铁窗生涯，茫茫千日愁如海，回看血泪相和流。检点形骸，审视自己30年的人生道路，我明白无误地认定，自己是无罪蒙冤的啊！”
10年荒诞岁月，政治上的狂热，人际关系的冷酷，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监狱更是大染缸，鱼龙混杂，无章可循。然而徐志福却坚守住了清白，战胜了无数次死的诱惑，没有磨灭对自由的希望。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已在监狱呆了6年的他写道：“沉冤十一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直至1979年9月，在他服刑8年后，终于得到平冤昭雪。法院在其改判书上说：“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彻底平反。”
原单位接他回校，开大会赔礼道歉，当面烧毁“莫须有”的黑材料，补发全部克扣工资，恢复了教师工作，昆明市文联安排了名誉职务。徐志福写道，记得出狱是一个深秋的霜晨，我猛然想起惠特曼的诗：“啊，我的灵魂！在这严静而清冷的早晨，终于找到自己了。”是的，徐志福到底重见天日了，但付出的代价终归过于沉重。
徐志福29岁打成反革命，审查批斗5年，34岁入监狱，劳改8年，42岁平反释放，美好的黄金岁月在浩劫的癫狂中被吞噬，但他却一笑置之，说：“毕竟还有成熟的青铜时代。艰难地走过人生苦桥来到百花园，这是命运的重大转折，是生命的新起点。一场连开国元勋们都无法阻止和避免的政治劫难终于过去，多少人死了，幸喜我还活着，智者贵于乘时。灾难与痛苦的遭遇可以有种种深化：化成泪、化成血，也化成热汗。价值取向各异，其终极效应也大相径庭。假如泪不干，血长流，终日怨天尤人，那就是自轻自贱了！”
在昆明市政府召开的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徐志福兴奋地吟咏道：“时世长文，哪堪比今朝章节。千古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庆父既除大难止，人民见喜沉冤雪。展宏图，何惜鬓毛斑，从头越。”他热烈地表达了奋起直进的决心。
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
徐志福重回教师的岗位后，一些在报社、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和朋友特约他撰写伤痕文学，被婉言谢绝。他说：“我不想用自己惨痛的已成‘明日黄花’的故事去唤取同情的泪水。‘不惑’已过，也非‘郎骑竹马来’的青涩时代，准确给自己新开始的人生坐标定位才是明智之举。”徐志福归来后至1985年以前，先后执教于昆明东川师范学校、昆明师院、云南教育学院，在中文系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课。他边复习、边教且边学，结合教学搞科研，1984年即撰写出30万字的《古今名人教子诗赏析》，由云南出版社和北方妇女出版社先后三次出版达十余万册，成当年畅销书。他还结合现代文学教学，写出《鲁迅小说艺术管窥》一书出版。这一时期，他亦有相关学术论文、报告文学、散文、诗话60余篇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1984年，他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1985年，被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参与主编大型丛书《中国现当代百部长篇小说评析》。1984年，他还因教学成绩突出，被云南师院推评为全省优秀函授教师。
1985年的第一个全国教师节，徐志福从昆明调回故乡宜宾，执教于宜宾学院中文系，授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课，同时兼任北京广播学院川南片区函授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辅导课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政治气氛宽松、人际关系和谐、思想解放、学术空气自由，使徐志福心情舒畅，能量迸发，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新局面，开启了新篇章。
在宜宾学院，徐志福深耕教材，提纲挈领进行讲解，强化学生阅读、观察、思考、分析能力的训练，着力于写作、评价能力的提高，深受学生欢迎。
徐志福在教学之余，仍保持以往的劲头，潜心研究鲁迅、郭沫若、巴金、艾芜、沙汀的作品，在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早在1984年，中宣部就要求全国各高校加强地域名作家研究，省有关单位将阳翰笙生平创作研究下达给宜宾学院。徐志福到宜宾学院后，学校即成立研究室，任命他兼任主任。他受命后，便带领其团队创规划、出措施、建机构，利用寒暑假到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并三次赴京拜访阳翰笙，争取到几十个小时的访谈。当第一本《阳翰笙研究资料》送达省教委后，即获大力支持，确立徐志福为“阳翰笙研究”学科带头人。省教委先后3次下达经费以助研究。徐志福带领他的团队白手起家，通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 “开辟了阳翰笙研究的绿洲”（张大明评语），先后收获了《阳翰笙研究论文集》、《阳翰笙研究资料》（一、二集）等成果。徐志福个人则撰写出《阳翰笙研究》、《阳翰笙小说、戏剧创作研究》、《阳翰笙年谱》、《阳翰笙和他的战友朋友》等专著，在全国公开出版；还在《社会科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辟专栏发论文10余篇，在《宜宾学院》、《宜宾教院》、《宜宾文史杂志》等刊物辟专栏发论文20余篇，在包括《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知名报刊上发表“研阳”文章60余篇。其中涉及的新文化运动史料，如“左联”、“抗战文运”等被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视为“突破性的成果”，多篇论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采用。 1993年，徐志福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获国家人事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奖章、奖状。同年，徐志福获教授职称（是四川省高评委通过的宜宾学院第一个文科教授）。1999年，徐志福被评为四川省“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2000年被评为民革全国先进个人。2001年，徐志福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白居易曾有诗云：“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文革”结束后，万废待兴，杏坛、文坛亦如是。徐志福不计个人恩怨，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致力于教学、研究与创作领域，为推动新时期的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为祖国统一事业的推进大声疾呼，积极奔走。为此，他三次被评为宜宾市优秀政协委员，二次被评为省民革祖统工作先进个人。
2002年，中宣部、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李鹏委员长参加的“纪念阳翰笙百年诞辰纪念会”。徐志福与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应邀出席，被指名大会发言，会后受到李鹏接见。省教育厅、宜宾市政府又拨经费助研，并请徐志福写《阳翰笙评传》（此书三年后完成）。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徐志福有3部专著、8篇论文获四川省社科联、中国文联、宜宾市政府1—3等奖。其《三江口情思》、《泪落记忆河》、《弄潮儿向涛头立》、《冬日访冰心》、《三访阳翰笙》等散文、专访获台湾天府杯及《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副刊设的1—3等奖。
明知夕照晚 不鞭自奋蹄
2003年，已逾65岁的徐志福教授终于获准退休。他随即定居成都，开始认真履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义务。
馆员虽是名誉性的称谓，只要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若精力尚可，其发挥余热的空间很大。徐志福后来回忆说：“在岗时，教学科研忙得没时间种‘自留地’；退休了，去掉正事，顿觉要写的东西还多，多年积累的资料，需要‘再生产’，个人的戏剧性人生也需要整理成书，‘老来有愿多悲壮，似火焚情暗自燃’，我把姚雪垠的自题诗句作座右铭，开始了新的文化苦旅。”徐志福对退休后8年所走过的路，不无感慨道：“人生在世，可以活得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可以活得二十年等于一天，自己生命线的两段就是如此。八年监狱，度日如年；出狱以后是度年如日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2004年，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联合成立蜀学研究中心，徐志福是6人筹委之一，是第1、2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蜀学》刊物编委。他积极开展对现代蜀籍作家的研究，先后撰出《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戏剧比析》、《阳翰笙剧作中的妇女形象》、《五四蜀籍作家团队述评》、《〈寒夜〉人物谈》、《陈铨的戏剧研究及创作初探》、《陈铨概说》、《陈铨年表》等论文发表在《蜀学》上。
2005年，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组织馆员编写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徐志福以一如既往的热情积极参与撰稿，先后写出《风雨一生阳翰笙》、《走进阳翰笙》、《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三部书，交由巴蜀书社公开出版。
省文史研究馆每年组织省内外考察，归来撰写报告，有一部分即由徐志福负责撰写，其中关于华东、江西、浙江等地旅游文化的调研报告，提出了较好的针对性建议，受到好评。
徐志福在省内考察川南古镇后写出的开发李庄抗战名镇的调研报告和建议，颇受四川省旅游局及有关单位的重视，先后拨款几千万元开发李庄。现该镇已成川南旅游的必访之地。
除文史研究馆工作外，徐志福还被民革中央聘为台湾问题研究特约撰稿人，被省民革聘为顾问，被省台联聘为理事。他以炽热的情怀与敏锐的眼光对台海形势进行深入研究，撰出多篇论文发表在民革中央《台海形势研究》杂志上。
从2006年起迄今，徐志福应省内宜宾、自贡、泸州、遂宁、凉山州、攀枝花市、成都市各区政协及空军、民革省委机关的邀请，常去作“台海形势”专题报告，获得普遍好评。2011年，徐志福先后被四川省民革和中央民革评为“祖统先进个人”，受到各级表彰。
自2007年起，徐志福被中共成都青羊区委聘为“五老报告员”，先后到学校机关给青少年作报告，反响强烈。2006年1月，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阳翰笙访谈录（10余万字），从中找出与阳翰笙交往的人物，诸如周恩来、郭沫若、陈毅、李立三、鲁迅、李一氓、茅盾、田汉、洪深、老舍、冰心、曹禺、赵丹、应云卫、赵清阁、夏云湖（都是现代政坛、文坛有影响的大家），认真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记，摘出他们与阳翰笙交往的史实，努力发掘其时代内涵，历时一年余，终写出30多万字的《走进阳翰笙》一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史料和视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张大明教授特为该书作序，并作出公允的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出现一批研究现代作家的有生力量，徐志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走进阳翰笙》一书，通过阳翰笙与一群五四以后著名作家交往纪实，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的基本走向，使人们看清了新文学运动的来龙去脉，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翔实可靠史料。他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一边做社会组织工作，多管齐下，一身几任，他并熬着、苦撑着，为现代文学和阳翰笙研究开辟了一小片绿洲。徐志福功不可没。”（《走进阳翰笙》序第1页）
从1983年迄今，徐志福写了8本书（有3本是近8年完成的），约120万字，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该馆的“阳翰笙栏”主要是徐志福及其研究室提供的。2002年，徐志福应该馆馆长舒乙特邀前去参加座谈会。他从2003起，还每年列席省政协会议，共写出11份有关文化建设的建议交省政协。
徐志福先生这50年，虽历经风雨磨砺、荣辱袭扰，却不坠青云之志，始终抱以一颗平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用一腔报国热忱、埋头苦干精神与求真务实学风，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与统一事业，成绩斐然，事迹感人。1984年、2000年，《四川年鉴·人物篇》两次对其列传宣传。《四川日报》、省委宣传部编的《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会刊》，亦收录了他的事迹和照片。云南作家杨舫、上海作家阿鲁则以《翠湖桥头访故人》、《人生庄严》为题，专访报道他的事迹，分别发表在《昆明日报》、《沪生报》上。
杨舫评价说：“随新中国一起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注定会经历许多磨难、吃过很多苦，但他们报国之志不变，且老而弥坚，一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竭诚奉献。这在徐志福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是老一代学人的可贵品格。”
且看徐志福先生怎么看他的成就。他在回答《四川日报》记者提问时，平静地笑笑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后的机遇和平台，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敢做什么呢？至于说到写过的书，量多质劣，我自己很清楚，那无非是杀了偏锋，啃了别人不愿啃的骨头而已，含金量有限。”“至于个人际遇若能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体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歌哭，望当权者明鉴，望观人风者察焉。”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双鬓无再青 寸心还如丹
上世纪60年代初，徐志福即将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被《边疆文艺》主编刘澎德看中，要去从事编辑工作。这时的他，已在全国一些刊物发表多篇小说和数十篇散文。可当分配名单公布时，却发现被别人掉了包——他被分配到昆明一所山区高中任教。徐志福带着愤愤不平的情绪走上教学岗位，当起了高二、高三的语文教师。他由于教学认真、严谨，看重讲练结合，连续5年，所教的班级考生考入大学文科的比例在全校名列前茅，因而成为教学典型被推崇。
1966年6月，徐志福同当时众多出身不好又有点教学成绩的教师一样，竟成了“培养封、资、修的反动学术权威”，遭抄家、关押、批斗。虽然他充满了委屈、疑惑，并多次申辩、抗争，但都无济于事，罪名逐步升级，终至1971年5月，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10年。
徐志福后来回忆道：“人到此时，天道沉沦。铁窗生涯，茫茫千日愁如海，回看血泪相和流。检点形骸，审视自己30年的人生道路，我明白无误地认定，自己是无罪蒙冤的啊！”
10年荒诞岁月，政治上的狂热，人际关系的冷酷，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监狱更是大染缸，鱼龙混杂，无章可循。然而徐志福却坚守住了清白，战胜了无数次死的诱惑，没有磨灭对自由的希望。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已在监狱呆了6年的他写道：“沉冤十一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直至1979年9月，在他服刑8年后，终于得到平冤昭雪。法院在其改判书上说：“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彻底平反。”
原单位接他回校，开大会赔礼道歉，当面烧毁“莫须有”的黑材料，补发全部克扣工资，恢复了教师工作，昆明市文联安排了名誉职务。徐志福写道，记得出狱是一个深秋的霜晨，我猛然想起惠特曼的诗：“啊，我的灵魂！在这严静而清冷的早晨，终于找到自己了。”是的，徐志福到底重见天日了，但付出的代价终归过于沉重。
徐志福29岁打成反革命，审查批斗5年，34岁入监狱，劳改8年，42岁平反释放，美好的黄金岁月在浩劫的癫狂中被吞噬，但他却一笑置之，说：“毕竟还有成熟的青铜时代。艰难地走过人生苦桥来到百花园，这是命运的重大转折，是生命的新起点。一场连开国元勋们都无法阻止和避免的政治劫难终于过去，多少人死了，幸喜我还活着，智者贵于乘时。灾难与痛苦的遭遇可以有种种深化：化成泪、化成血，也化成热汗。价值取向各异，其终极效应也大相径庭。假如泪不干，血长流，终日怨天尤人，那就是自轻自贱了！”
在昆明市政府召开的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徐志福兴奋地吟咏道：“时世长文，哪堪比今朝章节。千古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庆父既除大难止，人民见喜沉冤雪。展宏图，何惜鬓毛斑，从头越。”他热烈地表达了奋起直进的决心。
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
徐志福重回教师的岗位后，一些在报社、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和朋友特约他撰写伤痕文学，被婉言谢绝。他说：“我不想用自己惨痛的已成‘明日黄花’的故事去唤取同情的泪水。‘不惑’已过，也非‘郎骑竹马来’的青涩时代，准确给自己新开始的人生坐标定位才是明智之举。”徐志福归来后至1985年以前，先后执教于昆明东川师范学校、昆明师院、云南教育学院，在中文系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课。他边复习、边教且边学，结合教学搞科研，1984年即撰写出30万字的《古今名人教子诗赏析》，由云南出版社和北方妇女出版社先后三次出版达十余万册，成当年畅销书。他还结合现代文学教学，写出《鲁迅小说艺术管窥》一书出版。这一时期，他亦有相关学术论文、报告文学、散文、诗话60余篇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1984年，他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1985年，被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参与主编大型丛书《中国现当代百部长篇小说评析》。1984年，他还因教学成绩突出，被云南师院推评为全省优秀函授教师。
1985年的第一个全国教师节，徐志福从昆明调回故乡宜宾，执教于宜宾学院中文系，授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课，同时兼任北京广播学院川南片区函授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辅导课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政治气氛宽松、人际关系和谐、思想解放、学术空气自由，使徐志福心情舒畅，能量迸发，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新局面，开启了新篇章。
在宜宾学院，徐志福深耕教材，提纲挈领进行讲解，强化学生阅读、观察、思考、分析能力的训练，着力于写作、评价能力的提高，深受学生欢迎。
徐志福在教学之余，仍保持以往的劲头，潜心研究鲁迅、郭沫若、巴金、艾芜、沙汀的作品，在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早在1984年，中宣部就要求全国各高校加强地域名作家研究，省有关单位将阳翰笙生平创作研究下达给宜宾学院。徐志福到宜宾学院后，学校即成立研究室，任命他兼任主任。他受命后，便带领其团队创规划、出措施、建机构，利用寒暑假到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并三次赴京拜访阳翰笙，争取到几十个小时的访谈。当第一本《阳翰笙研究资料》送达省教委后，即获大力支持，确立徐志福为“阳翰笙研究”学科带头人。省教委先后3次下达经费以助研究。徐志福带领他的团队白手起家，通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 “开辟了阳翰笙研究的绿洲”（张大明评语），先后收获了《阳翰笙研究论文集》、《阳翰笙研究资料》（一、二集）等成果。徐志福个人则撰写出《阳翰笙研究》、《阳翰笙小说、戏剧创作研究》、《阳翰笙年谱》、《阳翰笙和他的战友朋友》等专著，在全国公开出版；还在《社会科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辟专栏发论文10余篇，在《宜宾学院》、《宜宾教院》、《宜宾文史杂志》等刊物辟专栏发论文20余篇，在包括《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知名报刊上发表“研阳”文章60余篇。其中涉及的新文化运动史料，如“左联”、“抗战文运”等被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视为“突破性的成果”，多篇论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采用。 1993年，徐志福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获国家人事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奖章、奖状。同年，徐志福获教授职称（是四川省高评委通过的宜宾学院第一个文科教授）。1999年，徐志福被评为四川省“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2000年被评为民革全国先进个人。2001年，徐志福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白居易曾有诗云：“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文革”结束后，万废待兴，杏坛、文坛亦如是。徐志福不计个人恩怨，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致力于教学、研究与创作领域，为推动新时期的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为祖国统一事业的推进大声疾呼，积极奔走。为此，他三次被评为宜宾市优秀政协委员，二次被评为省民革祖统工作先进个人。
2002年，中宣部、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李鹏委员长参加的“纪念阳翰笙百年诞辰纪念会”。徐志福与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应邀出席，被指名大会发言，会后受到李鹏接见。省教育厅、宜宾市政府又拨经费助研，并请徐志福写《阳翰笙评传》（此书三年后完成）。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徐志福有3部专著、8篇论文获四川省社科联、中国文联、宜宾市政府1—3等奖。其《三江口情思》、《泪落记忆河》、《弄潮儿向涛头立》、《冬日访冰心》、《三访阳翰笙》等散文、专访获台湾天府杯及《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副刊设的1—3等奖。
明知夕照晚 不鞭自奋蹄
2003年，已逾65岁的徐志福教授终于获准退休。他随即定居成都，开始认真履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义务。
馆员虽是名誉性的称谓，只要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若精力尚可，其发挥余热的空间很大。徐志福后来回忆说：“在岗时，教学科研忙得没时间种‘自留地’；退休了，去掉正事，顿觉要写的东西还多，多年积累的资料，需要‘再生产’，个人的戏剧性人生也需要整理成书，‘老来有愿多悲壮，似火焚情暗自燃’，我把姚雪垠的自题诗句作座右铭，开始了新的文化苦旅。”徐志福对退休后8年所走过的路，不无感慨道：“人生在世，可以活得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可以活得二十年等于一天，自己生命线的两段就是如此。八年监狱，度日如年；出狱以后是度年如日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2004年，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联合成立蜀学研究中心，徐志福是6人筹委之一，是第1、2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蜀学》刊物编委。他积极开展对现代蜀籍作家的研究，先后撰出《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戏剧比析》、《阳翰笙剧作中的妇女形象》、《五四蜀籍作家团队述评》、《〈寒夜〉人物谈》、《陈铨的戏剧研究及创作初探》、《陈铨概说》、《陈铨年表》等论文发表在《蜀学》上。
2005年，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组织馆员编写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徐志福以一如既往的热情积极参与撰稿，先后写出《风雨一生阳翰笙》、《走进阳翰笙》、《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三部书，交由巴蜀书社公开出版。
省文史研究馆每年组织省内外考察，归来撰写报告，有一部分即由徐志福负责撰写，其中关于华东、江西、浙江等地旅游文化的调研报告，提出了较好的针对性建议，受到好评。
徐志福在省内考察川南古镇后写出的开发李庄抗战名镇的调研报告和建议，颇受四川省旅游局及有关单位的重视，先后拨款几千万元开发李庄。现该镇已成川南旅游的必访之地。
除文史研究馆工作外，徐志福还被民革中央聘为台湾问题研究特约撰稿人，被省民革聘为顾问，被省台联聘为理事。他以炽热的情怀与敏锐的眼光对台海形势进行深入研究，撰出多篇论文发表在民革中央《台海形势研究》杂志上。
从2006年起迄今，徐志福应省内宜宾、自贡、泸州、遂宁、凉山州、攀枝花市、成都市各区政协及空军、民革省委机关的邀请，常去作“台海形势”专题报告，获得普遍好评。2011年，徐志福先后被四川省民革和中央民革评为“祖统先进个人”，受到各级表彰。
自2007年起，徐志福被中共成都青羊区委聘为“五老报告员”，先后到学校机关给青少年作报告，反响强烈。2006年1月，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阳翰笙访谈录（10余万字），从中找出与阳翰笙交往的人物，诸如周恩来、郭沫若、陈毅、李立三、鲁迅、李一氓、茅盾、田汉、洪深、老舍、冰心、曹禺、赵丹、应云卫、赵清阁、夏云湖（都是现代政坛、文坛有影响的大家），认真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记，摘出他们与阳翰笙交往的史实，努力发掘其时代内涵，历时一年余，终写出30多万字的《走进阳翰笙》一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史料和视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张大明教授特为该书作序，并作出公允的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出现一批研究现代作家的有生力量，徐志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走进阳翰笙》一书，通过阳翰笙与一群五四以后著名作家交往纪实，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的基本走向，使人们看清了新文学运动的来龙去脉，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翔实可靠史料。他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一边做社会组织工作，多管齐下，一身几任，他并熬着、苦撑着，为现代文学和阳翰笙研究开辟了一小片绿洲。徐志福功不可没。”（《走进阳翰笙》序第1页）
从1983年迄今，徐志福写了8本书（有3本是近8年完成的），约120万字，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该馆的“阳翰笙栏”主要是徐志福及其研究室提供的。2002年，徐志福应该馆馆长舒乙特邀前去参加座谈会。他从2003起，还每年列席省政协会议，共写出11份有关文化建设的建议交省政协。
徐志福先生这50年，虽历经风雨磨砺、荣辱袭扰，却不坠青云之志，始终抱以一颗平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用一腔报国热忱、埋头苦干精神与求真务实学风，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与统一事业，成绩斐然，事迹感人。1984年、2000年，《四川年鉴·人物篇》两次对其列传宣传。《四川日报》、省委宣传部编的《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会刊》，亦收录了他的事迹和照片。云南作家杨舫、上海作家阿鲁则以《翠湖桥头访故人》、《人生庄严》为题，专访报道他的事迹，分别发表在《昆明日报》、《沪生报》上。
杨舫评价说：“随新中国一起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注定会经历许多磨难、吃过很多苦，但他们报国之志不变，且老而弥坚，一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竭诚奉献。这在徐志福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是老一代学人的可贵品格。”
且看徐志福先生怎么看他的成就。他在回答《四川日报》记者提问时，平静地笑笑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后的机遇和平台，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敢做什么呢？至于说到写过的书，量多质劣，我自己很清楚，那无非是杀了偏锋，啃了别人不愿啃的骨头而已，含金量有限。”“至于个人际遇若能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体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歌哭，望当权者明鉴，望观人风者察焉。”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