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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民主生活会的新闻，频频进入民众视野。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委领导班子，都在召开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制度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而产生的，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完善，对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提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当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李颖和齐雄同志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这个原则。
从历史上看，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四大前的党章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1927年中共五大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缺乏经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曾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闽西长汀白砂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并决定组织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并依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作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后，又致信毛泽东：“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字玉阶——作者注）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收到中央指示和陈毅的信后，随即赶赴红四军前委驻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面。朱德和陈毅当着毛泽东的面作了自我批评。朱德承认过去的争论，自己是错的。陈毅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来打倒和稀泥的“陈毅主义”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最终凝心聚力；他们亲力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1935年1月15日，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同时又强调失败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所致。然而，博古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甚至没能得到同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认可。在周恩来的副报告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而非其他。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了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 接下来，毛泽东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即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代表了中央各位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想法。陈云在会后的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那凯丰为什么不同意呢？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过，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进行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批评，并从组织上作相应调整，但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重在吸取教训。对于博古，仍然安排了适当的领导职务；对于周恩来，仍然委以重任。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
贺子珍曾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延安整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典范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在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作自我批评。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再次作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张闻天的自我批评不是说的空话，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了农村，以自己的行动“补课”去了。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批评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林伯渠批评自己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任弼时批评自己“毫无军事知识”，等等。
李维汉当时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是在立三路线和中央苏区时期在中央担任过领导工作。在会上，不少同志对李维汉提出了较重的批评，有的言辞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与会者都是在党内外有很高名望的领导人。但他们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坦然承认过错并愿意改正，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
在此基础上，1942年春开始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后期，审干工作中出现了偏差，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
（未完待续）
民主生活会制度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而产生的，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完善，对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提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当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李颖和齐雄同志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这个原则。
从历史上看，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四大前的党章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1927年中共五大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缺乏经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曾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闽西长汀白砂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并决定组织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并依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作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后，又致信毛泽东：“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字玉阶——作者注）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收到中央指示和陈毅的信后，随即赶赴红四军前委驻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面。朱德和陈毅当着毛泽东的面作了自我批评。朱德承认过去的争论，自己是错的。陈毅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来打倒和稀泥的“陈毅主义”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最终凝心聚力；他们亲力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1935年1月15日，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同时又强调失败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所致。然而，博古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甚至没能得到同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认可。在周恩来的副报告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而非其他。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了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 接下来，毛泽东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即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代表了中央各位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想法。陈云在会后的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那凯丰为什么不同意呢？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过，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进行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批评，并从组织上作相应调整，但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重在吸取教训。对于博古，仍然安排了适当的领导职务；对于周恩来，仍然委以重任。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
贺子珍曾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延安整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典范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在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作自我批评。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再次作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张闻天的自我批评不是说的空话，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了农村，以自己的行动“补课”去了。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批评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林伯渠批评自己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任弼时批评自己“毫无军事知识”，等等。
李维汉当时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是在立三路线和中央苏区时期在中央担任过领导工作。在会上，不少同志对李维汉提出了较重的批评，有的言辞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与会者都是在党内外有很高名望的领导人。但他们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坦然承认过错并愿意改正，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
在此基础上，1942年春开始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后期，审干工作中出现了偏差，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
（未完待续）