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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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881年9月29日,彭寂宽出生在峨山彝族自治县大塘子边(现为文星街29号)一个贫穷的人家。她的父亲叫彭寿山,元江县西门村人。自从父母亲因患疟疾相继去世后,彭寿山就成了孤儿,流落到峨山县,给一户姓陈的地主家放马。由于他辛勤劳动,不怕吃苦,为人老实,得到地主的赏识,地主就把一个名义上是养女,实际上是丫头的彝族姑娘许配给他。婚后不久,他俩离开陈家,在峨山县城以挑担叫卖糯米白酒和摆摊为生。
  彭寿山夫妇先后生育了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本人是文盲,虽然生活很艰难,但他还是下决心把其中一个儿子送进私塾念书。几年后,这个念过书的儿子考上县衙里的一名“录事”,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工资虽然很少,但对“有早无晚”的彭家,在经济上还是起了一些补助作用。
  由于受旧时代封建思想的影响,加之家庭贫困,所以彭寿山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彭寂宽读书识字。在彭寿山看来,读“圣贤书”是男孩子的事。有一次,彭寂宽找到一本《三字经》,想让哥哥教她识字,被做完活回家的父亲看见了,一把将书夺过去,撕得粉碎。
  彭寂寬天资聪明,也很有志气,父亲不准她学,她就暗地里学。父亲不在家时,她就假装做针线活,坐到哥哥旁边,听他读书背书。不论做什么活,她都一边做,一边默记那些偷学到的字和词句。晚上钻进被窝里,还要把白天学到的字,在手心里反复写几遍才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哥哥的指教和自己的刻苦努力,16岁前,她终于读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等几本书,识了不少的字。
  17岁时,经人介绍,彭寂宽嫁给了在玉溪县州城北门街开诊所的中医师聂鸿仪。结婚后,彭寂宽像小鸟飞出了笼子,从旧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
  聂鸿仪的思想比较开通,对彭寂宽很好。婚后他除了教彭寂宽读书识字外,还教会她写毛笔字。同时以《医学三字经》为基础,不断为她讲述中医药知识,把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等方法及中药泡制的方法教给她。彭寂宽反复琢磨,不断实践,又认真攻读了《本草纲目》,几年后她不仅学会了中药的采购、切片、辗压、配方,还学会了诊脉和开处方,成了聂鸿仪的得力助手。从一个没有进过学校的农村妇女,自学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医师,这在当时社会上是很少有的。
  聂鸿仪和彭寂宽结婚后不久,到昆明市甬道街72号门牌租下了一间房子,开了一家医药铺,取名“成春堂”,开始了在昆明悬壶行医的生活。
  在与彭寂宽成亲之前,聂鸿仪有过一段婚姻,前妻王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聂守拙和女儿聂兰茹。王氏病故后,他才与彭寂宽结婚。到昆明行医后,彭寂宽又先后生下了女儿聂蕙茹、儿子聂守城(字子明)、聂守先(后改名为叙伦)、聂守信(后改名为紫艺,笔名聂耳)。至此,聂家已是8口之家。
  1916年初,聂鸿仪因劳累过度染上肺结核,卧床半年之久,于是家中收入急剧减少,而医药费又不断增加,生活难以维持。这时,大女儿早已在玉溪出嫁。聂鸿仪只好给在武昌工作的大儿子聂守拙写信,叫他回家一趟或寄点钱来给家里用。但聂守拙推说手头很紧,没有钱寄,人也没有回来。这让聂鸿仪十分生气,从而加重了病情。
  聂鸿仪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天,他把彭寂宽和儿女们叫到床前,含着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寂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们!我活不长了。娃娃们的年纪都还小,我死后,家里的重担要由你来挑了。你要珍重!将来把孩子们扶养长大,他们会孝敬你的。”停了一会,他又紧拉着彭寂宽的手继续说:“寂宽,我对不起你,走到半路上把你丢下了。你还年轻,如果这个重担实在挑不下去的话,那……你可以改……嫁,但不要让孩子们受苦。”彭寂宽听到这些话,一面伤心地流泪,一面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安慰丈夫:“你的病会好的,要安心养病!家里的事我会料理,你放心好了。”聂鸿仪微微点头后,才放开彭寂宽的手,依依不舍地抚摸了每个娃娃的头。一家人哭作一团。聂鸿仪对孩子们说:“不要哭,爹爹死后你们不要想我,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淘气,将来长大了,要做好人,孝敬你们的妈妈!”当时只有4岁的小儿子聂耳还不懂事,他拉着父亲的手大叫:“爹爹,不准你死!不准你死!”这时聂鸿仪已经闭上双眼,呼吸急促,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彭寂宽赶快扶他起来坐着,二女儿聂蕙茹赶紧为父亲捶背。忽然一口鲜血从聂鸿仪口中喷出,从此,他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三
  彭寂宽带着4个娃娃过日子,最大的才12岁。她继续经营着丈夫留下的医药铺,却因为经营惨淡,维持不了全家5口人的生活。于是,除了看门诊外,彭寂宽还找来一些针线活,以便增加一点收入,好买米下锅。在尝尽了天灾、兵祸、孤独、病痛、欺凌之苦后,彭寂宽靠着一双勤劳智慧的手和一颗善良的心,逐渐把子女们抚养长大。
  彭寂宽对子女的生活十分关心,教育也很严格。她订了一套家规,要求子女们必须遵守。如每天要按时起床睡觉:要按规定的时间读书写字;对长辈要尊敬;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抽烟、喝酒和赌博;不准说谎;不准接受别人赠送的东西和金钱;等等。谁要是违犯了家规,就要受到严厉的责罚。有一次,聂耳要买书,当着客人的面向母亲要钱,结果客人给了他买书的钱。客人走后,母亲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从此之后,聂耳再也没有当着客人的面向母亲要过钱。
  聂耳是6岁入学的,由于家里穷,彭寂宽东拼西借,又把聂鸿仪留下的一架八音钟送进当铺里当掉,才凑够了他的学杂费,把他送到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读书。
  聂耳从3岁开始,父母就教他认字,到入学前,聂耳已经认识300多个字。
  平时聂耳很喜欢听故事,见到母亲坐下来休息,他就依偎到她怀里,要求讲故事给他听。彭寂宽总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她把讲故事作为教育子女的一种方法,讲故事时,她手里常拿着一本木刻版的小唱本,这是用7个字或10个字一句编成的韵文,不仅顺口,也通俗易懂。她边讲边用玉溪花灯“全十字”或“杨琴调”唱上一段,非常动听。这些曲调,就像金色的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到聂耳幼小的心灵里。因此,母亲成了聂耳的第一个民间音乐启蒙老师。此外彭寂宽还用“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民间谚语教育孩子,使他们懂得要努力发奋学习。   四
  彭寂宽有一副慈悲心腸,她深深地同情与她一样的贫苦劳动人民。尽管家里并不宽裕,她仍经常救济穷苦百姓,免费为他们看病,免费为他们配药,还教育子女要尽力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她在昆明开的这间医药铺,只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一次,一个小偷揭开医药铺楼顶上的瓦片,跳下楼来寻找贵重的中药材时,被当场抓住。彭寂宽问他为什么来偷药,小偷说因老婆病了很久却没有钱医治,子女又挨饿,他才大着胆子来偷东西的。彭寂宽详细询问了他老婆的病情后,不仅免费为他配了三服中药,还给了他一点钱,叫他以后好好做人。后来,这个小偷悔过自新,还带着老婆和子女到“成春堂”向彭寂宽谢恩。街坊们知道后都说:“聂师母真是一位好人。”
  母亲的言传身教,对聂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星期日的晚上,他到柏希文先生创办的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有一次不见先生来讲课,聂耳就到他的住所去探望。原来,老师患了重感冒,发烧卧床不起。聂耳就请假去护理他,为他煨中药、烧开水,还给他送饭。柏希文先生很受感动,病好后他不住地称赞聂耳是个好孩子。得知聂耳很喜欢音乐后,他就在百忙中抽时间给他讲乐理,还教他弹钢琴。这些知识为聂耳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柏希文先生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广州人。柏希文先生不仅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精通英、法、德语和拉丁文,还是一位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云南的外语教育事业,在昆明从教28年,最后病故于昆明,聂耳是他免费收读的穷学生之一。
  五
  丈夫去世后,彭寂宽通过中医资格考试后才继承了聂鸿仪的中医诊所。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受到宣传的欺骗,曾到湖南省郴州当学生军半年,学生军解散后,他又返回学校读书。聂耳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叛徒出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捕他,才于1930年7月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在上海期间他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并开始创作电影歌曲,由田汉和赵铭彝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遭到破坏,田汉等人相继被捕。党组织得到敌人要对聂耳下毒手的消息后,为了保护年轻有为、赤胆忠心的聂耳,批准他出国去日本,再转道欧洲、苏联学习音乐创作。1935年4月15日,他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到日本进一步修改,最后才寄回上海录音。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公开上映,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全国。
  到日本后,聂耳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紧张繁忙的学习考察,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与左翼文化人士的艺术活动。7月17日下午,他与友人去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绝唱。
  聂耳在日本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到昆明后,他的家人万分悲痛。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专门向亲友们打招呼,请大家不要把这件事对他的母亲讲,怕老人家承受不住这种打击。有一天,一位亲戚来看望彭寂宽时说话不注意,把聂耳在日本遇难的事讲了。彭寂宽听到后,当场昏了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彭寂宽被选为昆明市政协委员。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昆明时,还专门访问了她。当时,老人显得特别激动,她含着热泪向访问团的同志们讲述了聂耳的生平,最后,她买了一束鲜花请访问团带回北京,代她献给毛主席,以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1955年,中国音乐学院建立聂耳纪念室,特请彭寂宽题词。她写道:
  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聂耳在生时我爱他,共产党把他教育成长。他已死去二十年了,但我一直感觉他还活着。
  我要永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怀念聂耳的同志们。
  彭寂宽
  一九五五年六月
  彭寂宽既是一位仁慈、平凡充满爱心的医生,也是一位坚强乐观而又伟大的母亲。1956年12月23日,彭寂宽病故,享年75岁,葬于昆明西山。
  [责任编辑袁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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