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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山西省开展了煤矿兼并重组改革。学界和媒体褒贬不一：誉之者认为，这是30年来山西省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在中国煤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毁之者认为是“国进民退”，历史倒退。煤矿兼并重组是企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是政府顺应市场规律，从实际出发，为了实现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等公共目标，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公共价值在政策选择上的实现；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规律和降低煤矿死亡率的做法是一致的。煤改不仅涉及到私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也是各级政府间利益的调整；在治理煤炭资源开发乱象方面，它是一种有效的治标之策；但煤炭业的真正健康发展，却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及社会公平的实现。
[关键词]关键词：煤矿兼并重组；“国进民退”；公共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3-0033-03
一、评析的缘起
2008年9月，山西省拉开了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改革，2011年“圆满结束”。2012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山西人民多少年想办的一件大事终于办成了”的评价。学界也有认为这是30年来山西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是中国煤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美誉。继山西之后，河南、陕西、内蒙、新疆等地也陆续开展了煤矿兼并重组。国务院在2010年8月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工作。推进煤企改革、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已成为煤炭“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有人却认为这次山西煤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是政府行为排斥了市场机制，私有产权受到侵犯，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行为，是历史的倒退。
这些质疑使山西等地的煤改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致使研究资料和文献的稀缺。不溯本求源辨别正误，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煤改实践的健康发展。本文就山西这次煤改是否具有内在必然性，否定论是不是存在盲区和误区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二、问题的剖析
1.从西方企业的发展历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被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手里。列宁说：“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可见，兼并重组形成大企业集团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规律。世界上煤矿死亡率很低、生产率很高的企业都是高度现代化的大型煤炭企业。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型煤矿公司通过兼并、联合，开始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规模排位前八家的美国煤炭企业产量比重从1976年的33.6%提高到2008年的60.72%"。由此观之，中国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均与西方国家企业的发展规律和降低煤矿死亡率的做法是一致的。因此，将山西煤改称之为“历史的倒退”，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2.从新中国煤矿发展历史看。煤矿企业属于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的大型企业。虽然从80年代开始国有成份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国有大中型煤企始终都是大规模经营的主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规范、资源利用率高、安全生产好、环境保护优，对国家贡献巨大。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地方煤矿、特别是民营和小型乡镇煤矿，由于种种原因，在安全生产、矿工死亡率、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率等方面都创造了非常糟糕的记录。当今中国，煤炭业健康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大中型国有煤企的身上。这是煤企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追求煤炭安全、高效、清洁、规模化发展的政府根据市场化规律做出的正确决策。
3.从现实来看。2010年山西省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山西的煤改使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并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其中，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比例为2：3：5。有的人在媒体上提出质疑，认为重组后山西国有煤炭企业所拥有的产能超过总产能的一半；国有重点煤矿与非国有煤矿的产能之比接近2：1，两者的矿井数量之比为1.3：1。不管是政府所说的2：3，还是质疑者所说的2：1或1.3：1，整合重组后的山西煤炭行业中仍有较大比例的民营资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说明，让一部分不守法、不安全、伤亡率奇高、不节约、不环保、污染十分严重的民营资本退出煤炭生产，只是为了让煤炭生产更安全、更节约环保，让煤炭经营活动更规范。
4.从煤炭业的综合价值看。煤矿兼并重组是在煤炭企业所承担的多种价值之间合理选择取舍的结果。煤炭是供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能源，这是其最基本的效用。但是，由于煤炭深埋于地下，其挖掘开采充满了风险，这就产生了安全生产的问题。此外，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且有“最脏的能源”之称，其开采和利用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因此，高回采率、高效节能、清洁利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也就成为煤炭业应当遵守的行业和社会规范。概言之，煤炭企业的发展包含了高效、安全、环保、可持续等本质要求，承担着多种社会价值。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煤炭的认识，主要放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种最基本的层面上，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生产等没有提到突出的位置。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党政军民学全民开采煤矿，个体私营煤企异军突起。对煤炭胡开乱采、矿主强制和欺骗民众作采煤奴隶，大量死伤的矿难频发，严重的污染了环境，腐蚀了大量干部，造成了社会严重混乱。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导，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情绪和政府形象，使煤矿安全生产、合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避免矿工大量伤亡的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影响煤炭企业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省和全国主要产煤省份的煤炭资源整合、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改革才提上日程。这一改革之所以能够在重重阻力下得以推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符合煤炭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符合煤矿安全生产的期待、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5.从调整政府内部关系看。它是不同层级政府关系的调整。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实行的是“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都是高度统一的，正所谓“上下对口、左右对齐”。具体到矿产资源管理方面就体现为：根据《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虽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国家，但采矿权的取得，却由国务院、省级和县级地矿主管部门分别予以审批和登记，并颁发许可证，这就形成了矿产开采的分级管理制度。相应地，矿企的利税上交也与这种审批权限相对应。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使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存在各自的利益。小型煤企和私企长期以来存在的盲目蛮干、超负荷生产并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环境污染等乱象，往往是地方政府对为其带来利益煤矿的违法行为开放绿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法外开恩，甚至官商勾结、官煤一体的格局。因此，治理煤炭开采中的乱象，还必须调整政府内部关系，使煤矿资源的收益在其间的分配更加简单清晰、合理规范。煤矿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6.从建构集约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看。要治理当今中国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产事故频发等各种乱象，必须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粗放型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耗费巨额能源而收效甚低。当今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远高于香港、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高于菲律宾、斯里兰卡、埃及、泰国等国家，介于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高速发展则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而原煤则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绝大部分。如此巨大的煤炭需求，急需改变乱采滥挖、超负荷采掘、违反安全生产、高矿难率的生产模式。二要改变低利用率，高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当今中国占煤矿总数90%的地方、乡镇和民营煤矿的资源回采率还不到16%，即便是国有大型煤矿，其回采率也不超过50%，远远低于60%-70%的国际回采率。煤炭能源造成的污染也是惊人的，2010年，我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硫达到了2000多万吨，烟尘排放达1200多万吨，不但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而且由此导致了30%的国土面积被污染，其中煤炭燃烧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占排放总量的75%。三要改变粗放的投资依赖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消费率则不断下降。从世界银行所提供的40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中国的投资率是最高的；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在进行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是最低的。这种状况反映到企业和劳动者身上，一方面是丰厚的企业利润，而另一方面则是微薄的劳动收入，资方和劳工之间地位悬殊，构成了劳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矿难问题时也说，只有当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当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在落后而危险的小矿井中工作却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的时候--中国的煤矿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治理中国煤矿生产中的各种乱象，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推进财富和权利的均等化。山西的煤企兼并重组仅仅是一种治标之举，并没有解决落后生产方式问题。发生在煤改之后的2010年的山西王家岭矿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煤矿兼并重组在治理煤炭行业乱象中的有限地位。
三、结论
第一，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山西等地这次开展的煤企兼并重组改革既不神秘，也不敏感，而是符合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举，理应是学术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使学术研究成为重大的经济改革助力。但是由于论者的认识盲误而发出的歪理邪论，使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为“冰区”，造成学术研究的不足，使人们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从而防碍人们指导实践的健康发展。为此对认为这次改革不合理、不合法，是政府行为，排斥了市场机制，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行为，是历史的倒退等等论调，应当得出是认识盲区和理论误区的结论。
第二，煤炭资源整合涉及到国有重点煤矿、地方煤矿、乡镇煤矿和民营煤矿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这不仅是私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利益竞合，也是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产与权利的重新分配。因此，用“国进民退”定论这次煤改，既不全面，也不客观。理解和评价煤改，以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重大经济改革，都应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各级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两个维度来进行。前一个维度反映的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形式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后一个维度是各级政府间关系。这两个维度的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变革中的中国。
第三，煤改的目标是要治理煤炭资源开发中存在的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环境污染等乱象。治理的目的是维护煤炭业所承担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公共价值，为此，谁牺牲了公共利益，谁就应被革除，不能因为是私有资本，就可以作恶多端、为所欲为。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由粗放的发展方式向集约的创新的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总会留下沉痛的教训。
第五，企业兼并重组是一种有效的治标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存在的问题起到缓解的作用。然而，从根本和长远看，煤炭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农民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财富和权利的均等化发展，一句话，有赖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责任编辑：徐芳
[关键词]关键词：煤矿兼并重组；“国进民退”；公共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3-0033-03
一、评析的缘起
2008年9月，山西省拉开了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改革，2011年“圆满结束”。2012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山西人民多少年想办的一件大事终于办成了”的评价。学界也有认为这是30年来山西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是中国煤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美誉。继山西之后，河南、陕西、内蒙、新疆等地也陆续开展了煤矿兼并重组。国务院在2010年8月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工作。推进煤企改革、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已成为煤炭“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有人却认为这次山西煤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是政府行为排斥了市场机制，私有产权受到侵犯，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行为，是历史的倒退。
这些质疑使山西等地的煤改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致使研究资料和文献的稀缺。不溯本求源辨别正误，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煤改实践的健康发展。本文就山西这次煤改是否具有内在必然性，否定论是不是存在盲区和误区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二、问题的剖析
1.从西方企业的发展历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被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手里。列宁说：“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可见，兼并重组形成大企业集团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规律。世界上煤矿死亡率很低、生产率很高的企业都是高度现代化的大型煤炭企业。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型煤矿公司通过兼并、联合，开始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规模排位前八家的美国煤炭企业产量比重从1976年的33.6%提高到2008年的60.72%"。由此观之，中国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均与西方国家企业的发展规律和降低煤矿死亡率的做法是一致的。因此，将山西煤改称之为“历史的倒退”，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2.从新中国煤矿发展历史看。煤矿企业属于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的大型企业。虽然从80年代开始国有成份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国有大中型煤企始终都是大规模经营的主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规范、资源利用率高、安全生产好、环境保护优，对国家贡献巨大。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地方煤矿、特别是民营和小型乡镇煤矿，由于种种原因，在安全生产、矿工死亡率、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率等方面都创造了非常糟糕的记录。当今中国，煤炭业健康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大中型国有煤企的身上。这是煤企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追求煤炭安全、高效、清洁、规模化发展的政府根据市场化规律做出的正确决策。
3.从现实来看。2010年山西省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山西的煤改使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并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其中，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比例为2：3：5。有的人在媒体上提出质疑，认为重组后山西国有煤炭企业所拥有的产能超过总产能的一半；国有重点煤矿与非国有煤矿的产能之比接近2：1，两者的矿井数量之比为1.3：1。不管是政府所说的2：3，还是质疑者所说的2：1或1.3：1，整合重组后的山西煤炭行业中仍有较大比例的民营资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说明，让一部分不守法、不安全、伤亡率奇高、不节约、不环保、污染十分严重的民营资本退出煤炭生产，只是为了让煤炭生产更安全、更节约环保，让煤炭经营活动更规范。
4.从煤炭业的综合价值看。煤矿兼并重组是在煤炭企业所承担的多种价值之间合理选择取舍的结果。煤炭是供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能源，这是其最基本的效用。但是，由于煤炭深埋于地下，其挖掘开采充满了风险，这就产生了安全生产的问题。此外，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且有“最脏的能源”之称，其开采和利用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因此，高回采率、高效节能、清洁利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也就成为煤炭业应当遵守的行业和社会规范。概言之，煤炭企业的发展包含了高效、安全、环保、可持续等本质要求，承担着多种社会价值。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煤炭的认识，主要放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种最基本的层面上，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生产等没有提到突出的位置。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党政军民学全民开采煤矿，个体私营煤企异军突起。对煤炭胡开乱采、矿主强制和欺骗民众作采煤奴隶，大量死伤的矿难频发，严重的污染了环境，腐蚀了大量干部，造成了社会严重混乱。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导，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情绪和政府形象，使煤矿安全生产、合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避免矿工大量伤亡的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影响煤炭企业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省和全国主要产煤省份的煤炭资源整合、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改革才提上日程。这一改革之所以能够在重重阻力下得以推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符合煤炭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符合煤矿安全生产的期待、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5.从调整政府内部关系看。它是不同层级政府关系的调整。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实行的是“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都是高度统一的，正所谓“上下对口、左右对齐”。具体到矿产资源管理方面就体现为：根据《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虽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国家，但采矿权的取得，却由国务院、省级和县级地矿主管部门分别予以审批和登记，并颁发许可证，这就形成了矿产开采的分级管理制度。相应地，矿企的利税上交也与这种审批权限相对应。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使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存在各自的利益。小型煤企和私企长期以来存在的盲目蛮干、超负荷生产并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环境污染等乱象，往往是地方政府对为其带来利益煤矿的违法行为开放绿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法外开恩，甚至官商勾结、官煤一体的格局。因此，治理煤炭开采中的乱象，还必须调整政府内部关系，使煤矿资源的收益在其间的分配更加简单清晰、合理规范。煤矿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6.从建构集约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看。要治理当今中国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产事故频发等各种乱象，必须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粗放型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耗费巨额能源而收效甚低。当今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远高于香港、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高于菲律宾、斯里兰卡、埃及、泰国等国家，介于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高速发展则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而原煤则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绝大部分。如此巨大的煤炭需求，急需改变乱采滥挖、超负荷采掘、违反安全生产、高矿难率的生产模式。二要改变低利用率，高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当今中国占煤矿总数90%的地方、乡镇和民营煤矿的资源回采率还不到16%，即便是国有大型煤矿，其回采率也不超过50%，远远低于60%-70%的国际回采率。煤炭能源造成的污染也是惊人的，2010年，我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硫达到了2000多万吨，烟尘排放达1200多万吨，不但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而且由此导致了30%的国土面积被污染，其中煤炭燃烧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占排放总量的75%。三要改变粗放的投资依赖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消费率则不断下降。从世界银行所提供的40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中国的投资率是最高的；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在进行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是最低的。这种状况反映到企业和劳动者身上，一方面是丰厚的企业利润，而另一方面则是微薄的劳动收入，资方和劳工之间地位悬殊，构成了劳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矿难问题时也说，只有当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当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在落后而危险的小矿井中工作却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的时候--中国的煤矿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治理中国煤矿生产中的各种乱象，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推进财富和权利的均等化。山西的煤企兼并重组仅仅是一种治标之举，并没有解决落后生产方式问题。发生在煤改之后的2010年的山西王家岭矿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煤矿兼并重组在治理煤炭行业乱象中的有限地位。
三、结论
第一，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山西等地这次开展的煤企兼并重组改革既不神秘，也不敏感，而是符合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举，理应是学术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使学术研究成为重大的经济改革助力。但是由于论者的认识盲误而发出的歪理邪论，使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为“冰区”，造成学术研究的不足，使人们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从而防碍人们指导实践的健康发展。为此对认为这次改革不合理、不合法，是政府行为，排斥了市场机制，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是“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行为，是历史的倒退等等论调，应当得出是认识盲区和理论误区的结论。
第二，煤炭资源整合涉及到国有重点煤矿、地方煤矿、乡镇煤矿和民营煤矿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这不仅是私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利益竞合，也是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产与权利的重新分配。因此，用“国进民退”定论这次煤改，既不全面，也不客观。理解和评价煤改，以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重大经济改革，都应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各级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两个维度来进行。前一个维度反映的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形式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后一个维度是各级政府间关系。这两个维度的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变革中的中国。
第三，煤改的目标是要治理煤炭资源开发中存在的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环境污染等乱象。治理的目的是维护煤炭业所承担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公共价值，为此，谁牺牲了公共利益，谁就应被革除，不能因为是私有资本，就可以作恶多端、为所欲为。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由粗放的发展方式向集约的创新的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总会留下沉痛的教训。
第五，企业兼并重组是一种有效的治标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存在的问题起到缓解的作用。然而，从根本和长远看，煤炭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农民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财富和权利的均等化发展，一句话，有赖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责任编辑：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