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董仲舒被冯友兰先生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在我国的思想史和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历史事实,分析了董仲舒“臣道观”的现实根源,以及具体内容,和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董仲舒 臣道观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81-01
要考察董子的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地刘姓的汉帝国遭遇了什么理论上和政治生活上的难题。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摆在刘姓皇帝的面前的这样主要一个政权合法性难题:我們知道在汉代之前的中国,血统与政统之间是合二为一,不论是夏、商、周、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起初领导人至少是贵族,而到汉高祖刘邦最多也就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氓,那么如何用暴力和铁血之外的手段让天下之人对刘姓皇帝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感,特别是如果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刘姓皇帝夺取江山是天经地义、神圣无比,但是游戏已经结束了,其他流氓再来就是大逆不道了。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脸面问题。那么第二摆在汉帝国面前时确确实实关系千秋万代的实质性问题:我们知道在秦以前中国实施是一种分封制,在这种分封制下的人主受着各级诸侯、大小贵族的牵制,但是这种强大的地方自治对君主限制的同时也成为了战乱之源。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各级大小官员釜底抽薪,使他们统统成为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上的一颗螺丝钉,将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同他们的官位相连而不是独立的人格,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就建成了。但是杯满则溢,历史已经证明毫无节制的皇权只能以天怒人怨的悲剧收场。从深层次上讲法家的理论对于非常政治或者紧急状态是一剂良药,但是到了日常政治,这剂猛药却要了病人的命。汉帝国怎么在保持大一统的情况下,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总的说来,董仲舒调集了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的思想资源,以儒家思想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阴阳家、道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的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汉帝国这一台机器深入人心的操作系统。而历史早已证明董子是成功的,他使得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体系持续了两千多年,弥尔更新,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打下了重要的地基。
笔者认为值得我们深究是他的“臣道观”,“臣道观”本质就是如何在皇帝同臣子之间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回答上面所提到的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以相权制约君权。在笔者看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首先对君尊臣卑做了理论上的论证:“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臣者君之合,……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把君主比喻为阳,臣子为阴。而在董仲舒看来“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样一来君阳臣阴就天然地推出了臣卑君尊。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上求于天”的着名论断。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在理论上攀上了权力的高峰。但是君主虽然攀上了权力的顶峰,却是建立在“君道无为”的基础,何为“君道无为”?就是要求君主要像天一样“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说白就是要就君主脱离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而仅仅在对臣子的政绩进行考核、赏罚。同时要求臣子“人臣法地”: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总的说来,“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之所以安者,臣之力也。”以心指代君主,身体四肢指代臣子。表面上看来董仲舒在这里主要强调臣子必须忠于君主,但是君主就像人的心脏一样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是万能甚至它的健康是建立在其他器官的协同的基础上的。
《保位权》对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阐释却更为具体也更为具可操作性:“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响有清浊,影有曲直,响所报非一声也,影所应非一形也。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在这里董仲舒告诫君主们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无为、无声、无形,通过操纵臣子的言行来治国、平天下,更具体地说就是要脱离具体事务而运用赏罚的手段对臣子进行控制,换言之,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君臣不仅有身份上的尊卑,更有术业上的分工,所以董仲舒提倡了一种“君臣离合”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而名归于君臣子出力、君主收功,君臣同心合作开创盛世。”用一个不太妥切比喻就是现代公司制的所有权同治理权的分离,也就是董事长与职业经理人的分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董仲舒为儒生集团争取了汉帝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位子,但是这种以管理权限制所有权的方法,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皇权和相权之争,但是相权再怎么做大也仅仅是摆脱皇权的至上权威,相者辅助也,这种制约本质就是官僚科层制的行政制约,同西方的教权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词董仲舒 臣道观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81-01
要考察董子的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地刘姓的汉帝国遭遇了什么理论上和政治生活上的难题。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摆在刘姓皇帝的面前的这样主要一个政权合法性难题:我們知道在汉代之前的中国,血统与政统之间是合二为一,不论是夏、商、周、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起初领导人至少是贵族,而到汉高祖刘邦最多也就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氓,那么如何用暴力和铁血之外的手段让天下之人对刘姓皇帝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感,特别是如果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刘姓皇帝夺取江山是天经地义、神圣无比,但是游戏已经结束了,其他流氓再来就是大逆不道了。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脸面问题。那么第二摆在汉帝国面前时确确实实关系千秋万代的实质性问题:我们知道在秦以前中国实施是一种分封制,在这种分封制下的人主受着各级诸侯、大小贵族的牵制,但是这种强大的地方自治对君主限制的同时也成为了战乱之源。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各级大小官员釜底抽薪,使他们统统成为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上的一颗螺丝钉,将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同他们的官位相连而不是独立的人格,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就建成了。但是杯满则溢,历史已经证明毫无节制的皇权只能以天怒人怨的悲剧收场。从深层次上讲法家的理论对于非常政治或者紧急状态是一剂良药,但是到了日常政治,这剂猛药却要了病人的命。汉帝国怎么在保持大一统的情况下,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总的说来,董仲舒调集了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的思想资源,以儒家思想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阴阳家、道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的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汉帝国这一台机器深入人心的操作系统。而历史早已证明董子是成功的,他使得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体系持续了两千多年,弥尔更新,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打下了重要的地基。
笔者认为值得我们深究是他的“臣道观”,“臣道观”本质就是如何在皇帝同臣子之间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回答上面所提到的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以相权制约君权。在笔者看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首先对君尊臣卑做了理论上的论证:“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臣者君之合,……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把君主比喻为阳,臣子为阴。而在董仲舒看来“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样一来君阳臣阴就天然地推出了臣卑君尊。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上求于天”的着名论断。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在理论上攀上了权力的高峰。但是君主虽然攀上了权力的顶峰,却是建立在“君道无为”的基础,何为“君道无为”?就是要求君主要像天一样“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说白就是要就君主脱离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而仅仅在对臣子的政绩进行考核、赏罚。同时要求臣子“人臣法地”: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总的说来,“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之所以安者,臣之力也。”以心指代君主,身体四肢指代臣子。表面上看来董仲舒在这里主要强调臣子必须忠于君主,但是君主就像人的心脏一样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是万能甚至它的健康是建立在其他器官的协同的基础上的。
《保位权》对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阐释却更为具体也更为具可操作性:“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响有清浊,影有曲直,响所报非一声也,影所应非一形也。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在这里董仲舒告诫君主们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无为、无声、无形,通过操纵臣子的言行来治国、平天下,更具体地说就是要脱离具体事务而运用赏罚的手段对臣子进行控制,换言之,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君臣不仅有身份上的尊卑,更有术业上的分工,所以董仲舒提倡了一种“君臣离合”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而名归于君臣子出力、君主收功,君臣同心合作开创盛世。”用一个不太妥切比喻就是现代公司制的所有权同治理权的分离,也就是董事长与职业经理人的分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董仲舒为儒生集团争取了汉帝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位子,但是这种以管理权限制所有权的方法,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皇权和相权之争,但是相权再怎么做大也仅仅是摆脱皇权的至上权威,相者辅助也,这种制约本质就是官僚科层制的行政制约,同西方的教权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