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应该在坚持汇率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渐进式改革。加速国内的要素价格改革应当先行,并且适度调整国内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
　　
　　从奥巴马敦促中国加强市场对汇率形成的作用,到美国逾百名议员致信盖特纳和骆家辉称中国操纵汇率,再到美国驻华大使呼吁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2010年伊始,人民币汇率再次遭遇空前压力,面临抉择关口。
　　很显然,目前的汇率问题已经超越经济范畴,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回归经济本原,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应是当前选择。
　　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目前中国并不具备升值的宏观环境。有说法认为,升值能控制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该论证成立的前提是通胀系由外需引起,而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由内需所致。此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
　　2009年,尽管消费需求不足,但4万亿元投资拉动导致中国投资需求高企,同时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达到30%以上,两者叠加成为通胀助推力。相反,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外需下滑明显,2008年11月起中国出口开始负增长,2009年上半年累计降幅达21.8%,直到12月份出口同比增速才实现“转正”。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的通胀并非是输入性通胀,这也是本轮通胀与2007年通胀的不同点。此境况下,中国抑制通胀的主要抓手应该是调整投资需求,而不是通过调整汇率来继续压低不景气的外需。
　　从抑制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出发,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币值稳定应是首选。去年的流动性过剩已经导致中国资产泡沫隐现,如果汇率重拾升势,尤其是采取小幅渐进式升值,将迅速放大市场升值预期,导致热钱加速涌入,加大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助推资产价格续涨,而且加大内需调整压力。
　　用汇率升值促进产业转型,亦不宜操之过急。目前中国一方面就业压力剧增,另一方面出现局部用工荒,这种情况下,继续调整汇率,很可能将再现2008年大量出口企业挣扎求生的境况,无利于中国经濟企稳回升,还会令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抛开国内因素,从国际因素看,中国同样不具备升值的前提条件。国外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说辞不一,但逻辑大致相同:中国汇率低估导致西方等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进而加剧逆差国的失业。
　　这种逻辑颇具欺骗性。理论上讲,汇率低估的确能构成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增加出口。但反过来,贸易顺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汇率既非唯一,也非必要原因。
　　相较于汇率对于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中国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的低廉、人口红利所导致的对劳动力价格的严重低估、充裕的流动性带来的长期“低息”的资金价格,这些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而这既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和改革阶段所决定的,也有中国国情的历史原因,较之于汇率,价格市场化改革当是中国未来推动和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应先行。
　　在完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之前,将贸易顺差归因于汇率并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是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分工自然形成的结果。其实在中国顺差构成中,大部分属于来料加工等“三来一补”企业,并且这部分企业又以“三资企业”居多;而不仅中国,近1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总体由于“价格洼地”效应,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首选,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增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崛起。
　　仅凭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这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大格局。中国减少的出口会迅速被其他新兴市场弥补,“顺差”依旧不会重返美国。这主要是由中美两国大相径庭的出口商品结构所决定的。相反,如果人民币升值,深受其害的将是大量美国居民,他们会发现低端的生活用品一夜价涨。
　　回归经济本原探讨汇率问题,应该在当前坚持汇率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渐进式改革。在坚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加速国内的要素价格改革应当先行,并适度调整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这样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能减轻贸易顺差压力。汇率政策必须与资源价格改革、财政税收政策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相配套协调,孤立地处理人民币汇率只会成为日元升值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